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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位欧洲学者所言：“‘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大事，是中国最大规模的议事厅，是中国民众发出的最强音。”在一个极为广阔的言论平台上，中国的政经时事被全世界集中关注和热烈讨论。中国外交作为热点话题，不仅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大篇幅论述，更在总理、外长以及其他相关各部委负责人的记者会上一再被发问，使得一年一度的“两会”成为观察中国外交动向绝佳的瞭望台。以“两会”为观察坐标，人们可以掌握过往一年中国参政议政者如何为外交战线的成绩打分，洞悉中国当前重大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深邃意涵，更可以把脉中国政府未来一年互利共赢外交方略“升级版”的走势。
对外战略“升级版”彰显特色外交格局
仔细研读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与2014年的报告进行对比，可以发现2015年报告中几处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同时也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首先，对外交往越来越重视“主场外交”。一年来，通过成功举办亚信峰会、APEC会议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等重大外交活动，中国积极贡献各种理念和倡议，在地区多边外交中实现了“雁行效应”，体现出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外交机制的建立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两会”结束后不久，中国于2015年3月下旬举行新一年度的博鳌亚洲论坛，继续借助“主场外交”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的主题也极佳地契合了当前亞洲共同体建设的大趋势。随着中国积极筹划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尤其是举行大阅兵等仪式，势必助推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号召力。
其次，外交方针逐步融入诸多新概念与思路。关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同发展中国家外交和经济外交的表述次序发生变化，凸显战略侧重点的调整。在大国外交方面，首次明确提出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在周边外交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写入“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历年“两会”中，中美、中俄、中日等重要的大国双边关系总会是国际媒体聚焦的热点。随着中美投资协定结束文本谈判进入交换负面清单阶段，以及2015年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有可能借此契机取得更大的发展。如同李克强总理所言，双方要打破合作的天花板，努力构建好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中日两国而言，在二战胜利70周年这样一个敏感的年份，经历严重冲击略有回暖的双边外交能否重新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主要取决于日本领导人能否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有恰当的担当。作为全面战略伙伴的中俄两国，2015年将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进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将正式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协议并启动对接。此外，在全面开工建设东线天然气管道的同时，还将签署西线天然气的协议等一系列重要的合作文件。
再有，着重强调互联互通等方面具体外交成就。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着重强调了“一带一路”建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并设立丝路基金，彰显这些重大倡议在对外战略中的突出地位。亚投行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访问东南亚期间提出的倡议，2014年10月包括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在内的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目前，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增至46个，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2015年6月底之前将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以确保年底之前亚投行正式投入运作。“两会”期间及结束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随着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最后，阐明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将其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使得中国外交总体方略更加清晰而完整。在记者会上，王毅外长形象地用“朋友圈”越来越大，来形容中国坚持走“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道路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对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最好的诠释之一。在中国外交方针的总体论述下，“合作共赢”成为关键词，连同“和平发展”一起，把握住这两个要点，就能理顺整个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总脉络。
对外开放“升级版”助推深化改革
全面审视新一届政府就职以来的两届“两会”，可以发现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看，除了传统上论述中国外交的部分以外，近两次的报告都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推动改革深化的内容，中国经济外交从宏观方略到微观政策均在其中得以详细论述和部署。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成为中国的既定目标。与此同时，报告中在不同段落中阐述的关于节能减排、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经济创新、海洋强国等内容，也都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各部委与大会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些以往与外事领域交集很少的部门也开始面对涉及外交的提问，例如商务部、财政部、发改委、环保部、科技部，乃至工商总局等部委都曾面对海内外媒体关于跨国间合作等方面的发问。
在此次“两会”期间，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三个方面的看点值得引起重视：
第一，协进式的区域发展战略。首先，最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从外部来看涵盖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达到约2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这项推动相关区域和平发展的大国方略，不仅是国际间合作共赢的宏大战略构想，更将中国自身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融汇其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互联互通、大通关以及国际物流大通道的建设，将有力助推中国内陆沿边口岸的开放。商务部长高虎城表示，“一带一路”有利于中国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的西南、西北、东北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会由腹地变为开放的前沿。其次，重点推进双多边自贸区建设。中国的自贸区扩展战略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目前中国已经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贸协定，涵盖了近30%的进出口贸易额。现阶段正在重点推进同东盟的自贸区升级谈判以及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这两项谈判对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建格外重要。与此同时，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国同海合会、以色列的自贸区谈判也在稳步推进中。通过在内部建立上海自贸区等可复制的高水平开放重点区域以及双多边自贸区建设，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将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再次，投资、产业与服务的全球性升级。中国不仅将努力推动自身外贸转型升级，更要进一步高效引进和优质利用外资，注重对外投资的效益与风险。目前，中国利用外资愈发注重质量效益和结构优化，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例已经超过55%。 第二，创新式的改革转型举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创客”、“互联网 ”和“中国制造2025”等新概念成为网络流行的热门词汇。这些中国经济转型改革的新航标，同样也是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以移动通信为例，随着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愈发普及，互联网金融与物联网等快速发展，而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对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研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15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中国移动与日本和韩国的知名企业共同发布5G合作联合声明，三方的运营商将开展关键技术及系统验证的合作，并与全球标准化组织合作以实现全球协调一致的频谱规划和统一的5G标准。另一个例子源自于中德在“工业4.0”领域的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着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削弱的压力，而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振本国制造业，为此全球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竞争规则将发生重大转变。这促使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以及“互联网 ”等产业发展方向。这些新概念与德国的“工业4.0”，都在于将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广泛应用于制造业等领域，以大幅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和生产力。近期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通信和信息技术博览会上，中德因为在相关领域起步早、投资大而被国际社会认为将引领全球未来新型工业的发展潮流，成为“工业4.0”时代的全球双引擎。根据预测，到2022年物联网创造的经济价值将达到可观的144万亿美元，中德之间的合作将为分享巨额商机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将借此实现弯道超车式的跨越性发展。
第三，攻坚式的国际责任担当。这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环境污染的攻坚战和节能减排的国际责任。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同时兼顾发展与环保两项艰巨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共同的气候变化挑战。中国向雾霾宣战，打响大气污染、水源和土壤治理的攻坚战，不僅是中国民众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很多国家共同的期待。中国在坚定执行环保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文件，下决心整治环境污染的同时，应同周边国家开展相关合作，共享环境信息与技术，这将有力地提升污染治理的效果。新近履新的环保部长陈吉宁认为，中国积极参与众多国际环保行动计划和公约，中国政府在切实履行自身在全球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更重要的是中国解决好自身的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对世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最大贡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以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设定的减排目标，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中国政府务必要切实履行上述承诺，以回应全体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期待。
国际秩序“升级版”诠释新型国际关系
了解西方国际舆论的人，应该对所谓的“中国××论”的句式非常熟悉。如今，继热门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之后，似乎西方又热衷讨论起“中国挑战论”来。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目前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表明中国试图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颠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另行开辟一套适合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新（霸权）结构。该观点还有两个当下热议的例证，即有着“中国马歇尔计划”之称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被视为挑战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等现行多边机构的亚投行。
客观而论，中国确实希望改革目前的国际秩序，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各界都对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表述耳熟能详，但不是以破坏者的身份，而是以建设者的身份。如王毅外长所言，国际秩序自身需要与时俱进，中国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完善创新。而且，中国此举是试图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密谋颠覆国际秩序。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某些国家担忧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或许恰是因为自身有过这样的举动或做过类似的尝试，因而自然地将中国也“对号入座”。正是因为“己所不欲”，才忧虑他人“为所欲为”。这样的逻辑是典型的冷战式思维，其政策延伸便是结盟对抗、武力干涉、冲突竞争式的地缘战略，不仅不利于地区一体化和互利合作，更将对大国间的战略稳定造成破坏。
中国提出的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是国际政治生态的一次进化。要走出大国结盟对抗的历史悲剧，要改变大小国家不平等的局面，要推进艰难的区域合作，就必须扬弃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合理的因素。如果有人对此“恋恋不舍”，依旧对中国不恰当地指手划脚，那么丧失的将不仅是国际道义与合法性，更将在国际格局的未来演进中失去主动权。
中国按照自身的一贯原则与现实国情，提出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就是对结盟政治的一种创造性的替代方案。如今，中国已经同67个国家、5个国际组织结成了72对伙伴关系。有学者提出，结伴是“交朋友”思维，不针对第三方，不预设假想敌；而结盟恰是“找敌人”思维，以假想敌的存在为结盟的前提。
至于有人将“一带一路”与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相比拟，认为中国试图利用拉紧周边经济纽带的方式谋求地缘政治利益，那么只能说这是对“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古老丝路精神的不尊重，更是对现有“一带一路”合作的严重曲解。“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援助计划，更不是为了针对某些预设敌国而进行的结盟纾困。“一带一路”奉行的原则是“三共”：共商、共建、共享，而且坚持平等协商，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这一战略倡议的主观预期，是将中国发展的经验与资源和未来发展机遇与沿线广大国家相互分享，把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各种停留在纸面上的倡议真正落到实处。在实际建设中，还将注重各方的舒适度，侧重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保持透明与开放。可以说，上述所有特征均与“马歇尔计划”具有显著的区别。总之，“一带一路”仍然秉承着中国一贯坚持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互联互通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据估计，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将会有多达8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量，而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另需3000亿美元。这远超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能力，因此中国主张成立亚投行并设立丝路基金。如果说地理上的不相连使得西方有些国家可以对“一带一路”冷眼旁观，那么金融投资领域实实在在的机遇与利益则迫使其不得不做出抉择。在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资格确认截止期即将来临之际，西方国家内部发生分化，有相当多的欧盟国家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理性选择。这也被一些西方媒体解读成中国试图利用亚投行取代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甚至世界银行的地位。
曾经有一种中国药品的宣传语是：“不看广告看疗效”。这句话似乎同样适用于回应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关切。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否构成竞争，中国是否会削弱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开放与包容的特性将会给亚投行造成怎样的影响，亚投行将采取怎样的措施保障高标准和透明度需求，以及尚在犹豫徘徊的某些国家错失成为创始会员国之后将蒙受怎样的损失等等这些疑问，都将在未来的实践中得到清晰的答案。中国无需为亚投行做过多的宣传，其正式成立前已有如此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前不久去世的著名国际战略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81年前曾有这样的论述：“东亚和东南亚的所有人民在和平、经济发展和繁荣方面，都有着光明的前景。如果我们要迎头赶上工业国家，我们就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摒弃我们的偏见。必须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人民的福利上，不要把时间和资源浪费在对付宣传和颠覆等方面。”15年后，他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对中国所引领的东亚与西方世界的互动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增长将为西方提供机会，经济上和战略上都会取得更好的全球平衡。中国和东亚的复兴将给全世界注入活力。西方和亚洲的文明将以不同的力量在许多领域产生协同作用。中国需要吸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精华，以便提高科技能力。与这些国家发展相互关系将给中国的文明注入活力。反过来，中国也会向西方注入新的能量与活力。当我看到21世纪的亚洲和世界时，我对是否能实现平衡感到乐观。”
20年后的今天，中国正在以“互利共赢”的外交方略全面推进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系，人们有理由对更加优质的全球平衡感到更加乐观。
对外战略“升级版”彰显特色外交格局
仔细研读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与2014年的报告进行对比，可以发现2015年报告中几处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同时也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首先，对外交往越来越重视“主场外交”。一年来，通过成功举办亚信峰会、APEC会议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等重大外交活动，中国积极贡献各种理念和倡议，在地区多边外交中实现了“雁行效应”，体现出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外交机制的建立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两会”结束后不久，中国于2015年3月下旬举行新一年度的博鳌亚洲论坛，继续借助“主场外交”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的主题也极佳地契合了当前亞洲共同体建设的大趋势。随着中国积极筹划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尤其是举行大阅兵等仪式，势必助推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号召力。
其次，外交方针逐步融入诸多新概念与思路。关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同发展中国家外交和经济外交的表述次序发生变化，凸显战略侧重点的调整。在大国外交方面，首次明确提出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在周边外交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写入“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历年“两会”中，中美、中俄、中日等重要的大国双边关系总会是国际媒体聚焦的热点。随着中美投资协定结束文本谈判进入交换负面清单阶段，以及2015年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有可能借此契机取得更大的发展。如同李克强总理所言，双方要打破合作的天花板，努力构建好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中日两国而言，在二战胜利70周年这样一个敏感的年份，经历严重冲击略有回暖的双边外交能否重新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主要取决于日本领导人能否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有恰当的担当。作为全面战略伙伴的中俄两国，2015年将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进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将正式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协议并启动对接。此外，在全面开工建设东线天然气管道的同时，还将签署西线天然气的协议等一系列重要的合作文件。
再有，着重强调互联互通等方面具体外交成就。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着重强调了“一带一路”建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并设立丝路基金，彰显这些重大倡议在对外战略中的突出地位。亚投行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访问东南亚期间提出的倡议，2014年10月包括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在内的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目前，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增至46个，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2015年6月底之前将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以确保年底之前亚投行正式投入运作。“两会”期间及结束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随着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最后，阐明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将其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使得中国外交总体方略更加清晰而完整。在记者会上，王毅外长形象地用“朋友圈”越来越大，来形容中国坚持走“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道路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对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最好的诠释之一。在中国外交方针的总体论述下，“合作共赢”成为关键词，连同“和平发展”一起，把握住这两个要点，就能理顺整个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总脉络。
对外开放“升级版”助推深化改革
全面审视新一届政府就职以来的两届“两会”，可以发现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看，除了传统上论述中国外交的部分以外，近两次的报告都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推动改革深化的内容，中国经济外交从宏观方略到微观政策均在其中得以详细论述和部署。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成为中国的既定目标。与此同时，报告中在不同段落中阐述的关于节能减排、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经济创新、海洋强国等内容，也都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各部委与大会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些以往与外事领域交集很少的部门也开始面对涉及外交的提问，例如商务部、财政部、发改委、环保部、科技部，乃至工商总局等部委都曾面对海内外媒体关于跨国间合作等方面的发问。
在此次“两会”期间，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三个方面的看点值得引起重视：
第一，协进式的区域发展战略。首先，最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从外部来看涵盖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达到约2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这项推动相关区域和平发展的大国方略，不仅是国际间合作共赢的宏大战略构想，更将中国自身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融汇其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互联互通、大通关以及国际物流大通道的建设，将有力助推中国内陆沿边口岸的开放。商务部长高虎城表示，“一带一路”有利于中国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的西南、西北、东北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会由腹地变为开放的前沿。其次，重点推进双多边自贸区建设。中国的自贸区扩展战略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目前中国已经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贸协定，涵盖了近30%的进出口贸易额。现阶段正在重点推进同东盟的自贸区升级谈判以及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这两项谈判对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建格外重要。与此同时，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国同海合会、以色列的自贸区谈判也在稳步推进中。通过在内部建立上海自贸区等可复制的高水平开放重点区域以及双多边自贸区建设，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将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再次，投资、产业与服务的全球性升级。中国不仅将努力推动自身外贸转型升级，更要进一步高效引进和优质利用外资，注重对外投资的效益与风险。目前，中国利用外资愈发注重质量效益和结构优化，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例已经超过55%。 第二，创新式的改革转型举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创客”、“互联网 ”和“中国制造2025”等新概念成为网络流行的热门词汇。这些中国经济转型改革的新航标，同样也是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以移动通信为例，随着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愈发普及，互联网金融与物联网等快速发展，而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对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研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15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中国移动与日本和韩国的知名企业共同发布5G合作联合声明，三方的运营商将开展关键技术及系统验证的合作，并与全球标准化组织合作以实现全球协调一致的频谱规划和统一的5G标准。另一个例子源自于中德在“工业4.0”领域的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着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削弱的压力，而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振本国制造业，为此全球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竞争规则将发生重大转变。这促使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以及“互联网 ”等产业发展方向。这些新概念与德国的“工业4.0”，都在于将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广泛应用于制造业等领域，以大幅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和生产力。近期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通信和信息技术博览会上，中德因为在相关领域起步早、投资大而被国际社会认为将引领全球未来新型工业的发展潮流，成为“工业4.0”时代的全球双引擎。根据预测，到2022年物联网创造的经济价值将达到可观的144万亿美元，中德之间的合作将为分享巨额商机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将借此实现弯道超车式的跨越性发展。
第三，攻坚式的国际责任担当。这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环境污染的攻坚战和节能减排的国际责任。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同时兼顾发展与环保两项艰巨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共同的气候变化挑战。中国向雾霾宣战，打响大气污染、水源和土壤治理的攻坚战，不僅是中国民众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很多国家共同的期待。中国在坚定执行环保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文件，下决心整治环境污染的同时，应同周边国家开展相关合作，共享环境信息与技术，这将有力地提升污染治理的效果。新近履新的环保部长陈吉宁认为，中国积极参与众多国际环保行动计划和公约，中国政府在切实履行自身在全球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更重要的是中国解决好自身的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对世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最大贡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以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设定的减排目标，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中国政府务必要切实履行上述承诺，以回应全体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期待。
国际秩序“升级版”诠释新型国际关系
了解西方国际舆论的人，应该对所谓的“中国××论”的句式非常熟悉。如今，继热门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之后，似乎西方又热衷讨论起“中国挑战论”来。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目前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表明中国试图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颠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另行开辟一套适合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新（霸权）结构。该观点还有两个当下热议的例证，即有着“中国马歇尔计划”之称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被视为挑战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等现行多边机构的亚投行。
客观而论，中国确实希望改革目前的国际秩序，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各界都对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表述耳熟能详，但不是以破坏者的身份，而是以建设者的身份。如王毅外长所言，国际秩序自身需要与时俱进，中国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完善创新。而且，中国此举是试图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密谋颠覆国际秩序。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某些国家担忧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或许恰是因为自身有过这样的举动或做过类似的尝试，因而自然地将中国也“对号入座”。正是因为“己所不欲”，才忧虑他人“为所欲为”。这样的逻辑是典型的冷战式思维，其政策延伸便是结盟对抗、武力干涉、冲突竞争式的地缘战略，不仅不利于地区一体化和互利合作，更将对大国间的战略稳定造成破坏。
中国提出的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是国际政治生态的一次进化。要走出大国结盟对抗的历史悲剧，要改变大小国家不平等的局面，要推进艰难的区域合作，就必须扬弃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合理的因素。如果有人对此“恋恋不舍”，依旧对中国不恰当地指手划脚，那么丧失的将不仅是国际道义与合法性，更将在国际格局的未来演进中失去主动权。
中国按照自身的一贯原则与现实国情，提出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就是对结盟政治的一种创造性的替代方案。如今，中国已经同67个国家、5个国际组织结成了72对伙伴关系。有学者提出，结伴是“交朋友”思维，不针对第三方，不预设假想敌；而结盟恰是“找敌人”思维，以假想敌的存在为结盟的前提。
至于有人将“一带一路”与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相比拟，认为中国试图利用拉紧周边经济纽带的方式谋求地缘政治利益，那么只能说这是对“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古老丝路精神的不尊重，更是对现有“一带一路”合作的严重曲解。“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援助计划，更不是为了针对某些预设敌国而进行的结盟纾困。“一带一路”奉行的原则是“三共”：共商、共建、共享，而且坚持平等协商，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这一战略倡议的主观预期，是将中国发展的经验与资源和未来发展机遇与沿线广大国家相互分享，把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各种停留在纸面上的倡议真正落到实处。在实际建设中，还将注重各方的舒适度，侧重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保持透明与开放。可以说，上述所有特征均与“马歇尔计划”具有显著的区别。总之，“一带一路”仍然秉承着中国一贯坚持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互联互通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据估计，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将会有多达8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量，而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另需3000亿美元。这远超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能力，因此中国主张成立亚投行并设立丝路基金。如果说地理上的不相连使得西方有些国家可以对“一带一路”冷眼旁观，那么金融投资领域实实在在的机遇与利益则迫使其不得不做出抉择。在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资格确认截止期即将来临之际，西方国家内部发生分化，有相当多的欧盟国家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理性选择。这也被一些西方媒体解读成中国试图利用亚投行取代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甚至世界银行的地位。
曾经有一种中国药品的宣传语是：“不看广告看疗效”。这句话似乎同样适用于回应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关切。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否构成竞争，中国是否会削弱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开放与包容的特性将会给亚投行造成怎样的影响，亚投行将采取怎样的措施保障高标准和透明度需求，以及尚在犹豫徘徊的某些国家错失成为创始会员国之后将蒙受怎样的损失等等这些疑问，都将在未来的实践中得到清晰的答案。中国无需为亚投行做过多的宣传，其正式成立前已有如此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前不久去世的著名国际战略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81年前曾有这样的论述：“东亚和东南亚的所有人民在和平、经济发展和繁荣方面，都有着光明的前景。如果我们要迎头赶上工业国家，我们就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摒弃我们的偏见。必须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人民的福利上，不要把时间和资源浪费在对付宣传和颠覆等方面。”15年后，他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对中国所引领的东亚与西方世界的互动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增长将为西方提供机会，经济上和战略上都会取得更好的全球平衡。中国和东亚的复兴将给全世界注入活力。西方和亚洲的文明将以不同的力量在许多领域产生协同作用。中国需要吸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精华，以便提高科技能力。与这些国家发展相互关系将给中国的文明注入活力。反过来，中国也会向西方注入新的能量与活力。当我看到21世纪的亚洲和世界时，我对是否能实现平衡感到乐观。”
20年后的今天，中国正在以“互利共赢”的外交方略全面推进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系，人们有理由对更加优质的全球平衡感到更加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