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年前,中国归于一统。在政制层面的统一之外,始皇帝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就是“立标准”——“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实际上,更早以来,试图统一全中国的标准和规范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礼记•中庸》概括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直到秦灭六国,在强力政令下,这种理想才首次初步实现。费孝通写到,秦始皇做了几件重要的事,就是车同轨,书同文,立郡县和确立度量衡的标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为统一体立下制度化的规范。车同轨和度量衡的标准化是经济统一的必要措施。书同文就是把各国的通用符号统一于一个标准,也就是把信息系统统一了起来。
　　然而,在随后两千年里,划一的标准从来没有被完全落实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在这样的“存异”与“求同”间循环往复。
　　可以说,中华帝国在“标准”的意义上,从来没有达成真正的“统一”——直到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标准”——西方的、工业化的、现代文明的新规则。它,给中国带来的,是旧与新、中与西的嬗变与接轨。
　　在“标准”的碰撞和演替背后,既有枪炮,也有面包。西方需要敲开这个庞大市场而推行之,中国需要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文明,也不得不接纳之。
　　这是一个文明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规则与规范重新确立和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以农业和农耕为核心建立起的一整套“衣食住行”的生活规范都完全被打破和摒弃,而以机器生产和精细化社会分工为要求的标准,则一步步地侵入、影响,并最终主导了此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被上海海关大楼上滴滴答答的钟表所寓意的格林威治时间观所取代;以皇帝个人即位为准则的纪年方式,被国际通行的公元纪年所取代;那种纷繁复杂,各自不一的尺、寸、合,被精确的“吨”、“公尺”、“公里”等等现代计量标准所取代;长袍马褂被西服、中山装所取代;驳杂难懂的方言,也逐步开始向统一标准的“普通话”靠拢……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从走路的方式到头上的发式、从交往的礼仪到居住的模式,从行文的顺序到消费习惯,没有一种生活理念不被革新,没有一种生活方式不被改变——我们当下的一切种种,无不可追溯到这些在微细处给我们塑立的路标。
　　由是观之,百余年来的巨变,不仅仅是显现在上层建筑,如政体、思想、制度等层面,如民主、自由、平等,更是隐现于文明的另一个层面——社会生活之中。但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变化,却更加深刻,更为长远地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面貌。如果说前者是“万国公理”,后者则是“万国公制”。
　　这种演进的主线,是由旧到新的更替,由中到西的“接轨”,或者说是由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万象更新,构成了现代中国生活的“万物之始”。
　　从更大的时空来看,如果说秦始皇完成了中华帝国之内的“一统”,则百年前的这次“变法”, 则将中国纳入了全球文明秩序中;接下来是1949年以后,所有中国人再度被纳入新意识形态建构的“标准”;然后是1978年,“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重新成为这个国家的诉求,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