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屈连江的扬琴班在东城区少年宫开课，高矮不齐的6个孩子站在面前，最小的只有4岁。
　　琴音叮咚，在两只琴竹的执着敲击下，越来越多的孩子带着扬琴纷至沓来，走进屈连江用深入浅出的教学构筑的扬琴天地，走进中国民乐悦耳动听的美妙世界。
　　60名孩子学琴，竟然要分别留出45份不同的作业。屈连江用如此不计精力付出，不计授课工本的“复式教学法”进行着自己民乐教育的艰难跋涉，也把开班时对家长说过的那句话清晰而认真地落在了实处——一切为了孩子。
　　传统洋琴教学使用的是好多年前编制的练习曲。洗手间里，两个孩子对练习曲单调机械缺少变化的抱怨引发了屈连江的思考。他开始从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歌曲和乐曲中创编扬琴练习曲，而创编过程常常是在奔赴几个教学点的路途上。那段时间，屈连江骑着自行车边蹬车边创作，想起一段旋律，就把车子停靠在路边，用小本子记录下来。
　　好多年之后，屈连江创编的350多首扬琴练习曲变成《扬琴独奏曲集》出版发行，其中既有适合低龄儿童演奏的《两只老虎》也有可以由青少年演奏的《春江花月夜》，人们却不知道在这一页页五线谱背后缀满了令人感慨唏嘘的创作故事。
　　
　　办学
　　
　　1986年，中国音乐学院业余音乐学校成立，屈连江走马上任当起校长。
　　学校招收孩子210多名，设立二胡、琵琶、扬琴、古筝、笙、唢呐、笛子7个专业班，聘请了一大批致力于民族音乐事业的专家来校任教。几年后，业余音乐学校先后在平谷、大兴等区县开设5所分校，招收学生700多名，成为全国学生最多，专业设置最齐的一所专门从事民乐业余教育的学校。
　　1989年1月20日，《音乐周报》发表了屈连江撰写的小文，题目为《以改革精神办好业余音乐学校》，从9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办学的独到做法。
　　为了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业余音乐学校采用聘任制和“提成式”，根据老师所教学生数量，用授课费提成体现多劳多得，制定规章制度，坚决赏罚分明。一次，两位老师给学生上课来晚了，按规定自罚300元。还有一次校长助理因下大雪无法去平谷为孩子授课，但未及时通知学校，“领获”了屈校长的严厉批评：“困难再大也不能不守信用！”
　　对于在市级比赛中获一等奖孩子的指导老师，校方一律奖励200元，立即兑现。而与学校给教师补贴分文不少“交相辉映”的是，本该屈连江本人领取的6万余元校长兼职费他却分文未取留做公用，让人心悦诚服。
　　学校是业余的，但音乐教育却非常专业。由于名声在外，山东、河南、山西、黑龙江、四川等地的同学也利用假期前来就学。
　　20多年来，屈连江和他的同事们凭着对民乐艺术的热爱和教学坚持不懈的努力，创造了在6000多名中小学生当中进行民乐普及教育的奇迹。
　　
　　比赛
　　
　　4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屈连江结识了新加坡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蔡翰枝先生。两位民族音乐教育的痴迷者在长谈中碰出了“火花”——通过设立中国赛区，将新加坡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办的“新加坡国际音乐舞蹈比赛”引入中国，让学习民乐和舞蹈的人有机会参与比赛。
　　为了民乐和孩子，“新加坡国际音乐舞蹈比赛”（中国赛区）艺术总监屈连江要求比赛的评委们将评审面孔“变得慈祥”，将那些原本有些紧张的小选手们当作自己的“孙子孙女”，热情地表扬成绩，和蔼地指出不足，别板着脸把孩子从音乐舞蹈里“吓跑了”。
　　对于比赛中获奖的合奏类集体项目，在屈连江的力主下改变了惯常的只发一份集体奖的颁奖方式，奖牌人手一块，上书“某某选手等选手荣获某项器乐合奏奖”，让银光闪闪的奖牌照亮孩子的自尊，为他们学习演奏音乐注入动力。
　　而对于比赛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屈连江和评委们也在与新加坡方面磋商后给予了不失严肃性公正性前提下的“特殊处理”。
　　2010年，比赛组委会接到了河北香河县一支农民乐团的来信。信中谈起他们特别想参加“新加坡国际音乐舞蹈比赛”，却因缺少经费无法参赛的尴尬。屈连江经过与评委磋商，最终决定组织评委奔赴香河，将“赛场”设立在这些农民的家门口，当场为他们打分评审，既满足了他们参赛的愿望，又免去了他们来京参赛的差旅费用。而对于另外一支来自山区的参赛队伍，组委会经过与其他选手充分商量，让他们提前演奏，打分评审后马上动身返乡，不至于在回家的路上“披星戴月”。
　　迄今为止，“新加坡国际音乐舞蹈比赛”已经在中国赛区运行四届，来自香港、新疆、广东、河南、内蒙古等地的几千名选手先后登上了器乐演奏、舞蹈比赛的舞台。
　　“我们想通过国际比赛，把咱们的业余艺术教育往前推进一步。重要的不是比赛，而是让更多的选手，特别是青少年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重视素质教育，如此，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屈连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