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仍如山一样压在他们心头
　　
　　“请问岑女士在吗?”记者小心翼翼地问。
　　“你打错了。”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子温柔而坚决的声音，没有更多的一个字。
　　记者知道，其实这个电话号码不会错，错的只是可能不该拨这个电话——也许五年后再追问他们所经历的彻骨的痛，是一件残忍的事。
　　岑女士的儿子就是“9·11”中因抢救他人而英勇牺牲的华人英雄曾喆。年仅28岁的曾喆当时在世贸中心对面的一家银行工作，他本可以选择远离这场灾难，但紧要关头受过急救培训的他做了他年轻的生命中最后的选择——去帮助世贸中心恐怖袭击中受伤的人。如果不是福克斯新闻台的镜头留下了他救人时的最后一幕，也许人们将永远不知道这位华人英雄。
　　五年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没有愈合。在倾听亲历者讲述当时的惨景时，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些亲历者的沉默，哽咽，有时是失声啜泣。
　　痛苦仍如山一样压在他们心头。
　　
　　“我看到有人打破窗跳下来，那真是很悲伤的情景”
　　
　　幸存者林女士在世贸1号楼的32层工作。那天她8点零5分就来到办公室，因为前一天休假，所以还特意来早一点。等倒完水坐下来，突然感觉楼被撞了一下，当时她想，是不是地震了呢，不过转念又一想，纽约地震的机会很小。
　　因为正对着窗子，没过多久就看见很多东西飞下去，纸张呀、椅子呀，于是他们问主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有人说，好像是飞机撞上了大楼。
　　“大家收拾一下，赶快离开32层。”主管下命令。
　　几个同事赶紧从楼梯往下走，楼道里的人太多了。就在他们朝下走时，看见消防人员往上走。
　　楼道里拥挤，过了一会儿，一名同事说，我们休息一下吧。因为经过1993年那次世贸中心的撞击事件，林心里很害怕，于是说：“不要休息，我们一定要走下来，先离开再说。”
　　就这样他们一直走到世贸中心下面的广场，只是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看见许多人在哭，她当时还问同事，干吗要哭呢。
　　“这时候，抬头往上看，2号楼已经烧起来了。想打手机给家人，可是怎么拨都拨不通，那时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在一家饭店里，她终于打通了电话给家人，因为线路不好，只能跟家人说了三个字：“我安全。”
　　一会儿，世贸2号楼突然倒了下来，四处灰蒙蒙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只好蹲下来，当时林女士和其他的同事失散了，身边只有一个年轻的同事一起走。等走到南街码头的时候，世贸大楼1号楼也倒了下来。
　　林女士说，当时全懵了，有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原来以为不过世贸中心被烧一下而已，没想到后来都倒塌了，“我知道里面肯定有很多跑不下来的人，因为我看到有人打破窗，从楼上直接跳下……(哽咽，半天不语)那真是很悲伤的情景”。
　　“9·11”之后，电视里反复播放世贸大楼倒塌的情景，她的女儿都会很懂事地说：“妈妈，别去看那些了。”
　　林说，“9·11”之后，她常常想，如果走慢一点，也许就留在里面了，她知道有一些“9·11”的电影，可从来不想看。
　　她现在住在新泽西，工作地点是曼哈顿中城的44街，每天坐铁路过来，还是要经过世贸中心遗址。“9·11”已经过去五年了，“我知道自己还是接受不了那一幕”。
　　
　　一两年不愿走近世贸遗址
　　
　　人们很难记得五年前某一天发生过什么事。不过对于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华埠(即唐人街)上班的罗小姐来说，“9·11”的印迹仍然挥之不去。
　　“那天坐E路地铁的时候，在坚尼路(唐人街中的一条街道)之前的一站时，广播就通知所有的人下车。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打电话给我先生，他让我不要在街上了，还没听完电话，就听见震耳欲聋“轰”的一声，是大楼倒塌的声音。”
　　罗小姐的家在曼哈顿对面的新泽西，当时除了工作，还在纽约大学攻读心理社工系。交通封锁了，她回不了家，只好在同学的宿舍里呆了半天，打开电视才知道发生了恐怖袭击。
　　她说，自己的感觉是，发生的一切就像做梦一般，或者说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发生，而那一夜她根本没有合眼。
　　之后的日子到曼哈顿下城上班都需要出示身份证件才可以进去。她先生是做股票的，有三四个在世贸中心工作的朋友一下子就全没有了。因为她是学习心理的，“9·11”之后，教授及时发了电子邮件进行辅导，要他们把自己的感受跟家人交流，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
　　罗小姐说，“9·11”对她的影响很大——“大约有一两年不想走近世贸遗址”。
　　
　　流泪的回忆
　　
　　黑色的大理石上镌刻着一行文字：“September11，2001(9月11日，2001年)”。在重修五角大楼被炸毁部门时，美国国防部特地在西侧外墙的最底层，设置了一个小小的纪念碑。纪念牌外，栽种着一排叫不出名的灌木，红色的花开得异常刺眼。
　　在当年的袭击中，五角大楼西侧一度坍塌。现在，大窟窿已经修建好，大理石的外墙一如往常齐整。只是外面的停车场上，还残留着建筑工人留下的大量的建筑构件。
　　“9·11”五周年来临之际，五角大楼专门布置了一个罹难者生平展室。展室正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有两本画册，记录着每一个罹难者的照片，姓名，年龄，爱好等等。与公文似的悼词不同，每一个的生平都写得很细致。
　　记者慢慢把画册翻到末尾，映入眼帘的是两个中国老人的照片，其中的老妈妈穿着红衣服抿嘴笑着。他们就是AA77航班上仅有的中国人，一对夫妇，郑于光和杨树荫，分别是65岁和62岁。
　　旁边的情况介绍上写着，郑先生是一位退休的药剂师，南京大学毕业；他夫人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一位退休儿科大夫，两位老人当时探望完在巴尔的摩的女儿后，搭乘AA77航班在洛杉矶转机回国，不想遭此横祸，丧生于五角大楼。
　　“于光和树荫已结婚35年了……尽管他们兴趣爱好不同，性格也有异，但彼此十分相爱。丈夫喜欢绘画，经常打太极拳……对他的孩子来说，他是一个特别的爸爸，因为即使他不说话他子女都能从心底感到爱。他的妻子是一个活跃、开放和慈祥的女士，她喜欢尝试任何新鲜事物，即使有时可能有些冒险；她也非常擅长烹调，任何尝过她手艺的人都会喜欢她的菜肴。”
　　这何尝不是普通中国老人的写照。只是，他们多了这样一个悲伤的结局。
　　“他们的英语很有限，但他们在周围交了不少好朋友。有时朋友邀请他们去吃饭或喝茶，他们通过简单和有限的单词进行交流，一呆几刊、时……尽管他们都已60多岁了，但他们带着热情学习英语，当碰到新词时，他们会立刻查一下字典或者询问他们的女儿，有时，他们甚至要求女儿把生词和句子写下来，便于记忆。”
　　他们的材料介绍很长，记者相信这是美国国防部和他们在美国的女儿联系后，女儿流泪写下的回忆，而她的痛苦，何尝不也是许多美国家庭的苦痛。
　　“在登机前，他们告诉送行的女儿，他们非常爱她，并答应过几年还会来看他们……对他们的家人来说，惟一的安慰就是知道这对恩爱夫妻一直在一起，即使是在生命最后一刻……在他们孩子的心中，亲爱的爸爸妈妈仍然和他们在一起，仍和往常一样关心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