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身影在奔逃，一群追赶喊打的人在怒吼，无数暴雨般的拳脚在飞舞——这是我们的城市中常见的“风景”，被殴打者是那些行窃的少年。他们因不幸的家庭而出走，成为最弱小无助的流浪者，先是乞讨，乞讨不着便小偷小摸，没有人身安全，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他们生活在课堂之外，在纯真的游戏之外，然而他们和正常的少年儿童一样，渴望着爸爸妈妈的爱……
　　在你我生活的周围，一群与幸福生活无缘的孩子，他们衣襟破烂，身体瘦弱，沿街乞讨，与垃圾为伍，过着流浪、漂泊的生活，有的为了生存，甚至滑向犯罪的边缘……
　　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青少年犯罪法》颁布实施的今天，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这群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为何会脱离父母的怀抱在外流浪？出走之后的悲惨生活又是怎样？他们今后的路该怎样走？带着关注和同情，我走入了他们的生活——
　　
　　第一个使我流泪的少年
　　
　　东东，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一个农村少年。如果今年东东还活着的话，他将满14岁了。
　　我认识东东是在2000年4月23日。在四川省内江市火车站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我看见了蜷缩着，已经睡着了的东东。在我唤醒了这个衣襟破烂、脸上留有伤疤的小孩并足足与他攀谈了近四个小时后，我慢慢知道了他不幸的过去。东东是他的小名，他现在自称叫黄仁强。在我的追问下，他告诉我他的真名叫杨东，小时候别人都管他叫“东东”。他因为对爸爸、妈妈的恨，不愿再随父姓，给自己重新取了一个名字。
　　东东7岁那年，爸爸、妈妈离婚并分别带走了弟弟和妹妹，因东东4岁玩耍时不慎碰在灶边，额头留下了一道5公分长的难看疤痕，因此爸、妈都不想要他，他被迫与奶奶一起生活。两年后奶奶病逝，东东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不满10岁的东东便外出流浪。
　　与东东常在一起的是一个13岁的少年，名叫蒋勇。蒋勇是四川永川市人，三年前因从父亲衣服里拿了4元钱买零食吃而被父母暴打一顿，愚昧的父亲在用拳头般粗的棍棒打蒋勇时，竟将棍棒打断才住手……满身是伤的蒋勇从此离开了父母，在外流浪至今。
　　东东、蒋勇除了每天为了生存四处奔波，还要时时刻刻提防一些同时在外流浪的成人欺负。我在与东东、蒋勇等一群流浪少年近半年的交往中，他们都平安无恙。然而，今年初的一天上午，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惊慌失措的蒋勇跑来我家告诉我，东东在内江东站铁路路基旁被几名流浪汉用砖头打伤头部，生死不知。后来我与蒋勇赶去时，除了一滩血迹，我们再没见到东东。据蒋勇讲，他与东东平时悄悄地存有捡饮料瓶换来的几十块钱，后被几个流浪的“成年人”无意中发现，东东在舍命护着自己千辛万苦挣来的几十元钱时，被几人用砖头打破头部，蒋勇也被追打几十米，侥幸脱身。
　　从此以后，虽经我数十天查找，但还是没见到东东。东东是我采访的数十名出走少年中让我伤感的少年。在我印象中，东东曾告诉我，他渴望有一天能上学读书，因此他悄悄地攒着钱，梦想有朝一日能像幸福家庭中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读书，长大后像城里人一样上班，挣钱拿工资……然而，东东却总是在一个个美梦惊醒时，发现自己正睡在街沿角落，四处漆黑一片……
　　一种良知和责任，驱使我数次到东东住地所在的山村去找他的父母，然而却一次次地失望而归。我多么想把东东的不幸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让他们知道这无辜的生命是那样悲惨、无助，而直到今天，东东仍杳无音讯。
　　
　　面对一个个被欺凌的孩子
　　
　　有家的日子真幸福。然而，在家庭里生活的刘红梅，却没有幸福的生活。刘红梅今年13岁，她是我采访中惟一的女孩。
　　刘红梅家住四川安岳县龙台镇的一个山村。刘红梅有哥哥、弟弟，她是家里不能“传宗接代”的人，因此受父母打骂最多。2001年9月的一天，辍学在家的刘红梅因顶了父亲的嘴，被父亲用锅铲将她头部打出一道5公分长的口子，她哭着跑出了家。从那以后，她只身在外流浪，至今已一年多了。
　　在外流浪的刘红梅如今已学会了吸烟、喝酒、赌博，她也经常受到一些陌生人的欺侮、打骂。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她会想家，想念家中的亲人，并常常一个人悄悄流泪，而每当此时，她便会用手摸着头上的伤疤，她说，这样心里好受多了……
　　与刘红梅有着同样命运的是白伟。白伟今年12岁，四川乐山市人。我是在内江市中区壕志口菜市场的一个角落里，碰见光着身子、满身血迹的白伟的。
　　白伟8岁时，由于父母离婚，他便与父亲一起生活。不久，父亲找了一个“新妈妈”，而白伟在爸爸再婚后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后妈的残酷虐待。白伟不仅辍学在家要看管好后妈的小孩，还要洗衣、煮饭，稍有不从，便会遭来后妈的打骂。白伟的父亲经常酗酒，常在酒后拿白伟当发泄的工具。白伟忍受不了残酷的“家”带来的苦难，他在一个晚上身无分文地离开了原本幸福的家，只身在外四处流浪。
　　几年的时间里，白伟从以捡废纸、塑料瓶换钱发展到靠偷、摸、抢为生。而白伟多次在偷盗财物被捉住后，都会遭到残酷无情的打骂。白伟告诉我，今年2月下旬的一天，他在火车上因偷了旅客放在茶几上的香蕉、苹果，被一大汉打掉两颗门牙，疼痛难忍的他下火车后在内江火车站一私人门诊处求医生拿点药医治一下，医生不仅不给他医治，反而打了他几耳光。
　　我碰到白伟时，他正在内江火车站菜市场一熟食摊上抓起东西一边吃一边跑，被摊主追赶捉到后一顿暴打，满身是血，左额被砖头打凹，眼睛几乎被打瞎。在我断断续续听白伟讲述之后，白伟哀求着对我说：“叔叔，你去给我买点东西吃吧！我快饿死了……”我立即给白伟买来两碗面条，看着狼吞虎咽的白伟，看着一丝不挂、满身是血的白伟，我的心收紧了——他毕竟还是孩子呀！
　　


　　白伟告诉我，爸爸变了，变得那样凶，那样令他害怕。白伟渴望回到母亲身边，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妈妈再变，也不像爸爸那样无情。但现在白伟已不知自己母亲是否找了“新爸爸”。最后当我问白伟今后咋办时，白伟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后来只是盯着地上，小声说道：“我想妈妈，叔叔，我在外面不知挨过多少人的拳头了，我只想妈妈……”白伟伤心地哭了。
　　
　　浪迹天涯的“歌女”
　　
　　在众多的流浪少年中，较少受到人身伤害且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恐怕是浪迹天涯的“歌女”了。
　　“歌女”，指的是那些以怀抱吉它卖唱为生的少年。如今在四川、湖南、陕西、广东等省，以此卖唱为“业”的少女不在少数。她们有一个共同特征，结伴而行，然后，分头前往饭店、小吃摊请客人点歌。她们唱的全属流行歌曲，但有时也要因人而异，会唱上一、二段颇具情调的情歌。
　　这众多的卖唱女孩年龄在9—14岁，有极少数年龄在6—8岁间。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河南等省份。
　　少女们说的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但他们露出的微笑和甜甜的话语，还是让许多情愿的或不情愿的食客们掏出了腰包。见得多了，经历也多了，歌女们似乎对自己所从事的卖歌“事业”也格外精通且颇有成就感。她们总结说，要到人多的饭店且是大众、平民化的饭店去唱歌，生意一定好，原因是高档次的饭店“门坎”不好进，而一般的饭店可随时进出，且吃饭、喝酒的人有同情心，点歌的频率很高。再者，不要到女性多的饭桌上去叫人点歌，一般中老年女性多属节俭持家之人，对两元钱的点歌费非常“吝啬”，弄不好会讨来一阵阵谴责声：这么小，不好好学习，竟出来唱歌挣钱……
　　其实，歌女们也想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但贫穷落后以及父母目光短浅都是她们失学并最终走上卖唱之路的根本原因。我在对30多名先后在四川成都、资阳、内江和重庆市卖唱的少女们采访中发现，她们已过惯了一天天游离式的生活，重新回到校园，这几乎成了一种梦想。但也有极少数的歌女在“百忙”之中，仍抽时间读书、写字。她们渴望有一天学到一门真正实用的技艺或当一名演员、歌星。
　　
　　警示的钟声为天下父母敲响
　　
　　时至今日，在我的采访本上，在我收录的镜头里，一个个在暴力的阴影下四处逃散的流浪儿，一个个怀包吉它向昏暗的路灯下走去的卖唱少女，一个个被公安机关抓获而被询问的偷盗少年，在他们那瘦弱的身躯出现的一刹那，已为父亲的我，心里便针刺般难受，我的良知、我那脆弱的心，忍不住发出阵阵撕心的呐喊：救救这一个个饱受精神、肉体创伤的孩子们吧！救救他们……
　　在我近一年半的追踪采访的近80多流浪少年、卖唱少女和被公安机关教育的未成年孩子中，因饱受父母打骂、虐待而离家出走的有26人，占30%；有30多名孩子则因生理缺陷被父母遗弃、年幼无知被坏人引诱、偷拿东西被父母撵出家门，占40%左右，他们的平均年龄在8—13岁，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西部的省份。
　　其实，任何一个家庭，只要第一任老师——父母悉心管教，孩子一般是会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当然，关注未成年人的发展，还不仅只是家庭父母的责任，学校和全社会要共同携起手来，努力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宽松、温暖、充满爱心的成长空间和生活环境。只有这样，我们的未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