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地区传统民居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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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历史时期,受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的影响,我国南北方居住文化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五杂俎》中载,“南人有无墙之室,北人不能为也;北人有无柱之室,南人不能为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楼,行于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万斛之窖,藏于地中。”[1]南北间由于地域跨度广,地理环境区别大,民居文化迥异。汉中虽属西北五省之一的陕西省管辖,但其民居文化在发展演进中,受南方文化影响更大。
   关键词:汉中地区 民居 风俗
  汉中地区位于陕西省南部,地理环境优越,北倚秦岭,南屏巴山,汉江及嘉陵江穿中而过,水量丰盈且在腹地形成了平坦的冲积平原。气候宜人,以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为主。其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华阳国志》载,汉中“本庸国地。周匡王二年,巴、秦、楚灭庸,其地分属秦、巴。六国时,楚强盛,略有其地。后为蜀。恒成争地。”[2]此后,随着历朝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该区域建置时有变动,但汉中之名却保留至今。
  一.历史时期汉中地区民居文化概况
  居室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初,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寻找栖身之处。《周易·系辞下》中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3]《韩非子·五蠹》中亦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4]“穴居”和“构木为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居住方式,也是中国早期南北方不同地域环境下形成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居住方式,一般而言,“南越巢居,北朔穴居。”[5]
  新石器时代,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先民的生活更趋于稳定,住所的形式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土木结构和干栏式建筑开始兴起。1960年,考古学家在汉中境内老官台文化西乡李家村遗址发现了一处房子遗迹,据资料显示,该房屋是由三根木椽搭建而成,居住面是比较平整的生土面,无其它加工痕迹,推测其可能为一窝棚式建筑。[6]同一时期,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房屋多为圆形半地穴式,李家村遗址发现的这种地面式建筑明显不同于半地穴居室,其很可能与南方地区干栏建筑同源。
  夏商以来,有关汉中地区民居情况的史料遗迹几乎不存,但这一阶段,由于社会发展,阶级分化越发明显,贫富间民居住宅的差异也逐渐加大。魏晋时期,“一般平民之家,不分南北,皆以茅屋居多。”[7]汉中平原必然也有茅屋分布,此外,南北朝时期,汉中地区还分布有干栏式建筑。《魏书·獠传》载,“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8]这不仅是有关汉中地区民居的记述,也是典籍中关于干栏建筑的最早记载。隋唐与之时代相近,传统民居应大致继承了魏晋之风。
  宋代理学兴盛,等级制度更加森严,统治阶级对于居室的品级也有严格规定。《宋史》中记载,统治者不仅对各品级府衙官舍作了规定,还限定“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9]但大部分底层民众却仍以茅屋遮蔽风雨。陆游往来兴凤间曾见这一带“妇汲惟陶器,民居半草庵。”[10]
  元明以降,有关民居的记载逐渐增多,尤其是清代,从方志、游记、文集中皆可获取相关信息。光绪《佛坪厅乡土志》载,“本境之人,皆由四川、湖北、山西及紫阳、洋县迁来,……遇有招主给地开垦,借粮作种,则伐木支椽,上覆茅草或木板,仅避风雨。有收,即典地筑屋。无收,即迁徙他处,号曰棚民。”[11]可见,清代汉中地区虽有以茅草或木板搭成的简易棚屋,但这些棚屋并不是乡民们固定的居所,而仅仅作为外来移民考察本地宜居性的过渡居所。当这些移民决定定居以后,其所修筑的房屋形制,虽未见明确记载,但从其他区县相关记载中,可以推知一二。道光《留坝厅志》载,当地“深村屋宇,树木栅,覆木板竹枝以避风雨。”[12]民国《西乡县志》亦载西乡境内“山地乡坝多草栅茅舍。”[13]此外,清人陈奕禧所著《益州于役记》中提及其路过汉中时,看到褒城马道驿“皆瓦房”,但其又夜宿于褒城二十里铺茅店,其经过宁羌时,“入北门,四郭皆荒草,覆柴为城门”,夜晚在宁羌南端黄坝驿休息时仍然宿茆店[14]。可见清代汉中地区村落居所茅屋瓦舍皆有分布,但以茅屋居多。
  二.汉中各区县传统民居及其地域分异
  汉中地区各区县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因此其民居类型也有不同,南郑县境内传统民居形式多样,平川多土木结构瓦房、草屋,丘陵山区则以茅草屋居多。碑坝等深山也有以木为柱,以竹做墙,屋顶以草覆之的竹木房分布。[15]
  与南郑相邻的城固县,境内传统民居与之相似,多土木结构。一般而言,居住环境较为稳定,或经济条件较好的民户多建瓦房,但在一些自然灾害频发的江河易涝区、秦巴山地以及其他地区经济条件较差的民户则多建草房。一些乡民为了降低自然灾害的损失,只简单用竹篱、高粱杆等做墙建屋。[16]
  洋县除了传统的土木结构瓦房、草房以外,一些石质山区还分布有石板房。这种石板房在西乡县也有分布,此外,西乡县还分布有土木结构民居以及石板房、吊脚楼等特色民居。
  佛坪境内乡民十之六七都是清出湖广填四川时迁移而来,定居时间较短。其境内传统民居包括青砖瓦房、土墙瓦房、茅草屋、窝棚及摞木房。
  留坝因多高山,古代时发展较缓,人口较少,湖广填四川以后,徙入移民最初先搭建棚屋或在天然洞穴内居住。定居以后,修筑房屋多就地取材,老林中多木材,于是该地区也有摞木房分布,此外还有草窝棚,之后逐步发展为土木结构的小瓦房或茅草屋。
  镇巴县靠近巴山,地势较高。其民居形制多样,土木架构的瓦房、石板房、茅草房,以原木为主要建材的摞木房,以及最簡易的房屋——“窝棚”在镇巴县均能看到。
  勉县位于汉中西部,在古代是交通要道,其境内民居以土木结构为主,有瓦房、平方、草房等不同类型,富户有建“四水归堂”式天井合院者。山地多垒木房及草屋、草棚。[17]   其邻域略阳县房屋在建造时遵循因地制宜,房屋结构也多为土木结构,“人”字坡屋顶。磨坝河产石地区则用石板盖房,此外,也有贫民搭建窝棚居住。宁强县除了土木结构的瓦房、草房等,还分布有摞木房、吊脚楼、木板房等极具地域特色的民居。
  三.结语
  汉中地区传统民居形式多样,结构以土木结构为主,瓦房、茅屋等几乎在各地均可见,其多分布在地势平坦的平原、河谷。其次,在一些石质山区,乡民多就地取材,修建石板房。西乡、宁强两县沿河地區以及地势适宜的山地还有顺势而建的吊脚楼。而在林木较多的深山老林,因竹木等最易获得,且这种材料最为便宜,故这些地方以竹木建筑居多,其中窝棚最为简易,居住者多为赤贫,竹木草房和土木结构的草房相似,但其墙体用竹篱编制,较为简易,摞木房用木料极多,几乎只在老山分布。
  从平面布局来看,汉中地区房屋分为一字型房屋、曲尺型房屋、三合屋、四合院几种,一字型房屋居室以三间居多,中间为厅堂,左右一厨一卧呈一排铺开。曲尺形又称钥匙头,其平面布局呈丁字拐,是在一字型房屋的基础上再添加两至三间作为厕所及牲畜圈舍的耳房。三合院呈“凵”型,由三座房屋相连构成。四合院的布局不同于北方地区的四合院,而是以“口”字型“一颗印”和“四水归堂”的天井式合院居多,这两种合院都是南方地区常见的制式。“一颗印”起源于云南昆明,是彝汉民族共同创造的民居式样,现多分布在陕南、安徽及云南地区。“四水归堂”的天井式建筑更是江南地区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而吊脚楼这样极具西南地区特色的建筑在北方更是少见。从建筑材料来看,汉中地区建筑多竹木建筑,土木结构的建筑用木料也较北方更多。清末,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考察汉中地区建筑时亦言:“比起中国北方,当地建筑用木料更多,建筑物的木线更显轻灵流畅,……建筑物的窗楹、格子等物,雕饰也比中国北方多姿多彩。”路过褒城时,伊东忠太更是指出:“褒城县中建筑与中国北方建筑全然不同。”[18]可见,汉中地区的民居文化很大程度更受南方民居文化影响,和南方地区民居更为相似。
  参考文献
  [1](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二《汉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03页.
  [3]朱熹注.周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03.卷三系辞下,第65页.
  [4]李维新校注.韩非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04.,五蠹第四十九,第464页.
  [5](晋)张华:《博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页.
  [6]魏京武:《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一九六一年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6期,第290页.
  [7]陈高华,徐吉军主编;张承宗,魏向东著:《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8](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8页.
  [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四《舆服志六》,北京:中华书局,第3600页.
  [10](宋)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七十六《顷岁从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怀旧游有赋》,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91页.
  [11]光绪《佛坪厅乡土志·人类》.
  [12]道光《留坝厅志》卷一《风俗》.
  [13]民国《西乡县志》卷一《风俗》.
  [14]缪文远编:《西南史地文献》第三十卷,(清)陈奕禧:《益州于役记》,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6—300页.
  [15]南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郑县志》,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21页.
  [16]城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城固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61页.
  [17]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勉县志》,北京:地震出版社,1989年,第365页.
  [18](日)伊东忠太著,薛雅明、王铁钧译:《中国纪行——伊东忠太建筑学考察手记》,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7年,第143—144页.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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