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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是：总体稳定，局部紧张，共识难遮分歧，合作不掩矛盾，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继续前行。
这一年，两国隆重纪念建交35周年，高层交往有声有色，奥巴马总统及夫人米歇尔分别访华、两国元首海牙会晤、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行等充分发挥了首脑外交的引领功能。双方不断重申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各领域合作和重大国际问题协调持续深化，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加快投资协定谈判、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达成一致、加强签证便利互惠等是其中最显著的成就。
也是在这一年，摩擦与龃龉同样贯穿中美关系始终，按激烈度、风险度和影响度综合排序，主要表现在南海和东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香港问题、经贸问题、涉藏问题上。其中，美国对东亚海上矛盾的介入是最具影响的战略性事件。一年来的中美关系发展轨迹再次证明，战略互信的缺失，对对方超越、取代自己或者改变、颠覆自己的怀疑已压倒现实利益层面的纠葛与冲突，构成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战略互疑是大国关系的本质性问题，妥处大国关系的真谛在于管控而非根除战略互疑。在这方面，2014年的中美关系做得相当不错，双方通过高层接触、工作层沟通和实质性合作管控分歧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效，展示出走向成熟的大国关系的应有面貌。即便在并不十分有利的条件下，两军关系仍然取得重要进展，迈出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商谈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开展双多边联合军演的实质步伐。
应当看到这背后正在发生的深层次变化：一是中国调整了过去以中美关系为所谓“重中之重”的潜意识，主动博弈，巩固周边，加强与俄罗斯、欧盟交往，挺进非洲、拉美远端，外交的全球布局更加全面、合理、均衡，在中美关系当中的主动性不断上升。二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执意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把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中国周边，但又被中东乱象和欧洲“新冷战”牵扯住精力，不得不保持对华政策中的理性、务实因素。
而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是，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转换，这一转换虽非始于2014年，但在2014年表现得更加突出。美国影响力下滑，中国加速崛起，中东陷入纷乱，欧洲边缘也重现动荡——美国外交学会会长哈斯管这叫“冷战后全球秩序的瓦解”。哈斯认为，由于美国霸权渐弱且没有继任者接棒，现行国际体系将让位于一个权力中心更多且其自主权越来越大、不顾及美国利益和偏好的无序体系。
2014年的中美关系经历了“选边站”的考验，这是世界格局在一个较长过渡、平衡期所要产生的必然现象，所幸两国政府均没有被权力意识冲昏头脑。一边是乌克兰危机，中国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阵营，照常发展与俄战略协作，但也未与俄结盟对抗西方。另一边是东亚海上对峙，美国虽然拉偏架，但也不敢且无力纠集什么国家全面围堵中国。不过，棋局还在继续，未来仍不确定，“选边站”的压力没有解除。
奥巴马政府深知美国已无力掌控一切，对外慎用武力，更多依靠协商与合作的方式维护美国的利益，但却不能摒弃“美国例外主义”，他所竭力推动的美国战略转型是一种“选择性介入”的战略。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看作急需惩罚的对象，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现实竞争对手，两者可并行不悖。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宁愿“两线作战”，在与俄交恶的同时不肯放松对华施压的根本原因。
中美关系无疑已经迈入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之列。基辛格相信，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中美之间的协调。答案似乎已然在目，那就是建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固化世界两大主要力量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共存模式。然而，这一理念在2014年遭遇自首次提出以来最广泛、严重的质疑。问题的要害一体两面：中国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实现和平崛起？美国是否诚心诚意与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在一些中国人的眼中，美国是企图阴谋颠覆、和平演变、“民族”绞杀中国的黑手，中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决战”作准备。在一些美国人的眼中，中国已对美国率盟友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亚太乃至全球体系构成直接挑战，美国必须形成新战略防止中国支配亚洲。这两种看法在中美两国的政策思维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一定必然性、合理性，但也都比较极端，背后隐藏着特殊群体的私利，如若任由各自滋生为主流，将会导致殃及世界的相互摧毁之险。
在对方阵营里消除以上怀疑至少在眼下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美国对中国的焦虑还在不断加重，但双方处理彼此关系的克制底线是明确的，不断深化的全球相互依存和中美共同利益也在继续发挥作用。维护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并印证其可行性的最好路径不是唯理论，而是展示两国合作治理全球问题、协调应对全球“无序”的实绩。以奥巴马访华双方达成广泛共识为标志，2014年仍可说是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由虚转实之年。
中美关系也要进一步超越“革命与战争年代”的思维，多一些相互承认与尊重。与中国尊重美国作为一超在全球体系中继续发挥主要作用相对应，美国需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制度模式和逐渐拓展的利益。交换很难，要靠妥善处理一件又一件具体事情的实践来积累。“中国不断增强的权力和影响力必须被认可、被顾及，尤其是在全球治理方面，诸如此类的权力过渡并不容易”，伦敦《金融时报》2014年5月的一篇评论如是说。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美关系是流动时代的流动关系，竞合是其主要特点。2015年的中美关系将会面对更加冗长、复杂的议程，两国均应深刻意识到各自首要任务在当下这个阶段都是“内向”的，要把处理彼此关系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实现两国改革与调整的合理对接上去。
历史并非如黑格尔所说是“精神的历史”，而是“行动的”、“实践的历史”，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融入这股洪流。
（作者为国际问题时评人）
这一年，两国隆重纪念建交35周年，高层交往有声有色，奥巴马总统及夫人米歇尔分别访华、两国元首海牙会晤、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行等充分发挥了首脑外交的引领功能。双方不断重申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各领域合作和重大国际问题协调持续深化，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加快投资协定谈判、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达成一致、加强签证便利互惠等是其中最显著的成就。
也是在这一年，摩擦与龃龉同样贯穿中美关系始终，按激烈度、风险度和影响度综合排序，主要表现在南海和东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香港问题、经贸问题、涉藏问题上。其中，美国对东亚海上矛盾的介入是最具影响的战略性事件。一年来的中美关系发展轨迹再次证明，战略互信的缺失，对对方超越、取代自己或者改变、颠覆自己的怀疑已压倒现实利益层面的纠葛与冲突，构成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战略互疑是大国关系的本质性问题，妥处大国关系的真谛在于管控而非根除战略互疑。在这方面，2014年的中美关系做得相当不错，双方通过高层接触、工作层沟通和实质性合作管控分歧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效，展示出走向成熟的大国关系的应有面貌。即便在并不十分有利的条件下，两军关系仍然取得重要进展，迈出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商谈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开展双多边联合军演的实质步伐。
应当看到这背后正在发生的深层次变化：一是中国调整了过去以中美关系为所谓“重中之重”的潜意识，主动博弈，巩固周边，加强与俄罗斯、欧盟交往，挺进非洲、拉美远端，外交的全球布局更加全面、合理、均衡，在中美关系当中的主动性不断上升。二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执意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把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中国周边，但又被中东乱象和欧洲“新冷战”牵扯住精力，不得不保持对华政策中的理性、务实因素。
而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是，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转换，这一转换虽非始于2014年，但在2014年表现得更加突出。美国影响力下滑，中国加速崛起，中东陷入纷乱，欧洲边缘也重现动荡——美国外交学会会长哈斯管这叫“冷战后全球秩序的瓦解”。哈斯认为，由于美国霸权渐弱且没有继任者接棒，现行国际体系将让位于一个权力中心更多且其自主权越来越大、不顾及美国利益和偏好的无序体系。
2014年的中美关系经历了“选边站”的考验，这是世界格局在一个较长过渡、平衡期所要产生的必然现象，所幸两国政府均没有被权力意识冲昏头脑。一边是乌克兰危机，中国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阵营，照常发展与俄战略协作，但也未与俄结盟对抗西方。另一边是东亚海上对峙，美国虽然拉偏架，但也不敢且无力纠集什么国家全面围堵中国。不过，棋局还在继续，未来仍不确定，“选边站”的压力没有解除。
奥巴马政府深知美国已无力掌控一切，对外慎用武力，更多依靠协商与合作的方式维护美国的利益，但却不能摒弃“美国例外主义”，他所竭力推动的美国战略转型是一种“选择性介入”的战略。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看作急需惩罚的对象，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现实竞争对手，两者可并行不悖。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宁愿“两线作战”，在与俄交恶的同时不肯放松对华施压的根本原因。
中美关系无疑已经迈入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之列。基辛格相信，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中美之间的协调。答案似乎已然在目，那就是建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固化世界两大主要力量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共存模式。然而，这一理念在2014年遭遇自首次提出以来最广泛、严重的质疑。问题的要害一体两面：中国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实现和平崛起？美国是否诚心诚意与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在一些中国人的眼中，美国是企图阴谋颠覆、和平演变、“民族”绞杀中国的黑手，中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决战”作准备。在一些美国人的眼中，中国已对美国率盟友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亚太乃至全球体系构成直接挑战，美国必须形成新战略防止中国支配亚洲。这两种看法在中美两国的政策思维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一定必然性、合理性，但也都比较极端，背后隐藏着特殊群体的私利，如若任由各自滋生为主流，将会导致殃及世界的相互摧毁之险。
在对方阵营里消除以上怀疑至少在眼下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美国对中国的焦虑还在不断加重，但双方处理彼此关系的克制底线是明确的，不断深化的全球相互依存和中美共同利益也在继续发挥作用。维护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并印证其可行性的最好路径不是唯理论，而是展示两国合作治理全球问题、协调应对全球“无序”的实绩。以奥巴马访华双方达成广泛共识为标志，2014年仍可说是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由虚转实之年。
中美关系也要进一步超越“革命与战争年代”的思维，多一些相互承认与尊重。与中国尊重美国作为一超在全球体系中继续发挥主要作用相对应，美国需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制度模式和逐渐拓展的利益。交换很难，要靠妥善处理一件又一件具体事情的实践来积累。“中国不断增强的权力和影响力必须被认可、被顾及，尤其是在全球治理方面，诸如此类的权力过渡并不容易”，伦敦《金融时报》2014年5月的一篇评论如是说。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美关系是流动时代的流动关系，竞合是其主要特点。2015年的中美关系将会面对更加冗长、复杂的议程，两国均应深刻意识到各自首要任务在当下这个阶段都是“内向”的，要把处理彼此关系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实现两国改革与调整的合理对接上去。
历史并非如黑格尔所说是“精神的历史”，而是“行动的”、“实践的历史”，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融入这股洪流。
（作者为国际问题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