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的斗茶之风消失了，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泡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开千古清饮之源。明人这种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
　　明代初年，草根出身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于节俭和体贴百姓劳苦的角度，罢造团饼茶，改为散茶的生产，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散茶的普及和推广，散茶的生产与使用一直影响到今日我们的饮茶方式。
　　明朝皇室贵族之中，宁王朱权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堪称明代茶文化的发轫者。朱权虽然身世显赫，但大起大落曲折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孤傲风骨的性格，这恰好与当时文人官宦士族相似。一部《茶谱》蕴涵丰富，“渠以东山之石，击灼然之火，以南涧之水，烹北园之茶，自非吃茶汉，则当握拳布袖，莫敢伸也。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然玩世之事，岂白丁可供语哉！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这段文字可以看成是朱权以茶雅志，以茶修身的人生宣言。在他心中饮茶不是单纯的生理需要，而是一种表达志向修身养性的一种手段。他原有的政治抱负，艺术才华在茶灶的腾腾火焰中，在茶盏的袅袅茶香里，得到展现与升华。朱权等著名茶人的出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整个明代文人茶事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明代中叶以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大增加，饮茶成为有钱有闲的文人生活中的一种嗜好与流行追求。史称“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焚香、品茗、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文人们闲来无事总是要吟诗作赋，品茗焚香，聚会宴饮，在文人的相互交流影响中，饮茶雅尚很快在文人的圈子里蔓延开来，不少爱好者纷纷参与进来。唐寅，字伯虎，吴中四才子之一，唐寅嗜茶在当时文坛界是出了名的。他著名的茶事绘画《事茗图》，构图雄伟，静中有动，极为传神。文征明，号衡山居士，明四家之一，诗词书画无所不通，绘有名画《惠山茶会图》，笔法细腻、格调清雅，是明代最为有名的一幅茶画。
　　到了明末，由于政治腐朽程度加深，文人士大夫不愿仕进，不求闻达，转而隐居山林，寻求山林之趣与隐居之乐。这一时期的茶人少有达官贵人、王室贵族，出现较多的是落魄书生、失意文人、隐逸之士，也可以说明末是隐逸茶人主导的时代。晚明文人大都讲求闲适、清赏、真趣的生活态度，望借助品茶的清新淡雅，通过优雅的饮茶活动，使个人的真性情自然流露出来，以表现自身的独特追求和提升自身生活品位。
　　许次纾，字然明，是明末隐逸茶人的代表。许次纾在其所著的《茶疏》中，为自己品茶精心设计了一处茶寮，是其品茶的场所，也是接待嗜茶好友的地方，成为茶人追求清净闲适的理想精神家园。记得刘杭先生在谈到晚明茶文化时说道：“这是一个精神上解放、自由、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时代，也是最有艺术精神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极像魏晋六朝的隐逸文士，文人们在闲情雅致、有钱有闲中表现个性，追求物趣以达雅韵。晚明文人的品茗艺术表现出了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美。”
　　明代文人茶事的勃兴与文人饮茶集中出现，是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当时社会生活交互作用的结果。明代茶人，或为硕儒名宦，或为诗文巨匠，或为释道名家，更多的则是世外高人、山林隐逸，他们对饮茶的精神追求和对茶文化的深层次认识，远比前人要深刻得多。在嗜好品茗的明代士人眼里，饮茶的繁琐程序和固定形势已经无足轻重，人们喜欢在宁静自然的田园山水中，在寂静优雅的茶舍、茶寮、茶室中，与心灵相契的二三好友品论茶事、赋诗作文，或自斟自饮求得心灵愉悦，从而使心灵平衡、灵魂升华。他们通过茶事实践，把儒释道三教文化的精髓融合进茶文化之中，使简约茶风贯穿至茶事与茶文化之中，极大地促进了自唐代以来以精神修养为中心的中国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