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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徐锡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重要领袖；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中国早期的革命教育家之一。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任教和兴办的学堂就多达6所，其中既有普通学堂也有军警学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锡麟在短短6年的办学过程中，由始至终推行带有鲜明色彩的军体教育，培养出大批青年革命才俊，堪称“中国推行军体教育第一人”。
为“救亡图存、开启民智”而投身教育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汉族，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富绅家庭的徐锡麟自幼聪颖好学，读书成绩优异，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取秀才，后来又考取副贡。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他逐渐接触并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甲午战败后，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对此，他痛心疾首，从此经常阅读进步书籍，邀集一些热血青年到自己的住所讨论御敌卫国、救亡图存之道。
这段时间，他写了不少文章来抒发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在《韩信登坛之对、诸葛亮草庐之谈、王朴平边之策论》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当今外患猖狂，日盛一日，俄横于北，其势负隅不可改也；德肆于东，其兵强劲不可敌也；英、法并峙于西南，一据缅甸、以窥永昌，一据越南、以临蒙自，有挟而求不可击也。”接着又写了《问罗马为意大利所据，教皇权势已去，而中国教祸反剧，其故何在》一文，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严重后果：“自中外互市以来，门户洞辟，中国之利源，日流入外域，中人之膏血，日耗于外洋……时至今日，内忧作矣，外患乘矣，人心动矣，社稷危矣。”
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绍兴开明士绅徐树兰等人创办了绍郡中西学堂，传播维新思想。该学堂成为绍兴有识之士了解维新变法、汲取西学新知识的重要窗口，唤醒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作为时刻关注局势发展的有志青年，徐锡麟经常去学堂阅览维新报刊。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徐锡麟与同时代的维新派一样，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民智未开，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发展教育，创办报刊、书局进行舆论宣传，以唤醒国人。于是，徐锡麟渴望有一天自己能开办一所新式学堂，为开启民智、改变国家的贫弱现状作贡献。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庚子之乱”后的统治危机，开始推行新政，谕令各地广泛兴建各类新式学堂，着力培养新式人才。为了贯彻清廷的意旨，绍兴知府熊起蟠将“中西学堂”改办为绍兴府学堂。由于热心学务，且精通“经、算”之学，徐锡麟被聘为该学堂的经学兼算学教习。从此，徐锡麟开始探索兴教救国的途径。
尽管算学、外语这些新式课程已经列入了新学堂的课表，然而此时科举制度尚存，读经制艺依然是绍兴府学堂的主要课程。此外，学堂还设有“总校”一职，由“深孚众望”的乡贤担任，负责评阅国文月考试卷。徐锡麟则把算学与军事技术和政治变革联系起来，指出“吾侪将来行军，须先测明地点和途径……胜算可决。平时治地，莫善于测明其地之大小……”，启发学生认识学习算学的重要性。
由于在办学过程中展示了突出的才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徐锡麟升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为了更好地培养新式人才，徐锡麟利用副监督的职权废除了总校一职，将空出来的课时用于开设崭新的军体课程，由他亲任教习，在大力开展体育活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徐锡麟还向学生们传授基础武术。
徐锡麟虽是秀才出身，却有着相当扎实的武术根底。据徐锡麟的侄子徐学圣撰文回忆，徐锡麟自幼便十分爱好武术。在他刚满12岁时，有个外地和尚到他家化缘，听说该和尚有一身武艺，徐锡麟就一路追着和尚请求收他为徒。他父亲知道此事后，气得差人将他拖回来禁闭室中。然而，性格倔强的徐锡麟并没因此而放弃学武，他时时找机会溜出家门，去邻近一些略懂武艺的农民家里学习格斗技术。年龄稍长后，他又拜绍兴平水镇显圣寺中的方丈为师，勤学苦练拳术……
就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后，徐锡麟加快了兴教救国的步伐，他知道只有开办更多的学堂，让更多的人接受新式教育，才可能收到“开启民智”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早在1901年下半年，徐锡麟就曾支持朋友陈志军在东浦开设蒙学并代为撰写呈文，禀请山阴县发给“照会”。1902年10月，他又积极支持蔡元培创办越郡公学，他一面推荐宗加弥为办学总理，一面为公学商借了绍兴城内能仁寺宇作校舍。到了1903年初，徐锡麟更是创办了浙江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明道女校。
尽管这时期徐锡麟全力以赴地进行“开启民智”的工作，但他仍然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地主豪强和“封疆大吏”身上。他撰文盛赞维护元朝统治的察罕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并称刘福通农民起义军为“贼”，“而曾左诸公，同起义师，欲平大难，是不妨与察罕后先合结矣”。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的徐锡麟对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依然抱有很大的幻想。
为鼓吹革命、推翻清廷而创办大通学堂
1903年春，徐锡麟随同绍兴学堂教习、日本友人平贺深造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会后又到了东京。他亲眼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的兴旺发达，从而更感受到清廷的顽固腐败给祖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时东京留日学生已达千余人，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找救国真理，在国内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激励下，认清了清廷是“洋人的朝廷”，于是从忠君爱国的立场转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4月18日，沙俄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继续霸占我东北地区。日本报纸披露这一消息后，留日学生大愤，在东京组织了“抗俄义勇队”，明确提出“排满革命”的口号。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使徐锡麟领悟到“宗邦削弱，实源于祖国之陆沉”。
6月30日，上海“苏报案”发生，民主革命家章炳麟被捕入狱。针对此事，浙江留日学生举行集会，向清廷表示抗议并商议营救章炳麟的办法。在这次集会上，徐锡麟遇到了陶成章和龚味荪，并结识了“抗俄义勇队”的代表钮永建。徐和他们一再倾谈国内外的形势后，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中国如果不来一次彻底革命，什么实业救国、通商惠工，统统都只能是空谈。于是，徐锡麟心中“颠覆清政府之念，由此益专”。 回国后，徐锡麟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又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设爱国学社等进行反清革命的实践中得到启示，认为革命应该从培养专门的人才方面入手。因此，他在家乡东浦办了一所新式学堂，取名为“热诚学堂”，邀请陈德谷、沈钧业等革命志士和绍兴学堂中的进步学生为教习。开学的时候，徐锡麟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有热心人可与共学”，下联是“具诚意者得入斯堂”，将“热诚学堂”4字嵌入联中，这个学堂名字反映了他的办学宗旨在于培养具有救国热心和革命诚意的人才。
从这时候起，徐锡麟通过课堂和各种机会宣传革命，提高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觉悟。经过他的努力，学堂的影响迅速扩大，受到进步人士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绍兴一带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聚集地。这也引起了当地封建势力的不满，他们对徐锡麟的所作所为百般攻击，但热诚学堂经过努力还是坚持办下来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月，徐锡麟去上海活动，拜见了光复会领袖蔡元培、陶成章，经他们介绍加入了光复会，从此正式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此后不久，留学日本青山实践女校的秋瑾在陶成章的介绍下来到绍兴会见徐锡麟，两人相谈颇为投机，徐不仅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并将其安排在明道女校及热诚学堂担任体操教习。两所学堂在原来的基础上，强化了军体教育。为进一步渲染“军体色彩”，徐锡麟还从南京的兵轮上请来了一位军乐手，教学生以军乐。在秋瑾的努力下，许多绍兴女青年走出了家门，投身到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明道女校遂成为绍兴地区反封建的一面旗帜。
自从加入光复会后，徐锡麟利用一切机会积极联络绍兴及周边地区的会党，并在会党中发展光复会会员。这时，徐锡麟已经不满足于仅仅通过热诚学堂为革命摇旗呐喊了，而是急切地希望开设一所军事学校，将会党中的骨干分子分批培训成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徐锡麟的想法得到了许克丞、陈志军和孙德卿等革命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们计划沿用清朝统治阶级所设“武备学堂”的名称，借用绍兴东浦大通桥畔的普济寺作为校址，开办一所“大通武备学堂”。不料此事为徐锡麟之父徐鸣凤先生所知，性情顽固的他阻止大通（普济）寺方丈把房屋借给自己的儿子。校址商借不成，加之清末兴学章程规定武备学堂不允许民办，筹办工作一时陷入困顿。
陶成章闻讯后专程从上海赶到绍兴，建议将“大通武备学堂”改名为“大通师范学堂”，避免与清政府的规定相抵牾，并由他出面向浙江学务处递票立案，很快获准。与此同时，想在地方兴学事务中一展身手的山会豫仓董事徐贻荪愿意将豫仓空房借作校舍，大通师范学堂于是顺利进入筹办阶段。陶成章为学堂制订章程，规定在校学生自动成为光复会会员，卒业学生受学校办事人节制，从组织上保证了光复会对学堂的领导，为大量发展光复会员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徐锡麟以供“各校体操所用”的名义，经知府熊起蟠批准购买了九响枪50杆、子弹2万发，逐步使大通师范学堂成为一所真正的革命军事学堂。
大通学堂的课程设置以军事体育（包括器械体操、兵式体操、夜行军、爬山、游泳）为中心，另设音乐、图画、英文、日文、代数、测绘、国文、地理、历史等科目。学堂分为特别班和普通班。前者学生全部都是会党成员，他们都只练操习武，不修其它学科，每月演习4小时，演习地点在近郊和野外。每天三操四讲，荷枪实弹开展军事演习，俨然一陆军学校。后者一部分是会党成员，还有一部分是在社会上召集的。这批学生除学习文化基础课外，仍然侧重于体操和军事。如数学一科系学堂自编教材，凡四则、分数、小数、比例和浅近代数、三角以至测量，题材悉与军事有关。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广泛的招生宣传，各地会党骨干和有志青年纷纷来校报名。1905年9月22日，大通师范学堂正式开学。学堂课程仿照日本振武学校设置，尤其重视军事体育。光复会会员徐锡麟、陶成章和王金发等人先后在大通学堂担任教员，与学生同吃同住，经常在学堂举办的演讲会上抨击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瑾出任学堂帮办后，进一步加强师资力量，扩大招生规模，严格进行军事训练，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个革命的策源地至此初具规模。
为发动起义，设法掌控安徽巡警学堂
就在徐锡麟埋首大通师范学堂的办学活动时，传来了清政府要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并将编练任务分配到各省限期完成的消息。陶成章敏锐地感到，各地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必将急需大批的军事人才，这无疑为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打入官场的绝好时机。于是他马上建议光复会的骨干分子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徐锡麟深以为然，力表赞同；许克丞也觉得这是完全能够行得通的绝妙计策，主动表示可以提供捐官所需的经费。于是，大家商定徐锡麟捐道员，陶成章、陈志军捐知府，陈德谷、龚宝铨捐同知，分报步兵科、炮兵科、骑兵科和工兵科，赴日本学习军事。考虑到徐锡麟表叔俞廉三曾先后担任过湖南、山西巡抚，在官场上有一张关系网，大家一致推举徐锡麟负责通过俞廉三具体经办“纳粟捐官”事宜。
俞廉三果然神通广大，积极为他们办妥纳捐手续后，并函请浙江巡抚寿山给徐锡麟等人去日本学习陆军提供方便。是年冬，徐锡麟携妻与陈伯平、王金发、沈钧业等一行15人前往日本。清政府派驻日本的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对徐锡麟等进入军事学校学习横加干涉，先以他们不是官费生拒绝保送振武学校；待到浙江方面确认他们具有官费资格后，又说不能为5人单独开设一班加以搪塞。好不容易达到开班人数，徐锡麟却因眼睛高度近视而无法通过入学体检。徐锡麟奔波数月，“学习陆军，谋取军权”的计划功亏一篑，只好黯然回国。
接下来，徐锡麟决定另辟蹊径，以道员身份谋取官职，打入官场进行革命活动。经过请托，徐锡麟被分发安徽任用，俞廉三利用与安徽巡抚恩铭之间的师生关系，向他极力推荐。恩铭任命徐锡麟为安徽陆军小学堂会办，从而为他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场所。在准备前往安庆赴任时，徐锡麟对秋瑾等革命同志慷慨激昂地说：“为了推翻清廷，我们应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庆去，就是准备流血的！” 安徽陆军小学堂的前身是武备学堂，培养目标为造就具备初级资格的军人。安徽遵照清廷练兵处奏定章程，于1906年改武备学堂为陆军小学堂。当时学堂招收的正额、附额学生共有124名，年龄从15岁到18岁。主要课程除了一般的文化课外，还开设图画、训诫、操练和兵学等军事课程，但学生不发给枪械。就是说，陆军小学堂的学生算不上武装力量，利用他们发动武装起义对清廷并没有太大的威慑力。
在徐锡麟看来，恩铭委任他做陆军小学堂会办无非是为了照顾俞廉三的面子，但徐锡麟仍然认真对待这份工作，把这当成进入军界的阶梯。为此，他每日督课甚严，出操训话，虽遇烈日暴雨也不回避。功夫不负有心人，徐锡麟的勤勉终于获得了恩铭的赞赏。俞廉三亦受托适时地再次写信给恩铭，称赞徐锡麟的才干，请其“务加重用”。1907年2月，恩铭委任徐锡麟为安徽巡警处会办兼新近成立的巡警学堂会办。至此，徐锡麟终于达到了前来安徽的目的。
安徽巡警学堂创办于1906年7月，学堂分官生、兵生两个班，官生100名、兵生200名，每期训练3个月。主要课程有国文、法律、巡警业务常识、军事战术、操练及武术等；每名学生配备九响枪一枝，武器装备较好。对急于掌握武装、发动革命的徐锡麟来说，这无疑是一支极有价值的军事力量。因为当时驻安庆的新军仅有步兵、骑兵、炮兵各1营，工程兵、辎重兵各1队，且多为徒手。他决心将巡警学堂改造成安庆的革命基地。为此，徐锡麟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将学堂的教学训练搞得有声有色，暗地里加强对学生的革命教育，利用课余时间找学生谈话，讲解国内外形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生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渐渐聚集在徐锡麟周围，革命觉悟不断提高。
1906年冬，由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已担任大通学堂帮办的秋瑾秘密来到安庆。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商定以光复军的名义，在浙、皖两省大举起义，由徐锡麟、秋瑾分别担任正、副统领。计划浙江会党于7月6日在金华起事，安庆会党在7月8日举事；待浙江起义成功后，秋瑾带兵经处州出江西来安庆，与安徽起义军会合后再沿江而下，直捣南京。
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徐锡麟一面积极联络皖北地区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的汉人军官，一面将革命党人陈伯平、马宗汉安排在巡警学堂任教习，然后创造条件将巡警学堂的实权掌控在自己手中。在巡警学堂，会办只是副职，它的上面设有总办，由旗人世善兼任。世善为人阴险狡诈，时时处处监视徐锡麟的举动。为让起义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徐锡麟找了个机会单独请世善吃饭，在他的酒中下了慢性毒药，没过多久世善便“暴病身亡”了。
7月6日，徐锡麟亲率革命党人与清军搏斗一整天，亲手击毙安徽巡抚恩铭。然终因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加上叛徒的出现及种种客观条件的变化，寡不敌众，被俘就审。徐锡麟在敌人法庭上威武不屈，慷慨陈词，视死如归，次日凌晨，英勇就义。安庆起义以失败告终。然而，安庆起义的爆发，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集团；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等烈士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冲锋陷阵，从而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覆灭。
余 音
徐锡麟烈士英勇就义后，其遗体先埋于安庆市百花亭旁，不久又移葬于马山。被徐锡麟击毙的安徽巡抚恩铭的家属余恨未消，仍企图掘墓毁尸，以泄私愤。安徽巡警学堂的革命学生骨干得知这一消息后，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叫“竹林会”的组织，专门研究保护烈士墓的办法。经过反复研究，竹林会认识到硬拼不行，决定设立疑冢以迷惑敌人。于是，学生们将烈士墓铲平，铺上草皮，而将稍远处的七八个老坟培上新土，使抚院衙门来的人无法认出徐墓。由于竹林会的努力，徐锡麟烈士的遗骨最终得以保存。
辛亥革命成功后，徐锡麟烈士的四弟徐锡骥奉浙江都督之命，乘军舰来安庆收殓烈士遗骨回原籍安葬。徐锡骥到安庆后，竹林会的同学们取出烈士遗骸，安放在西门外同善堂，并隆重举行追悼会，由当时安徽都督孙少侯主祭，巡警学堂的学生凌孔彰报告烈士的英雄事迹。此后，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成立了安徽巡警学堂同学会，其宗旨是继承烈士的遗志，宣扬烈士的革命精神。文
为“救亡图存、开启民智”而投身教育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汉族，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富绅家庭的徐锡麟自幼聪颖好学，读书成绩优异，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取秀才，后来又考取副贡。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他逐渐接触并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甲午战败后，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对此，他痛心疾首，从此经常阅读进步书籍，邀集一些热血青年到自己的住所讨论御敌卫国、救亡图存之道。
这段时间，他写了不少文章来抒发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在《韩信登坛之对、诸葛亮草庐之谈、王朴平边之策论》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当今外患猖狂，日盛一日，俄横于北，其势负隅不可改也；德肆于东，其兵强劲不可敌也；英、法并峙于西南，一据缅甸、以窥永昌，一据越南、以临蒙自，有挟而求不可击也。”接着又写了《问罗马为意大利所据，教皇权势已去，而中国教祸反剧，其故何在》一文，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严重后果：“自中外互市以来，门户洞辟，中国之利源，日流入外域，中人之膏血，日耗于外洋……时至今日，内忧作矣，外患乘矣，人心动矣，社稷危矣。”
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绍兴开明士绅徐树兰等人创办了绍郡中西学堂，传播维新思想。该学堂成为绍兴有识之士了解维新变法、汲取西学新知识的重要窗口，唤醒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作为时刻关注局势发展的有志青年，徐锡麟经常去学堂阅览维新报刊。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徐锡麟与同时代的维新派一样，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民智未开，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发展教育，创办报刊、书局进行舆论宣传，以唤醒国人。于是，徐锡麟渴望有一天自己能开办一所新式学堂，为开启民智、改变国家的贫弱现状作贡献。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庚子之乱”后的统治危机，开始推行新政，谕令各地广泛兴建各类新式学堂，着力培养新式人才。为了贯彻清廷的意旨，绍兴知府熊起蟠将“中西学堂”改办为绍兴府学堂。由于热心学务，且精通“经、算”之学，徐锡麟被聘为该学堂的经学兼算学教习。从此，徐锡麟开始探索兴教救国的途径。
尽管算学、外语这些新式课程已经列入了新学堂的课表，然而此时科举制度尚存，读经制艺依然是绍兴府学堂的主要课程。此外，学堂还设有“总校”一职，由“深孚众望”的乡贤担任，负责评阅国文月考试卷。徐锡麟则把算学与军事技术和政治变革联系起来，指出“吾侪将来行军，须先测明地点和途径……胜算可决。平时治地，莫善于测明其地之大小……”，启发学生认识学习算学的重要性。
由于在办学过程中展示了突出的才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徐锡麟升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为了更好地培养新式人才，徐锡麟利用副监督的职权废除了总校一职，将空出来的课时用于开设崭新的军体课程，由他亲任教习，在大力开展体育活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徐锡麟还向学生们传授基础武术。
徐锡麟虽是秀才出身，却有着相当扎实的武术根底。据徐锡麟的侄子徐学圣撰文回忆，徐锡麟自幼便十分爱好武术。在他刚满12岁时，有个外地和尚到他家化缘，听说该和尚有一身武艺，徐锡麟就一路追着和尚请求收他为徒。他父亲知道此事后，气得差人将他拖回来禁闭室中。然而，性格倔强的徐锡麟并没因此而放弃学武，他时时找机会溜出家门，去邻近一些略懂武艺的农民家里学习格斗技术。年龄稍长后，他又拜绍兴平水镇显圣寺中的方丈为师，勤学苦练拳术……
就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后，徐锡麟加快了兴教救国的步伐，他知道只有开办更多的学堂，让更多的人接受新式教育，才可能收到“开启民智”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早在1901年下半年，徐锡麟就曾支持朋友陈志军在东浦开设蒙学并代为撰写呈文，禀请山阴县发给“照会”。1902年10月，他又积极支持蔡元培创办越郡公学，他一面推荐宗加弥为办学总理，一面为公学商借了绍兴城内能仁寺宇作校舍。到了1903年初，徐锡麟更是创办了浙江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明道女校。
尽管这时期徐锡麟全力以赴地进行“开启民智”的工作，但他仍然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地主豪强和“封疆大吏”身上。他撰文盛赞维护元朝统治的察罕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并称刘福通农民起义军为“贼”，“而曾左诸公，同起义师，欲平大难，是不妨与察罕后先合结矣”。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的徐锡麟对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依然抱有很大的幻想。
为鼓吹革命、推翻清廷而创办大通学堂
1903年春，徐锡麟随同绍兴学堂教习、日本友人平贺深造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会后又到了东京。他亲眼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的兴旺发达，从而更感受到清廷的顽固腐败给祖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时东京留日学生已达千余人，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找救国真理，在国内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激励下，认清了清廷是“洋人的朝廷”，于是从忠君爱国的立场转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4月18日，沙俄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继续霸占我东北地区。日本报纸披露这一消息后，留日学生大愤，在东京组织了“抗俄义勇队”，明确提出“排满革命”的口号。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使徐锡麟领悟到“宗邦削弱，实源于祖国之陆沉”。
6月30日，上海“苏报案”发生，民主革命家章炳麟被捕入狱。针对此事，浙江留日学生举行集会，向清廷表示抗议并商议营救章炳麟的办法。在这次集会上，徐锡麟遇到了陶成章和龚味荪，并结识了“抗俄义勇队”的代表钮永建。徐和他们一再倾谈国内外的形势后，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中国如果不来一次彻底革命，什么实业救国、通商惠工，统统都只能是空谈。于是，徐锡麟心中“颠覆清政府之念，由此益专”。 回国后，徐锡麟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又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设爱国学社等进行反清革命的实践中得到启示，认为革命应该从培养专门的人才方面入手。因此，他在家乡东浦办了一所新式学堂，取名为“热诚学堂”，邀请陈德谷、沈钧业等革命志士和绍兴学堂中的进步学生为教习。开学的时候，徐锡麟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有热心人可与共学”，下联是“具诚意者得入斯堂”，将“热诚学堂”4字嵌入联中，这个学堂名字反映了他的办学宗旨在于培养具有救国热心和革命诚意的人才。
从这时候起，徐锡麟通过课堂和各种机会宣传革命，提高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觉悟。经过他的努力，学堂的影响迅速扩大，受到进步人士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绍兴一带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聚集地。这也引起了当地封建势力的不满，他们对徐锡麟的所作所为百般攻击，但热诚学堂经过努力还是坚持办下来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月，徐锡麟去上海活动，拜见了光复会领袖蔡元培、陶成章，经他们介绍加入了光复会，从此正式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此后不久，留学日本青山实践女校的秋瑾在陶成章的介绍下来到绍兴会见徐锡麟，两人相谈颇为投机，徐不仅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并将其安排在明道女校及热诚学堂担任体操教习。两所学堂在原来的基础上，强化了军体教育。为进一步渲染“军体色彩”，徐锡麟还从南京的兵轮上请来了一位军乐手，教学生以军乐。在秋瑾的努力下，许多绍兴女青年走出了家门，投身到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明道女校遂成为绍兴地区反封建的一面旗帜。
自从加入光复会后，徐锡麟利用一切机会积极联络绍兴及周边地区的会党，并在会党中发展光复会会员。这时，徐锡麟已经不满足于仅仅通过热诚学堂为革命摇旗呐喊了，而是急切地希望开设一所军事学校，将会党中的骨干分子分批培训成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徐锡麟的想法得到了许克丞、陈志军和孙德卿等革命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们计划沿用清朝统治阶级所设“武备学堂”的名称，借用绍兴东浦大通桥畔的普济寺作为校址，开办一所“大通武备学堂”。不料此事为徐锡麟之父徐鸣凤先生所知，性情顽固的他阻止大通（普济）寺方丈把房屋借给自己的儿子。校址商借不成，加之清末兴学章程规定武备学堂不允许民办，筹办工作一时陷入困顿。
陶成章闻讯后专程从上海赶到绍兴，建议将“大通武备学堂”改名为“大通师范学堂”，避免与清政府的规定相抵牾，并由他出面向浙江学务处递票立案，很快获准。与此同时，想在地方兴学事务中一展身手的山会豫仓董事徐贻荪愿意将豫仓空房借作校舍，大通师范学堂于是顺利进入筹办阶段。陶成章为学堂制订章程，规定在校学生自动成为光复会会员，卒业学生受学校办事人节制，从组织上保证了光复会对学堂的领导，为大量发展光复会员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徐锡麟以供“各校体操所用”的名义，经知府熊起蟠批准购买了九响枪50杆、子弹2万发，逐步使大通师范学堂成为一所真正的革命军事学堂。
大通学堂的课程设置以军事体育（包括器械体操、兵式体操、夜行军、爬山、游泳）为中心，另设音乐、图画、英文、日文、代数、测绘、国文、地理、历史等科目。学堂分为特别班和普通班。前者学生全部都是会党成员，他们都只练操习武，不修其它学科，每月演习4小时，演习地点在近郊和野外。每天三操四讲，荷枪实弹开展军事演习，俨然一陆军学校。后者一部分是会党成员，还有一部分是在社会上召集的。这批学生除学习文化基础课外，仍然侧重于体操和军事。如数学一科系学堂自编教材，凡四则、分数、小数、比例和浅近代数、三角以至测量，题材悉与军事有关。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广泛的招生宣传，各地会党骨干和有志青年纷纷来校报名。1905年9月22日，大通师范学堂正式开学。学堂课程仿照日本振武学校设置，尤其重视军事体育。光复会会员徐锡麟、陶成章和王金发等人先后在大通学堂担任教员，与学生同吃同住，经常在学堂举办的演讲会上抨击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瑾出任学堂帮办后，进一步加强师资力量，扩大招生规模，严格进行军事训练，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个革命的策源地至此初具规模。
为发动起义，设法掌控安徽巡警学堂
就在徐锡麟埋首大通师范学堂的办学活动时，传来了清政府要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并将编练任务分配到各省限期完成的消息。陶成章敏锐地感到，各地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必将急需大批的军事人才，这无疑为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打入官场的绝好时机。于是他马上建议光复会的骨干分子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徐锡麟深以为然，力表赞同；许克丞也觉得这是完全能够行得通的绝妙计策，主动表示可以提供捐官所需的经费。于是，大家商定徐锡麟捐道员，陶成章、陈志军捐知府，陈德谷、龚宝铨捐同知，分报步兵科、炮兵科、骑兵科和工兵科，赴日本学习军事。考虑到徐锡麟表叔俞廉三曾先后担任过湖南、山西巡抚，在官场上有一张关系网，大家一致推举徐锡麟负责通过俞廉三具体经办“纳粟捐官”事宜。
俞廉三果然神通广大，积极为他们办妥纳捐手续后，并函请浙江巡抚寿山给徐锡麟等人去日本学习陆军提供方便。是年冬，徐锡麟携妻与陈伯平、王金发、沈钧业等一行15人前往日本。清政府派驻日本的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对徐锡麟等进入军事学校学习横加干涉，先以他们不是官费生拒绝保送振武学校；待到浙江方面确认他们具有官费资格后，又说不能为5人单独开设一班加以搪塞。好不容易达到开班人数，徐锡麟却因眼睛高度近视而无法通过入学体检。徐锡麟奔波数月，“学习陆军，谋取军权”的计划功亏一篑，只好黯然回国。
接下来，徐锡麟决定另辟蹊径，以道员身份谋取官职，打入官场进行革命活动。经过请托，徐锡麟被分发安徽任用，俞廉三利用与安徽巡抚恩铭之间的师生关系，向他极力推荐。恩铭任命徐锡麟为安徽陆军小学堂会办，从而为他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场所。在准备前往安庆赴任时，徐锡麟对秋瑾等革命同志慷慨激昂地说：“为了推翻清廷，我们应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庆去，就是准备流血的！” 安徽陆军小学堂的前身是武备学堂，培养目标为造就具备初级资格的军人。安徽遵照清廷练兵处奏定章程，于1906年改武备学堂为陆军小学堂。当时学堂招收的正额、附额学生共有124名，年龄从15岁到18岁。主要课程除了一般的文化课外，还开设图画、训诫、操练和兵学等军事课程，但学生不发给枪械。就是说，陆军小学堂的学生算不上武装力量，利用他们发动武装起义对清廷并没有太大的威慑力。
在徐锡麟看来，恩铭委任他做陆军小学堂会办无非是为了照顾俞廉三的面子，但徐锡麟仍然认真对待这份工作，把这当成进入军界的阶梯。为此，他每日督课甚严，出操训话，虽遇烈日暴雨也不回避。功夫不负有心人，徐锡麟的勤勉终于获得了恩铭的赞赏。俞廉三亦受托适时地再次写信给恩铭，称赞徐锡麟的才干，请其“务加重用”。1907年2月，恩铭委任徐锡麟为安徽巡警处会办兼新近成立的巡警学堂会办。至此，徐锡麟终于达到了前来安徽的目的。
安徽巡警学堂创办于1906年7月，学堂分官生、兵生两个班，官生100名、兵生200名，每期训练3个月。主要课程有国文、法律、巡警业务常识、军事战术、操练及武术等；每名学生配备九响枪一枝，武器装备较好。对急于掌握武装、发动革命的徐锡麟来说，这无疑是一支极有价值的军事力量。因为当时驻安庆的新军仅有步兵、骑兵、炮兵各1营，工程兵、辎重兵各1队，且多为徒手。他决心将巡警学堂改造成安庆的革命基地。为此，徐锡麟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将学堂的教学训练搞得有声有色，暗地里加强对学生的革命教育，利用课余时间找学生谈话，讲解国内外形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生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渐渐聚集在徐锡麟周围，革命觉悟不断提高。
1906年冬，由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已担任大通学堂帮办的秋瑾秘密来到安庆。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商定以光复军的名义，在浙、皖两省大举起义，由徐锡麟、秋瑾分别担任正、副统领。计划浙江会党于7月6日在金华起事，安庆会党在7月8日举事；待浙江起义成功后，秋瑾带兵经处州出江西来安庆，与安徽起义军会合后再沿江而下，直捣南京。
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徐锡麟一面积极联络皖北地区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的汉人军官，一面将革命党人陈伯平、马宗汉安排在巡警学堂任教习，然后创造条件将巡警学堂的实权掌控在自己手中。在巡警学堂，会办只是副职，它的上面设有总办，由旗人世善兼任。世善为人阴险狡诈，时时处处监视徐锡麟的举动。为让起义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徐锡麟找了个机会单独请世善吃饭，在他的酒中下了慢性毒药，没过多久世善便“暴病身亡”了。
7月6日，徐锡麟亲率革命党人与清军搏斗一整天，亲手击毙安徽巡抚恩铭。然终因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加上叛徒的出现及种种客观条件的变化，寡不敌众，被俘就审。徐锡麟在敌人法庭上威武不屈，慷慨陈词，视死如归，次日凌晨，英勇就义。安庆起义以失败告终。然而，安庆起义的爆发，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集团；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等烈士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冲锋陷阵，从而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覆灭。
余 音
徐锡麟烈士英勇就义后，其遗体先埋于安庆市百花亭旁，不久又移葬于马山。被徐锡麟击毙的安徽巡抚恩铭的家属余恨未消，仍企图掘墓毁尸，以泄私愤。安徽巡警学堂的革命学生骨干得知这一消息后，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叫“竹林会”的组织，专门研究保护烈士墓的办法。经过反复研究，竹林会认识到硬拼不行，决定设立疑冢以迷惑敌人。于是，学生们将烈士墓铲平，铺上草皮，而将稍远处的七八个老坟培上新土，使抚院衙门来的人无法认出徐墓。由于竹林会的努力，徐锡麟烈士的遗骨最终得以保存。
辛亥革命成功后，徐锡麟烈士的四弟徐锡骥奉浙江都督之命，乘军舰来安庆收殓烈士遗骨回原籍安葬。徐锡骥到安庆后，竹林会的同学们取出烈士遗骸，安放在西门外同善堂，并隆重举行追悼会，由当时安徽都督孙少侯主祭，巡警学堂的学生凌孔彰报告烈士的英雄事迹。此后，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成立了安徽巡警学堂同学会，其宗旨是继承烈士的遗志，宣扬烈士的革命精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