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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迈向深度全球化。贸易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已经被充分论证。尽管伴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复苏的曲折反复，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反全球化浪潮，但以中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引领新一轮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形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合作新格局。作为国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贸易合作的内在动力机制是国际市场上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国际市场的需求与本国产业供给能力的匹配度决定了一国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随着新老机制的叠加交错、传统格局的打破重组，国际分工合作模式不断变化，全球性生产网络出现新的特征。在积极利用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国际贸易格局重构的契机下，国际产能合作成为从“产品输出”过渡到“资本输出”的中间形态，以“生产嵌入”实现“产业输出”和产能升级。
一、国际产能合作的构想背景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均持续低迷，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国际产能合作提出的一个重大背景是世界贸易格局的深刻变革和对外投资特征的动态演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新型的对外经济合作关系及管控合作中的冲突，是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和帮助东道国进行能力建设的两个抓手，也是确保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在此基础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合作范围覆盖约44亿人、生产总值约为23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互学互鉴四大理念，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合作内容，通过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协商，发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沿线各平台的建设性作用，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继而提出国际产能合作的构想。裴长洪指出，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具有多重贸易政策背景，主要表现为：一是贸易政策通过缩短距离、降低成本以实现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二是FDI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是相对于以往的WTO多边主义，“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更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提升。范从来认为，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特征。坚持传统贸易协定标准的规则无法实现包容性发展，适应发展差异巨大的各个国家的实际需求、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的市场驱动型发展才是“一带一路”及国际产能合作的正确定位。
二、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内涵：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创新型国际分工模式
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中的新提法，最初由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12月15日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谈时提出，该会议达成了中国优势产能与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需求对接的“中哈产能合作”计划。官方第一次正式使用国际产能合作的提法是在李克强总理2014年12月24日主持召开第三十九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2015年5月16日，国际产能合作正式以“指导意见”形式发布，提出以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十三大领域作为重点行业，与我国上述领域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进行产能合作，合作的主要内容为基础设施建造、生产基地设计、工程建设及运营等。
从价值链角度理解国际产能合作，产能输出体现了价值链理论下对国内产业价值链环节优化升级的要求，实现了本国部分行业产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产业价值链与企业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
从国家层面来看，国际产能合作不再仅仅是单一、传统的国际合作模式，而是包含产业合作、制度设计、产业合作管理、技术及标准等诸多领域的新型合作关系，是一种国家间产业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是国际产业转移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新模式。目前，官方和学术界在对国际产能合作概念进行解释时，主要从不同的产业主体角度进行考虑，如安宇宏分别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进行了解读，强调国际产能合作既是国际竞争和市场规律下企业供给能力与国际市场需求的匹配，也是基于劳动分工程度和技术复杂度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或产品内分工，同时也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国际分工模式，具有跨越国家地理边界、包含产品分工合作、消费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跨国合作模式。魏敏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国际产能合作，认为广义的国际产能合作指整个产业国际化经营程度的优化和高度国际化，狭义的国际产能合作指某一产业的国际化过程，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的生产要素在两个以上国家间流动和配置，产品生产和销售在两个或以上国家间实现。曲凤杰将国际产能合作主体界定为政府、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三類基于各自的宗旨和利益，围绕生产能力的建设、提升、应用和转移进行的合作，合作方式包括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际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袁丽梅等主要从企业主体视角阐释工程承包、投资设厂等国际产能合作内涵与形式。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看，国际产能合作主要通过扩大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等方式将产能从本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利于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国家间优势互补和资源优化配置。在产能输出的过程中，伴随输出的还有本国的生产技术、产业标准，产能输出能够使本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过程中更加专注于核心环节，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嵌入和控制全球产业链并获得国际竞争优势。需要指出的是，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将落后产业转移和低端产能输出所不同的是，我国所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既不是推动国内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也不是推动国内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外输出。在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国际贸易格局重构、国内经济增速换挡、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及新兴经济体抢占市场所带来的“四重压力”的背景下，我国推行的国际产能合作是推动国内富余优势产能和先进装备制造技术向外转移或输出，且覆盖范围遍及全球而不局限在周边国家，使得处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不同位置的国家都希望利用各自间的竞争优势占领一席之地，同时弥补不足之处，进而共享全球化果实。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择目标国和产业的问题上，钟飞腾提出可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及经济持续增长选择与中国发展差距在20年左右的国家作为对象国，在此基础上筛选出的国家主要有菲律宾、印度、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缅甸等14个国家。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优势分析，卓丽洪等指出，中国拥有较为完整和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工程机械、家用电器、纺织等传统产业和多晶硅、光伏电池、风能设备等新兴产业，以及高铁、路桥、电力、运输设备、大型通信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和大型工程领域都积累了较强的技术实力。这些优势在国际产能合作中能够充分发挥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推动中国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转变。
尽管研究和实践均表明，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国家战略，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对外投资体制机制、政策支持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我国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备的地方，如郭朝先等指出，国际产能合作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没有及时建立，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运作、项目化管理的合作机制有待建立健全，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分散、政策支持力度严重不足，涉及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一直处于“放”与“管”的摸索状态。为此，金瑞庭提出七条政策建议，包括革新国际产能合作理念，从总体上将国际产能合作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设立中国产能合作促进组织（CPCCO），深化融资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并促进国际产业合作向精细化、专业化管理方向延伸，建立产能合作企业“产业联盟”并建立普惠性政策扶持体系，发挥行业协会积极性。
三、国际产能合作的经济效应：推进产业输出基础上的全球产业链建设
（一）贸易促进效应
国际产能合作最直接的经济效应是贸易促进。蒋冠宏等利用倍差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检验了我国2005—2007年1498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主要结论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的出口；相对于其他东道国，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具有更为明显的“出口效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拓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国际产能合作开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规划、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张洪认为，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合作双方经济转型升级，满足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同时有利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陈海波等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国际产能合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白景明认为，国际产能合作能够推动我国优质富裕产能走出去，有利于缓解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状况，促进中国经济稳增长；同时，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有利于我国服务贸易、交通运输、技术咨詢等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
（二）辐射带动效应
国际产能合作的辐射带动效应体现在诸多方面。熊勇清等研究指出，国际产能合作是将优势产能向制造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输出，不仅会促进中间产品输出，还会带来大规模的资本流。另一方面，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消化国内优势产能，消解产能过剩，而且能够促进较为成熟的相关产业高性价比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的输出，实现从产品市场到技术市场的升级。在国际产能合作的模式中，输出国不仅能够为输入国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还能够深层次地嵌入当地市场，带动当地相关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有利于激活产业链上下游的有序循环并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陈海波等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对江苏13个市2004—2012年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对外产能合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不仅会对本市的经济产生直接促进作用，还能带动邻近市的经济发展，产生间接的辐射带动效应。
（三）规模效应
随着钢铁、有色、建材等领域规模化外移，一批重大项目加速推进，由境外投资、工程承包带动的装备出口快速增长。其中，2015年，投向装备制造业70.4亿美元，同比增长154.2%，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长10%，中资企业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带动国内装备、技术、服务、标准、品牌走出去。张雨薇等的研究表明，我国对外产能合作的企业通过建设境外加工制造基地，使得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制造业贴近目的地市场，进而能够融合推进海外并购、权益投资、战略联盟，使得我国钢铁、建材等优势产业在境外实现规模效应，初步形成全产业链战略联盟。
（涂舒，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景朝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执行总监，区域合作与开放研究所所长）
一、国际产能合作的构想背景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均持续低迷，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国际产能合作提出的一个重大背景是世界贸易格局的深刻变革和对外投资特征的动态演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新型的对外经济合作关系及管控合作中的冲突，是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和帮助东道国进行能力建设的两个抓手，也是确保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在此基础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合作范围覆盖约44亿人、生产总值约为23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互学互鉴四大理念，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合作内容，通过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协商，发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沿线各平台的建设性作用，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继而提出国际产能合作的构想。裴长洪指出，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具有多重贸易政策背景，主要表现为：一是贸易政策通过缩短距离、降低成本以实现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二是FDI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是相对于以往的WTO多边主义，“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更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提升。范从来认为，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特征。坚持传统贸易协定标准的规则无法实现包容性发展，适应发展差异巨大的各个国家的实际需求、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的市场驱动型发展才是“一带一路”及国际产能合作的正确定位。
二、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内涵：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创新型国际分工模式
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中的新提法，最初由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12月15日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谈时提出，该会议达成了中国优势产能与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需求对接的“中哈产能合作”计划。官方第一次正式使用国际产能合作的提法是在李克强总理2014年12月24日主持召开第三十九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2015年5月16日，国际产能合作正式以“指导意见”形式发布，提出以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十三大领域作为重点行业，与我国上述领域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进行产能合作，合作的主要内容为基础设施建造、生产基地设计、工程建设及运营等。
从价值链角度理解国际产能合作，产能输出体现了价值链理论下对国内产业价值链环节优化升级的要求，实现了本国部分行业产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产业价值链与企业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
从国家层面来看，国际产能合作不再仅仅是单一、传统的国际合作模式，而是包含产业合作、制度设计、产业合作管理、技术及标准等诸多领域的新型合作关系，是一种国家间产业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是国际产业转移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新模式。目前，官方和学术界在对国际产能合作概念进行解释时，主要从不同的产业主体角度进行考虑，如安宇宏分别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进行了解读，强调国际产能合作既是国际竞争和市场规律下企业供给能力与国际市场需求的匹配，也是基于劳动分工程度和技术复杂度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或产品内分工，同时也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国际分工模式，具有跨越国家地理边界、包含产品分工合作、消费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跨国合作模式。魏敏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国际产能合作，认为广义的国际产能合作指整个产业国际化经营程度的优化和高度国际化，狭义的国际产能合作指某一产业的国际化过程，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的生产要素在两个以上国家间流动和配置，产品生产和销售在两个或以上国家间实现。曲凤杰将国际产能合作主体界定为政府、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三類基于各自的宗旨和利益，围绕生产能力的建设、提升、应用和转移进行的合作，合作方式包括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际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袁丽梅等主要从企业主体视角阐释工程承包、投资设厂等国际产能合作内涵与形式。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看，国际产能合作主要通过扩大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等方式将产能从本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利于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国家间优势互补和资源优化配置。在产能输出的过程中，伴随输出的还有本国的生产技术、产业标准，产能输出能够使本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过程中更加专注于核心环节，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嵌入和控制全球产业链并获得国际竞争优势。需要指出的是，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将落后产业转移和低端产能输出所不同的是，我国所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既不是推动国内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也不是推动国内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外输出。在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国际贸易格局重构、国内经济增速换挡、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及新兴经济体抢占市场所带来的“四重压力”的背景下，我国推行的国际产能合作是推动国内富余优势产能和先进装备制造技术向外转移或输出，且覆盖范围遍及全球而不局限在周边国家，使得处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不同位置的国家都希望利用各自间的竞争优势占领一席之地，同时弥补不足之处，进而共享全球化果实。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择目标国和产业的问题上，钟飞腾提出可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及经济持续增长选择与中国发展差距在20年左右的国家作为对象国，在此基础上筛选出的国家主要有菲律宾、印度、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缅甸等14个国家。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优势分析，卓丽洪等指出，中国拥有较为完整和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工程机械、家用电器、纺织等传统产业和多晶硅、光伏电池、风能设备等新兴产业，以及高铁、路桥、电力、运输设备、大型通信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和大型工程领域都积累了较强的技术实力。这些优势在国际产能合作中能够充分发挥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推动中国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转变。
尽管研究和实践均表明，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国家战略，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对外投资体制机制、政策支持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我国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备的地方，如郭朝先等指出，国际产能合作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没有及时建立，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运作、项目化管理的合作机制有待建立健全，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分散、政策支持力度严重不足，涉及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一直处于“放”与“管”的摸索状态。为此，金瑞庭提出七条政策建议，包括革新国际产能合作理念，从总体上将国际产能合作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设立中国产能合作促进组织（CPCCO），深化融资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并促进国际产业合作向精细化、专业化管理方向延伸，建立产能合作企业“产业联盟”并建立普惠性政策扶持体系，发挥行业协会积极性。
三、国际产能合作的经济效应：推进产业输出基础上的全球产业链建设
（一）贸易促进效应
国际产能合作最直接的经济效应是贸易促进。蒋冠宏等利用倍差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检验了我国2005—2007年1498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主要结论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的出口；相对于其他东道国，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具有更为明显的“出口效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拓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国际产能合作开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规划、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张洪认为，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合作双方经济转型升级，满足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同时有利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陈海波等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国际产能合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白景明认为，国际产能合作能够推动我国优质富裕产能走出去，有利于缓解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状况，促进中国经济稳增长；同时，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有利于我国服务贸易、交通运输、技术咨詢等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
（二）辐射带动效应
国际产能合作的辐射带动效应体现在诸多方面。熊勇清等研究指出，国际产能合作是将优势产能向制造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输出，不仅会促进中间产品输出，还会带来大规模的资本流。另一方面，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消化国内优势产能，消解产能过剩，而且能够促进较为成熟的相关产业高性价比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的输出，实现从产品市场到技术市场的升级。在国际产能合作的模式中，输出国不仅能够为输入国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还能够深层次地嵌入当地市场，带动当地相关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有利于激活产业链上下游的有序循环并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陈海波等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对江苏13个市2004—2012年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对外产能合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不仅会对本市的经济产生直接促进作用，还能带动邻近市的经济发展，产生间接的辐射带动效应。
（三）规模效应
随着钢铁、有色、建材等领域规模化外移，一批重大项目加速推进，由境外投资、工程承包带动的装备出口快速增长。其中，2015年，投向装备制造业70.4亿美元，同比增长154.2%，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长10%，中资企业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带动国内装备、技术、服务、标准、品牌走出去。张雨薇等的研究表明，我国对外产能合作的企业通过建设境外加工制造基地，使得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制造业贴近目的地市场，进而能够融合推进海外并购、权益投资、战略联盟，使得我国钢铁、建材等优势产业在境外实现规模效应，初步形成全产业链战略联盟。
（涂舒，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景朝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执行总监，区域合作与开放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