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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发起组织了中国大学生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社会改造社,并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青团的重要创建人和领导者。
他是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共产国际中国使者”之称。
他曾领导并建立了中共在大城市内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是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火线上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在短短29年的人生历程里,他拥有着中共历史上太多的“第一”。翻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浩瀚历史的开章篇,赫然居于前列的名字就有张太雷。重温这位革命先驱的传奇人生,会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
一
1898年6月17日,张太雷出生在江苏武进(今常州)西门外仓桥鼎泰元冶坊的后院里,张太雷的祖父曾被清廷诰授为奉政大夫,到他的父亲张亮彩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只得入赘同邑薛景元家。张太雷就是在外祖父家出生和长大的。父亲为他取名曾让,乳名泰来,寄望儿子长大后光宗耀祖,使张家否极泰来。
参加革命后,张太雷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太雷,取“泰来”的谐音,寓意自己要化为巨雷,掷雷挟电,驱风逐雨,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轰击腐朽反动的社会。
1901年,父亲张亮彩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谋得一文职小职员的职业,全家也随之搬到萍乡居住,依赖他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06年2月,张太雷的父亲壮年病逝,全家如无根之浮萍,顿失依恃,只得迁回常州。为了生存,张太雷的母亲到时任汉冶萍煤矿督办的族长张绍曾家当佣工,但所得工钱仍不够维持一家的生活,时常要靠借贷或亲戚救济。张太雷和姐姐泰临甚至一度只能在常州郊外张家的一间破旧的看坟屋里栖身,凄苦至极。
所幸的是,聪敏机灵、天赋极高的张太雷深受张绍曾的赏识。张绍曾认为他是可造之材,日后必成大器,于是资助张太雷进张氏私塾上学,陪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一年后,张太雷转入西郊初等小学。年少的张太雷刻苦好学,在母亲的督促指点和姐姐的帮助下,学习成绩优异,在班上常得第一名。幼时的张太雷非常爱好书法,尤其喜爱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常年临摹不辍,深得赵体的精髓。
张太雷从小就爱听父亲讲《资治通鉴》和其他史书、古典小说中的历史故事,仰慕劫富济贫的侠义之士和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号称江南“人文渊薮”的常州也使他受到良好的历史文化氛围的熏陶,常州历史上发生的抗元、抗倭斗争,太平军抗击清军和英法侵略者的事迹,无不给他以很深的影响,使他养成了勤学多思、侠义尚武、富于同情的优秀品格。对同学中恃强凌弱的行为,张太雷总是站出来,打抱不平,主持公道。有一次,张太雷在街上看见一位人力车夫的帽子被风吹掉了,他赶紧跑上前去捡起来,掸去灰尘,帮车夫戴好。同行的同学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张太雷回答说:“他拉着车子,停下来去拾帽子是很费力的,而我这样做是很容易的。”
家境的清贫如洗,加上亲眼目睹周围的铁匠、船工、渔工、农民艰辛的生活,这与常州闹市区富豪人家的醉生梦死、夜夜笙歌形成强烈的对比,张太雷对这种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由困惑不解到愤愤不平,他萌生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愿望和决心。
1911年,张太雷小学毕业。校长马次立为奖掖这位不可多得的高材生,资助他于当年9月考取了常州府中学堂,并为他取名张复,寄予复兴中华的愿望。
常州府中学堂的校长屠元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他和一些进步教员一起向学生灌输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讲述邹容、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事迹,使张太雷等学生深受感染。张太雷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后,心潮澎湃。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操练,时刻准备着为推翻清朝的统治而斗争。武昌起义前夕,张太雷和同班好友瞿秋白一道,勇敢地剪掉了头上的长辫子,并和同学一起上街宣传革命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太雷和老师、同学们拿着小旗上街游行、呼喊革命口号,声援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带来的时局变幻,使张太雷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大量阅读反映新思想的报刊书籍,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3年,常州府中学堂改为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屠元博离任,新校长思想僵化,禁止学生接触新思潮,要他们一味死读书。张太雷对此十分不满,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进行了有力的抗争。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后,张太雷义愤填膺,参加了声讨袁世凯的示威活动和抵制日货运动。
当时,张太雷经常于星期天到西门觅渡桥与居住在瞿氏宗祠的同学瞿秋白晤谈,切磋学问,议论国事。有时,两人同去东门名胜红梅阁、舣舟亭、文笔塔游玩,吟诵诗词,畅谈古今,共抒报国豪情。
1915年暑假前,省立第五中学发生了一起学生风潮,校方为维护所谓的“师道尊严”,将一名曾拿个别水平差的教师作笑料的李子宽同学无理开除。此举引起张太雷等毕业班同学的强烈不满,他们立即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并举行为期一周的罢课,以示抗议。冥顽不化的学校当局恼羞成怒,竟将带头罢课的4名学生同李子宽一并除名。性格耿直的张太雷毅然放弃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离开第五中学,于暑假期间,同李子宽一起到上海参加北京大学预科招生考试,并被顺利录取。
1915年9月,张太雷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他本想谋取一个职业,用薪水来支付学费和生活开支,完成学业,后来考虑到北京大学的学制太长,自己的经济条件难以维持,遂于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特别班学习。1916年暑假,他转入该校法科法律系学习。由于家里无法供给他费用,张太雷只得自谋生路。他的英语水平出类拔萃,因此入校不久即受聘于一位美国教授在天津主办的《明星报》,担任英文翻译。
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惊雷使张太雷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万木无声待雨来”,十月革命给沉闷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重要文章。张太雷读了这些文章后深受启发,他认识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解除人民大众的困苦,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张太雷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利用自修时间,秘密翻译了一些介绍俄国革命和反映苏俄新貌的文章。
1918年秋,北大学生李子宽到天津探访张太雷等旧友。有同学告诉他:“太雷已醉心于另一种新的做人标准,放弃旧的处世途径,态度很坚决。”当时北洋大学的学生大多以在北京政府任要职的校友王宠惠、王正廷为楷模,孜孜以法学为圭臬,力图毕业后通过当律师作为晋官发财的阶梯。而张太雷却以拯国救民为崇高理想,视富贵若浮云,独标新路。他对李子宽说:“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此前,张太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也曾写道:“我先前也本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常常在官场中混,和些不好的人在一起,嫖赌的事情定不能免。所以我说做官发财绝不是福气。唯有求得高深的学问,自己独立谋事,才有出路。”“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张太雷却出淤泥而不染,坚定地走上一条通向光明的大道。
1919年2月,张太雷在天津发起组织进步团体“社会改造社”,旨在改造黑暗的旧中国,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科学文化发达的新中国。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太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他参加了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讲演团,到市区及天津市郊的乡镇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唤醒民众起来团结斗争。
6月24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共同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张太雷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该会。他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各店铺、货仓检查是否有日货。由于张太雷在活动中表现出坚定的斗争性和突出的领导协调能力,他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主持活动的策划、部署和协调等。
8月23日,为抗议军阀马良在山东枪杀爱国同胞的暴行,北京、天津的25名代表到新华门北京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惩办祸首马良。同反动军阀为一丘之貉的北京政府逮捕了请愿的代表。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立即组织了数百人的代表团分批赴京营救。张太雷就是代表之一,他冲破反动当局的层层阻挠,和同学们到了北京,与北京的3000多名青年学生汇合一道,浩浩荡荡地到北洋军阀的总统府前请愿。他和同学们表示:“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迟疑!”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反动军阀被迫于8月30日释放了逮捕的全部代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张太雷看到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因此备受鼓舞。
三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工人阶级分布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了早期党组织。在这个党的早期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共产党的发起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对发展中国青年运动、在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陈独秀便指派小组内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年,大学毕业的张太雷来到了上海。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施存统、张太雷、袁振英等8人正式发起建立,俞秀松任书记。随后,全国各地团组织相继成立起来。
10月底的一天,回到天津的张太雷在建国道91号与谌小岑等7人召开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选张太雷任天津团小组的书记。张太雷领导的团小组每周开会一次,讨论如何发展组织,交流彼此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研究如何深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同时还讨论革命理论问题。他们还把上海早期党组织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介绍给天津和北方地区的人民群众,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翻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发行。张太雷领导的天津团小组成立才一个月,就公开出版发行了《劳报》。《劳报》是小型日报,内容主要报道全国工运信息,宣传马列主义,直接从天津邮寄到京、津、唐等地工人的手中。
由于军阀政府的迫害,《劳报》创刊后不久即遭当局查封。1921年1月4日,《劳报》改名《来报》,由张太雷任主编,在天津继续公开出版。《来报》的取名是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有抛弃旧世界、争取新世界的意思;一方面又有英语Labor(劳动)音译的意思,象征着这是劳动人民的报纸、为劳动者服务的内在涵义。该报在天津出版后,还送往唐山、南口、长辛店等地的工人手中。
《来报》只出版了20多天,即遭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封。后来,报社迁出法租界,以《津报》的名义重新出版。该报的部分经费由张太雷设法筹集。
是年10月,北京早期党组织正式建立,张太雷参加了这个组织,成为最早加入的成员之一。对这段经历,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回忆说:“父亲参加革命后很少回家,母亲和祖母也不知道他在外面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只是有时父亲会突然在晚上回到家中,住上几天又从屋后的小河边乘船悄然离去。这条小河与京杭大运河相通。”
1920年冬,北京早期党组织为了进一步深入发动工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决定委派张太雷到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张太雷和邓中夏一起多次找长辛店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商谈,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欢迎和支持。12月15日,张太雷在长辛店正式召开学校筹办会议,就学校的简章、预算案和募捐等具体开办事宜进行了讨论,决定于1921年元旦开学。
劳动补习学校开学后,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等人经常来这里调查研究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和工人一起吃窝窝头,睡土炕,把节省下的生活费买来茶叶、糖果等接待工人朋友。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赢得了工人的信赖。张太雷经常教工人识字,用生动、形象、浅显的语言启发工人认识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使工人懂得团结起来斗争的重要性。在他们的培养下,一批工人迅速成长为铁路工人运动的骨干,他们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会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待续)
(责任编辑:黄锐锋)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青团的重要创建人和领导者。
他是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共产国际中国使者”之称。
他曾领导并建立了中共在大城市内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是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火线上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在短短29年的人生历程里,他拥有着中共历史上太多的“第一”。翻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浩瀚历史的开章篇,赫然居于前列的名字就有张太雷。重温这位革命先驱的传奇人生,会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
一
1898年6月17日,张太雷出生在江苏武进(今常州)西门外仓桥鼎泰元冶坊的后院里,张太雷的祖父曾被清廷诰授为奉政大夫,到他的父亲张亮彩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只得入赘同邑薛景元家。张太雷就是在外祖父家出生和长大的。父亲为他取名曾让,乳名泰来,寄望儿子长大后光宗耀祖,使张家否极泰来。
参加革命后,张太雷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太雷,取“泰来”的谐音,寓意自己要化为巨雷,掷雷挟电,驱风逐雨,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轰击腐朽反动的社会。
1901年,父亲张亮彩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谋得一文职小职员的职业,全家也随之搬到萍乡居住,依赖他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06年2月,张太雷的父亲壮年病逝,全家如无根之浮萍,顿失依恃,只得迁回常州。为了生存,张太雷的母亲到时任汉冶萍煤矿督办的族长张绍曾家当佣工,但所得工钱仍不够维持一家的生活,时常要靠借贷或亲戚救济。张太雷和姐姐泰临甚至一度只能在常州郊外张家的一间破旧的看坟屋里栖身,凄苦至极。
所幸的是,聪敏机灵、天赋极高的张太雷深受张绍曾的赏识。张绍曾认为他是可造之材,日后必成大器,于是资助张太雷进张氏私塾上学,陪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一年后,张太雷转入西郊初等小学。年少的张太雷刻苦好学,在母亲的督促指点和姐姐的帮助下,学习成绩优异,在班上常得第一名。幼时的张太雷非常爱好书法,尤其喜爱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常年临摹不辍,深得赵体的精髓。
张太雷从小就爱听父亲讲《资治通鉴》和其他史书、古典小说中的历史故事,仰慕劫富济贫的侠义之士和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号称江南“人文渊薮”的常州也使他受到良好的历史文化氛围的熏陶,常州历史上发生的抗元、抗倭斗争,太平军抗击清军和英法侵略者的事迹,无不给他以很深的影响,使他养成了勤学多思、侠义尚武、富于同情的优秀品格。对同学中恃强凌弱的行为,张太雷总是站出来,打抱不平,主持公道。有一次,张太雷在街上看见一位人力车夫的帽子被风吹掉了,他赶紧跑上前去捡起来,掸去灰尘,帮车夫戴好。同行的同学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张太雷回答说:“他拉着车子,停下来去拾帽子是很费力的,而我这样做是很容易的。”
家境的清贫如洗,加上亲眼目睹周围的铁匠、船工、渔工、农民艰辛的生活,这与常州闹市区富豪人家的醉生梦死、夜夜笙歌形成强烈的对比,张太雷对这种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由困惑不解到愤愤不平,他萌生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愿望和决心。
1911年,张太雷小学毕业。校长马次立为奖掖这位不可多得的高材生,资助他于当年9月考取了常州府中学堂,并为他取名张复,寄予复兴中华的愿望。
常州府中学堂的校长屠元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他和一些进步教员一起向学生灌输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讲述邹容、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事迹,使张太雷等学生深受感染。张太雷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后,心潮澎湃。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操练,时刻准备着为推翻清朝的统治而斗争。武昌起义前夕,张太雷和同班好友瞿秋白一道,勇敢地剪掉了头上的长辫子,并和同学一起上街宣传革命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太雷和老师、同学们拿着小旗上街游行、呼喊革命口号,声援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带来的时局变幻,使张太雷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大量阅读反映新思想的报刊书籍,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3年,常州府中学堂改为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屠元博离任,新校长思想僵化,禁止学生接触新思潮,要他们一味死读书。张太雷对此十分不满,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进行了有力的抗争。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后,张太雷义愤填膺,参加了声讨袁世凯的示威活动和抵制日货运动。
当时,张太雷经常于星期天到西门觅渡桥与居住在瞿氏宗祠的同学瞿秋白晤谈,切磋学问,议论国事。有时,两人同去东门名胜红梅阁、舣舟亭、文笔塔游玩,吟诵诗词,畅谈古今,共抒报国豪情。
1915年暑假前,省立第五中学发生了一起学生风潮,校方为维护所谓的“师道尊严”,将一名曾拿个别水平差的教师作笑料的李子宽同学无理开除。此举引起张太雷等毕业班同学的强烈不满,他们立即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并举行为期一周的罢课,以示抗议。冥顽不化的学校当局恼羞成怒,竟将带头罢课的4名学生同李子宽一并除名。性格耿直的张太雷毅然放弃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离开第五中学,于暑假期间,同李子宽一起到上海参加北京大学预科招生考试,并被顺利录取。
1915年9月,张太雷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他本想谋取一个职业,用薪水来支付学费和生活开支,完成学业,后来考虑到北京大学的学制太长,自己的经济条件难以维持,遂于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特别班学习。1916年暑假,他转入该校法科法律系学习。由于家里无法供给他费用,张太雷只得自谋生路。他的英语水平出类拔萃,因此入校不久即受聘于一位美国教授在天津主办的《明星报》,担任英文翻译。
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惊雷使张太雷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万木无声待雨来”,十月革命给沉闷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重要文章。张太雷读了这些文章后深受启发,他认识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解除人民大众的困苦,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张太雷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利用自修时间,秘密翻译了一些介绍俄国革命和反映苏俄新貌的文章。
1918年秋,北大学生李子宽到天津探访张太雷等旧友。有同学告诉他:“太雷已醉心于另一种新的做人标准,放弃旧的处世途径,态度很坚决。”当时北洋大学的学生大多以在北京政府任要职的校友王宠惠、王正廷为楷模,孜孜以法学为圭臬,力图毕业后通过当律师作为晋官发财的阶梯。而张太雷却以拯国救民为崇高理想,视富贵若浮云,独标新路。他对李子宽说:“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此前,张太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也曾写道:“我先前也本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常常在官场中混,和些不好的人在一起,嫖赌的事情定不能免。所以我说做官发财绝不是福气。唯有求得高深的学问,自己独立谋事,才有出路。”“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张太雷却出淤泥而不染,坚定地走上一条通向光明的大道。
1919年2月,张太雷在天津发起组织进步团体“社会改造社”,旨在改造黑暗的旧中国,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科学文化发达的新中国。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太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他参加了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讲演团,到市区及天津市郊的乡镇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唤醒民众起来团结斗争。
6月24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共同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张太雷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该会。他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各店铺、货仓检查是否有日货。由于张太雷在活动中表现出坚定的斗争性和突出的领导协调能力,他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主持活动的策划、部署和协调等。
8月23日,为抗议军阀马良在山东枪杀爱国同胞的暴行,北京、天津的25名代表到新华门北京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惩办祸首马良。同反动军阀为一丘之貉的北京政府逮捕了请愿的代表。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立即组织了数百人的代表团分批赴京营救。张太雷就是代表之一,他冲破反动当局的层层阻挠,和同学们到了北京,与北京的3000多名青年学生汇合一道,浩浩荡荡地到北洋军阀的总统府前请愿。他和同学们表示:“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迟疑!”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反动军阀被迫于8月30日释放了逮捕的全部代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张太雷看到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因此备受鼓舞。
三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工人阶级分布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了早期党组织。在这个党的早期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共产党的发起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对发展中国青年运动、在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陈独秀便指派小组内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年,大学毕业的张太雷来到了上海。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施存统、张太雷、袁振英等8人正式发起建立,俞秀松任书记。随后,全国各地团组织相继成立起来。
10月底的一天,回到天津的张太雷在建国道91号与谌小岑等7人召开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选张太雷任天津团小组的书记。张太雷领导的团小组每周开会一次,讨论如何发展组织,交流彼此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研究如何深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同时还讨论革命理论问题。他们还把上海早期党组织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介绍给天津和北方地区的人民群众,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翻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发行。张太雷领导的天津团小组成立才一个月,就公开出版发行了《劳报》。《劳报》是小型日报,内容主要报道全国工运信息,宣传马列主义,直接从天津邮寄到京、津、唐等地工人的手中。
由于军阀政府的迫害,《劳报》创刊后不久即遭当局查封。1921年1月4日,《劳报》改名《来报》,由张太雷任主编,在天津继续公开出版。《来报》的取名是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有抛弃旧世界、争取新世界的意思;一方面又有英语Labor(劳动)音译的意思,象征着这是劳动人民的报纸、为劳动者服务的内在涵义。该报在天津出版后,还送往唐山、南口、长辛店等地的工人手中。
《来报》只出版了20多天,即遭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封。后来,报社迁出法租界,以《津报》的名义重新出版。该报的部分经费由张太雷设法筹集。
是年10月,北京早期党组织正式建立,张太雷参加了这个组织,成为最早加入的成员之一。对这段经历,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回忆说:“父亲参加革命后很少回家,母亲和祖母也不知道他在外面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只是有时父亲会突然在晚上回到家中,住上几天又从屋后的小河边乘船悄然离去。这条小河与京杭大运河相通。”
1920年冬,北京早期党组织为了进一步深入发动工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决定委派张太雷到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张太雷和邓中夏一起多次找长辛店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商谈,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欢迎和支持。12月15日,张太雷在长辛店正式召开学校筹办会议,就学校的简章、预算案和募捐等具体开办事宜进行了讨论,决定于1921年元旦开学。
劳动补习学校开学后,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等人经常来这里调查研究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和工人一起吃窝窝头,睡土炕,把节省下的生活费买来茶叶、糖果等接待工人朋友。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赢得了工人的信赖。张太雷经常教工人识字,用生动、形象、浅显的语言启发工人认识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使工人懂得团结起来斗争的重要性。在他们的培养下,一批工人迅速成长为铁路工人运动的骨干,他们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会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待续)
(责任编辑:黄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