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变》是王文兴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以父与子两代人的关系变化为主线，由现在与过去两个时间纬度交错穿插，形成了“寻父”和范晔“成长”并行的叙事结构。王文兴用七年时间编写了这部仅有16万字的长篇小说，在语言方面标新立异，突破传统，超越常规，打破了语言固有的语法规范，使语言带有陌生化的形式主义色彩。除了语言上的独特性外，《家变》在思想主题上也颠覆了传统的“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以小家庭的生活现状映射了在金钱和西方文明影响下人性的扭曲，造成了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背离。
　　关键词：语言；独特性；“父慈子孝”；时间交错；《家变》
　　一：《家变》语言的标新立异
　　《家变》在语言文字方面独树一帜，尽管有人评论他的语言有诘屈聱牙、晦涩难懂之感，但他对语言的创新性也使语言文字摆脱了传统语法规范的束缚，使“死”的语言又赋予了新的生命。他勇于打破常规，大量使用非惯常可见的文字，并且自创新的表达方式，不仅引起读者注意，给人带来新奇之感，而且也更有利于小说内容的传达，使得语言更加形象化、立体化和新奇化。
　　王文兴的《家变》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陌生化的语言表达手法，他试用各种方式换回读者对文字的注目和体验，增强语言文字的视觉表现力，引发读者对语言文字的思索和解读，进而延长阅读时间，给读者带来新的审美感受。《家变》语言的陌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语词倒置：如“望希”、“熟蒸”、“较比”、“体身”等，将平常被人熟知的词语以倒置的形式构成新的表现形式，进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二，自创新词：如“久绞”、“蜗镇”、“汗方”等，作者通过自创新词从而更好满足自身表达的需要，同时也刺激读者对新词的思索。三，僻字：如“躇”、“跽”、“佇”、“也”等[1]，以不常用的文字代替具有相同意义的常见字，不仅有利于带给读者焕然一新之感，而且也有利于读者词汇量的扩展。四，特殊符号的使用：如加粗字体、加注符号、用注音符号及英文字母标音等，“不――要――在――看――书――时――打――扰――我”（1），通过使用特殊符号将字与字隔开，进而加强了说话人的语气和被打扰时厌烦的情态。
　　《家变》的语言除了使用新奇手法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之外，同时也注重对语言节奏的把控和语言听觉效果的传达。王文兴通过留空、加注符号、文字重复、长短句式的交替使用等语言技巧，以达到适度掌控读者的阅读速度、拉长或减缓文章节奏的效果。如“又是又是提到汽车，又是提到汽车”（2）中“又是”二字的重复使用，既加强了语言的节奏，同时也表达了说话人气急败坏、急切的态度。不仅如此，王文兴的语言特别注重拟声词的使用，如“哎”、“”等来增强语言的听觉表现力，使语言更加真实可感，而且王文兴还自创拟声词以为了满足语言表达的需要。王文兴的语言除了追求独特性和创新性外，也有通俗化、生活化的倾向。如“先苦后甜杅橄命”、“蕃薯饭配鸡”、“人命就像风头烛”等风趣幽默的语言，既具有生活化气息，又有哲理性的韵味。
　　在王文兴的笔下，语言文字另辟蹊径，打破了传统固有的语法范式和规则体系，赋予了文字新的活力，以新的形式引起讀者的注意，延长阅读时间，带来审美感受。但王文兴的语言过于极端化，在营建新奇效果的同时也加深了阅读的难度、造成了阅读障碍，使语言文字晦涩、艰深，并且过分追求语言的独特性有时也给人一种生拉硬拽、不够自然之感。
　　二：叙事内容的今夕交错与循环往复
　　《家变》不仅在语言上不合常规、突破传统，而且在叙事内容上也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小说以“1966年4月10日下午3点（一个多风的下午）”开始，又以“时间过去了有几几及两年之久的1968年的春天傍晚”结束，时间贯彻了小说叙事的始终，故也有人称《家变》为时间之书。小说以父与子的关系变化为主线，由今夕两个时间纬度交错穿插，既相互平行但又有所交织。
　　《家变》以父亲范闽贤的离家出走为开端，在“寻父”的过程中又穿插了范晔这个人物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小说用章节1～157的叙事结构展现范晔的成长，以英文字母A-O的表示方式描写“寻父”的过程。范晔的成长代表着对过往的回忆，而“寻父”又将读者视线由过去拉了回来，重新关注父亲走失后家庭的变化和父亲的走向。小说在呈现方法上，现在的时间几乎停滞不动，也几乎没什么事情发生，过去的时间似乎透过范晔的记忆来呈现，往往以一个个单独存在而不太互相连贯的场景或事件的形式出现（3），使小说呈现出碎片化的表现效果。《家变》今昔时间交错的章节安排既打破了传统叙事结构的平板、单调，有助于读者在两个时间纬度里跳跃，使阅读更富有趣味性；同时又将两个时间节点有机结合起来，有种时间蒙太奇的表现效果，而且也有助于范晔人物成长过程的展现。
　　《家变》在叙事结构方面，除了今昔内容的交错安排外，叙事结构的循环往复也是小说中比较引人关注的叙事方法。在时间的长河里，适当的时间节点中小说的叙事结构是相同的，但又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新的时间节点取代了旧的时间点，于是与这一时间点相契合的叙事结构应运而生，进而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结束。《家变》中关于“寻父启示”的描述便很好的贯彻了叙事结构的循环往复这一叙事技巧。小说在C-F章中的寻父启示是相同的，然而H-I又是另一则新的寻父启示，K-N部分又是一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踪的时间也越来越久，被寻回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寻父启示的内容也越来越简洁。
　　《家变》时间交错的章节安排在叙事结构上是一种创新，在现在的时间纬度中穿插对过往的追忆，使现在和过去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用双线条的时间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叙事的单调性，使小说叙事更富有趣味性，更容易引起读者兴趣。不仅如此，叙事结构的循环往复在创新形式的同时也更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推进和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展现，使叙事由静态变成了动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也很容易看清楚作者对同一件事态度的转变和心理变化。
　　三：对传统“父慈子孝”观念的颠覆 　　《家变》在叙述父与子的关系状态时是处于两种极端的，范晔幼年时期对父亲爱的程度和长大后对父亲的厌恶程度都达到了顶峰，而作者恰恰用这种极端性的差距向读者展现了传统孝文化、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规范、“父慈子孝”观念在他笔下彻底的瓦解，而这无疑不是对传统的背叛和偏离。
　　《家变》中父子关系的矛盾激化是以范晔对家和父亲认识的转变为导火索的，小时候的范晔对家的依赖性十分强烈，那时候的家在他心里是温暖美好的，父母是他最好的陪伴者和保护者。但是后来由于范晔学父母说话被打和同父亲玩摔跤游戏时被父亲打败后，心中对父亲的恨便渐渐取代了先前的爱。家不再是他的伊甸园，而且成了他的桎梏和枷锁，成了他的地狱和牢笼。（4）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家！家是什么？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种制度！它也是最最残忍，最不人道不过的一种组织！”（5）范晔对父亲的认识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幼年时期把父亲当成自己的英雄、偶像到成年后对父亲丑陋外表的极端厌恶，这一转变也表现了范晔试图摆脱传统伦理、道德、责任的牢笼，而追求个人的自由。
　　在范晔对家和父亲的认识逐渐恶化中他对父亲的态度也越来越残暴，他试图摆脱父亲的束缚，但不料自己又成了權力的独裁者。在范晔的虐待下，父亲终于难以忍受进而离家出走，而两年的寻父过程也以无果告终，并且范晔认为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他和母亲仿佛过的更加幸福了，由此也表现出他对父亲的不重视和对小“孝”文化的背离。然而导致这一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受到西方意识的强烈冲击，范晔认为西方文明里根本不认为“孝”与“不孝”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以西方的思想意识为导向，西方文化的流动给台湾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新的变动深刻的影响着范晔的认知。二是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在物质价值不断膨胀的社会中，人们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不断降低。金钱、利益冲淡了人伦关系，在范晔认为你花我的钱就得接受我的管制，这是彻头彻尾的商业伦理观。在西方意识和金钱至上的观念的指使下，范晔逐渐走向了丧失道德、不合情理、有悖人伦的极端，造成了父亲离家出走的悲剧结局，颠覆了传统“父慈子孝”的伦理观。
　　总而言之，《家变》的艺术创作无论是在语言文字的描写和小说叙事内容的表达上都极具独特性，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新奇之感。在文章主题的表达上对传统的伦理观进行了颠覆，彻底背离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家变》在小说的创新方面极有建树，但它也走向了一种语言文字雕琢和对传统文化背离的极端，这也是它被后人所诟病的局限性所在。
　　注释：
　　（1）（2）（5）王文兴：《家变》，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第125页，第170页
　　（3）陈建忠、应凤凰、邱责芬、张诵圣、刘亮雅合著：《台湾小说史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10年11月15日，第229页。
　　（4）田锐生：《台港文学主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66页。
　　参考文献：
　　[1]张汉良：《浅谈〔家变〕的文字》，载自《中外文学》，1卷12期，民国62年5月版。（外用双内容单书名号）
　　[2]黎湘萍：《文学台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张汉良：《中国现代文学评论集》，台北：中华文艺月刊社，民国6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