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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民企吃准了国企错过的机会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北京是一处特殊之地：国有经济发达，是众多央企、国企的总部所在地；同时又聚集了许多重要民企，百度、万达、京东等均汇聚于此。
迟宇宙：北京民营经济发达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资源集中度高。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总部、最好的人才资源、最多的技术储备，都集中在北京。同时，北京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制度建设、城市管理等相对比较完善，有效避免了企业发展中的额外负担。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喊着“逃离北上广”，却迟迟不动身的原因——大城市意味着机会。
另一个原因，则是北京的央企、国企比较多，而服务型企业比较少，这就给早期的IT公司、互联网公司、金融服务公司以及企业服务型公司提供了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的大型IT企业，像联想、方正、紫光、清华同方等，都是在北京，依托科研院所诞生的。早期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说穿了，就是有一些领域，大国企没看上，小国企没跟上，给了民营企业机会。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北京民企相对集中在科技、地产、文化、媒体等领域——因为这些领域有民企发展的空间。
郭宇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在北京，有发改委，有中央部委机关，有这些部委的各种智库，那么，围绕着这些机构就有许多政策出台的渠道。企业能够“春江水暖鸭先知”，根据政策进行提前布局，这是北京的天然优势。所以像万达这种房地产企业，资产、金融在其经营决策中占比很重，它们就常常集中在北京。像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必须把总部设在北京，因为它必须跟政策保持密切协调。腾讯总部虽然在深圳，但它的新闻部门也只能是在北京。文化传媒企业都是如此，否则沟通成本会非常大。
北京创业大潮的来与去千年古都北京，一直站在发展的潮头浪尖上。从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兴盛，到柳传志、俞敏洪等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故事，北京给许多人留下充满创业活力的印象。当下的北京，又有怎样的创业文化和氛围？
郭宇宽：北京之所以在过去能形成相对较好的创业氛围，是因为它有几方面的优势。首先，是资源的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集中、人才集中。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北京所集中的资源相对于其它地方——无论是广东还是上海——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北京经营一个文化企业，比如新闻媒体，会天然地有广阔的视野和格局，能够比较宏观地把握问题。相对而言，在广东等其它地方，文化企业的格局就会较小。
北京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这座城市在历史上就有“不排外”的特点，包容、大气。北京的外来人口不会遇到文化上的障碍。在创业文化的形成上，这是北京的有利因素。当然，随着南方各大城市吸纳了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体，像是新广州人、新深圳人，人口结构已经变得跟过去很不一样了，这些地方也越来越包容。反而是北京近年来却在严格限制人口，有所谓的“控制低端人口”。这样，创业文化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创业是“九死一生”的概率事件，创业活跃的地方一定得人口多，并且所谓的“低端人口”也多。很多创业者正是由于自身是“低端人口”，所以才奋而拼搏、创业成功的。一个地方如果只有“高端人口”，不会有好的创业氛围。
迟宇宙：诚然如此，譬如我在进行的内容创业，虽然说无论创业者身在北京还是上海，本质差别都不会太大，但你还是会发现，在北京创业是有天然优势的。我在北京办媒体，而我的一个朋友在武汉做机构自媒体。广告商在进行广告投放的時候，将我们的列为全国性的，而将他那个列为区域性的，在广告投放量上就会有很大差别。虽然我们的定位不同，内容不同，但差别如此悬殊，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另外，在北京做媒体，很容易就能拿到更多的第一手信息，接触到优质的访问对象。这些都是创业竞争中的核心资源。新闻媒体行业如此，其它行业也是如此。
郭宇宽：但是，依我所见，北京的创业文化现在正在衰退。我经常到广东的深圳、东莞一带考察企业，寻找投资项目，感觉到这些地方现在有更多的创业活力。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南方地区的格局比过去更大了。而北京的创业环境虽然依然活跃，但现在有一些让人不安的因素，一些政策正在使创业环境恶化。俞敏洪当年是北京创业的一个典型，可要是在今天，他已经没有机会用过去的方法创业了。俞敏洪当年是办培训班出身，在电线杆上刷小广告。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街道整治。北京的临街店铺，基本上都被砖头糊死了。以前要在北京做餐饮业，还比较有机会，而现在，这类型的创业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创业起点变得越来越难以达到。
而在深圳，我就看到不一样的情况。深圳一方面有很好的科技环境、创新环境；另一方面，在深圳的街头巷尾都有很多小吃，有许多能够方便地吃一顿的地方。这种市民化的生活氛围，与创新的环境一起，形成很好的生态。这是北京所缺失的创业生态。我认为，总体而言，北京的创业文化正在退步。
迟宇宙：是的，在目前环境下看，由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一大批创业企业，民营经济的中心已经向深圳和杭州转移了。北京和上海，尤其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已经错失了机遇。北京在文化领域的优势会长期保持下去，在科技领域会受到深圳和杭州的挑战，传媒领域整体的创业机会都不太多了。
因为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互联网巨头的诞生，北京的创业土壤也越来越贫瘠。大部分创业不是被理想驱动，而是被资本驱动，也被就业压力驱动。从本质上说，北京没什么创业文化，传奇故事都是虚幻的，只有当你真正创业的时候，才会体会到残酷。
在北京创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机会多；最大的劣势，就是成本太高。你还没成长起来的时候，就倒下去了。
郭宇宽：对于北京创业氛围的消去，政府应该有所应对。
迟宇宙：我建议政府对于创业者，还是要进行更多的注册、税费、房租、资金扶持等方面的优惠。让创业企业先活下来，比从它们身上拿到“快钱”重要得多，也有价值得多。多一个成功企业，就会多一批追随者，会缴纳更多的税，提供更多的就业。 郭宇宽：目前政府提出疏解北京的非核心功能，那就应该厘清创业企业是不是核心功能。退一万步，即使认为创业不是核心功能，那么在北京外围，像是“副中心”通州或者其它“特色小镇”，就应该拿出更好的政策，给创业者提供服务。创业企业的贡献不光是税收和就业，其实还带动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社会活力。
民营企业也有“京派和海派”
中国的南北差异，也体现在南北企业家的差异上，乃至商业文化、企业模式的差异。
郭宇宽：北方与南方的企业，在创业思维方面很不一样。北京的创业思维是贴近宏观政策；而南方的创业思维更加市场化，也就是更直接地贴近市场需求，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这种创业思维催生的企业往往在广东成长起来。
在企业家性格上，也有南北差异。北方企业家在创新、效率方面，在紧贴市场方面，就比不上南方企业家。北方企业家喜欢讲宏大问题，而南方企业家的作风比较简单直接，不爱讲大道理。这可能会局限了企业的格局，但是决策过程非常快，市场化程度非常高。
我有一些很直观的印象。北京企业家的办公室非常大，吃饭的场面非常铺张，谈生意的时候，可能讲了半天还没有切入主题。而广东的企业家比较低调，有些很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办公室也不大，与客人谈生意的饭局很简朴，也没有北京的喝酒风气。广东企业家切入主题非常快，刚坐下来就开始讲我们合作做什么生意，讲完后可能马上就能启动。广东企业家有“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
迟宇宙：在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中，以广东、江浙为代表的南方商人比较善于抓机遇，擅长使用资本的力量，能坚持；而且自身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才会出现腾讯、华为、阿里巴巴、娃哈哈这样的公司；湖南人很执着，能一竿子插到底，所以湖南也出现了很多不错的公司，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北方商人整体行动偏缓，但相对比较扎实，一般会先求生存再求发展。譬如山东的企业家，除了海尔的张瑞敏以外，其余知名的不多。虽然如此，山东的企业尽管创新上有些迟缓，但一直活得不错，走得挺稳。在北方，山西的企业家是例外，他们有的赌性比较重，代表性人物是孙宏斌、贾跃亭、李彦宏。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是，南方人容易从细节上看到商业机会，北方人则容易忽视这些，他们的性格中存在惰性。有一天，我在北京，在自己家的小区外面找地方吃饭，居然找不到早餐点儿。这要搁在南方，只要有钱赚，见缝插针也得支个摊子。
郭宇宽：这倒不是因为北方人没有创业精神，其实很多人想干这个，但是要考虑城管。在深圳，小贩支个摊子卖东西，基本上是可以被宽容的。
实体经济：效益依然压倒成本
实干兴业，实业兴邦。近年来，关于北京的高房价、雾霾等报道频见报端，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伤害也备受热议。
迟宇宙：北京的实体经济，整体来看还算比较健康，毕竟首善之地，资源集中，需求也集中，只要不贪多求大，还是充满了机遇。但资本对于创业市场的助推、资金大量涌入资本市场，对北京实体经济的冲击还是比较厉害的，只不过没有其它地方明显罢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北京，资金使用成本较其它中小城市低很多。我们都知道，你在银行办贷款，北京的贷款利率基本上就是正常利率，但在很多中小城市，所谓的“中间成本”高得离谱，而且还贷不到，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借高利贷。我们也看到，一些互联网公司看到了机会，所以就有了微众银行、蚂蚁金服这样的公司出现。
至于高房价和雾霾，的确推高了北京创业和生活的成本，但人们对资源的评估，都是与其潜在收益进行对照，只要北京依旧拥有资源和机遇，房价和雾霾都阻挡不了创业者的脚步。这是商业的天性，也是创业者的宿命。
郭宇宽：我认为，北京必须重视实体经济，但北京的实体经济一定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而应该是与民生、文化等密切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会为这些产业带来较好的环境。
北京应该学习广东的“去中心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北地区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高度集中在北京，以致有了“环首都贫困带”的说法。近年来，环北京区域的崛起正在逐渐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民企的被挤出，也有产业链的主动扩张。
迟宇宙：我们还是要说到资源。北京资源集中度高，但在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什么？是土地。北京的土地是有限的，水资源是有限的，能够承载的人口也是有限的。但是北京的机会多，这就决定了人才会持续地向北京流动，住房和教育就成为刚性需求。北京的土地资源有限，但北京周边都是待开发的土地资源，所以就形成了房地产业推动的“环首都经济带”。我们说房地产不只是一个产业，而是影响到产业链上下游70个行业的支柱产业，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资本在流动，有了资本的流动就有商业机会，就有经济行为，有GDP。这种带动是否健康姑且不论，但对周边地区来说，这是正向的。
但也有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北京周边地区购买力较北京为弱，房价的高企势必对刚需市场造成巨大压力，甚至会对金融安全产生危险。房地产牵一发而动全身，“环北京经济带”，乃至整个中国，需要走出对房地产的依赖，找到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郭宇宽：北京周边地区的商业环境乃至社会环境，还是有典型的北方特点，也就是资源导向型、行政导向型。这里还是要与南方来进行对比。南方的社会环境特点，除了高度市场化、瞄准消费需求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去中心化”。比如说在广东，像是在佛山这些地方，相比起广州而言，也会有独特甚至更好的经营环境和创业氛围，甚至人们内心也有对本地的自豪感。这种“去中心化”的环境，其实是值得北京学习的，而民企在其中应该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迟宇宙：雄安新区如果能够按照规划发展起来，对于缓解北京的各种压力肯定能起到很大作用。人都是跟着机会走的，机会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央企总部，如果搬迁到雄安，一部分原本属于北京的资源就会向雄安集中，最终会推动雄安的发展。这相当于重新洗牌，把北京曾经催生服务型产业的机会再重演一次，无论对于国企还是民企来说，都充满了想象力和机遇。
雄安最大的挑战，跟北京一样，来自于淡水资源。中国华北地区淡水资源匮乏，河北整体上已經没有地表水，雄安新区的设立，会吸引其它地方的人才涌入雄安，水资源的需求会对雄安乃至整个华北都造成压力。这是影响京津冀经济发展的一大挑战，需要作出预案。
还有一个挑战是河北的钢铁企业，尤其是小型钢铁企业造成的污染。当雾霾造成的伤害超过机遇带来的预期时，留给民企的机遇就不存在了。
创新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北京云集了中国最富裕的一批企业家，同时也是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相当发达的城市。企业家在积累了财富的同时，也在承担起社会责任。
迟宇宙：中国的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大部分是搞慈善公益，主要靠捐款，也有一些组织，像致力于环境改善的阿拉善。整体上来说，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比较狭隘，还处于捐捐款、种种树的阶段。这其实与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有关。腾讯的公益基金，主要致力于儿童教育；阿里巴巴的公益基金，主要集中于乡村教育。马云还办了所湖畔大学，对创业企业家进行培训。他们都属于比较有远见的人，在慈善公益的眼光上也看得远一些。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商业的社会责任》一文中说：“仅存在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商业社会责任——只要它遵守职业规则，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并且从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从事公开的、自由的竞争。”
中国的企业家，通过守法经营，把企业搞好了，解决更多就业，缴纳更多税金，带动产业链的成长，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
郭宇宽：我十分同意。企业通过自己的创新，实现光明正大的成功，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当然，这首先得要求社会环境和法律政策公平、宽松、透明，让企业能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取得成功。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家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给社会活力带来的感召效果，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正能量，也是一种很大的社会公益。但是现在有些企业家的成功，有很多来路不明的因素。无论这些企业家为社会捐了多少钱，只要这些钱不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挣来的，那就不能算是承担社会责任。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北京是一处特殊之地：国有经济发达，是众多央企、国企的总部所在地；同时又聚集了许多重要民企，百度、万达、京东等均汇聚于此。
迟宇宙：北京民营经济发达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资源集中度高。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总部、最好的人才资源、最多的技术储备，都集中在北京。同时，北京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制度建设、城市管理等相对比较完善，有效避免了企业发展中的额外负担。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喊着“逃离北上广”，却迟迟不动身的原因——大城市意味着机会。
另一个原因，则是北京的央企、国企比较多，而服务型企业比较少，这就给早期的IT公司、互联网公司、金融服务公司以及企业服务型公司提供了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的大型IT企业，像联想、方正、紫光、清华同方等，都是在北京，依托科研院所诞生的。早期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说穿了，就是有一些领域，大国企没看上，小国企没跟上，给了民营企业机会。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北京民企相对集中在科技、地产、文化、媒体等领域——因为这些领域有民企发展的空间。
郭宇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在北京，有发改委，有中央部委机关，有这些部委的各种智库，那么，围绕着这些机构就有许多政策出台的渠道。企业能够“春江水暖鸭先知”，根据政策进行提前布局，这是北京的天然优势。所以像万达这种房地产企业，资产、金融在其经营决策中占比很重，它们就常常集中在北京。像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必须把总部设在北京，因为它必须跟政策保持密切协调。腾讯总部虽然在深圳，但它的新闻部门也只能是在北京。文化传媒企业都是如此，否则沟通成本会非常大。
北京创业大潮的来与去千年古都北京，一直站在发展的潮头浪尖上。从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兴盛，到柳传志、俞敏洪等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故事，北京给许多人留下充满创业活力的印象。当下的北京，又有怎样的创业文化和氛围？
郭宇宽：北京之所以在过去能形成相对较好的创业氛围，是因为它有几方面的优势。首先，是资源的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集中、人才集中。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北京所集中的资源相对于其它地方——无论是广东还是上海——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北京经营一个文化企业，比如新闻媒体，会天然地有广阔的视野和格局，能够比较宏观地把握问题。相对而言，在广东等其它地方，文化企业的格局就会较小。
北京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这座城市在历史上就有“不排外”的特点，包容、大气。北京的外来人口不会遇到文化上的障碍。在创业文化的形成上，这是北京的有利因素。当然，随着南方各大城市吸纳了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体，像是新广州人、新深圳人，人口结构已经变得跟过去很不一样了，这些地方也越来越包容。反而是北京近年来却在严格限制人口，有所谓的“控制低端人口”。这样，创业文化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创业是“九死一生”的概率事件，创业活跃的地方一定得人口多，并且所谓的“低端人口”也多。很多创业者正是由于自身是“低端人口”，所以才奋而拼搏、创业成功的。一个地方如果只有“高端人口”，不会有好的创业氛围。
迟宇宙：诚然如此，譬如我在进行的内容创业，虽然说无论创业者身在北京还是上海，本质差别都不会太大，但你还是会发现，在北京创业是有天然优势的。我在北京办媒体，而我的一个朋友在武汉做机构自媒体。广告商在进行广告投放的時候，将我们的列为全国性的，而将他那个列为区域性的，在广告投放量上就会有很大差别。虽然我们的定位不同，内容不同，但差别如此悬殊，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另外，在北京做媒体，很容易就能拿到更多的第一手信息，接触到优质的访问对象。这些都是创业竞争中的核心资源。新闻媒体行业如此，其它行业也是如此。
郭宇宽：但是，依我所见，北京的创业文化现在正在衰退。我经常到广东的深圳、东莞一带考察企业，寻找投资项目，感觉到这些地方现在有更多的创业活力。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南方地区的格局比过去更大了。而北京的创业环境虽然依然活跃，但现在有一些让人不安的因素，一些政策正在使创业环境恶化。俞敏洪当年是北京创业的一个典型，可要是在今天，他已经没有机会用过去的方法创业了。俞敏洪当年是办培训班出身，在电线杆上刷小广告。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街道整治。北京的临街店铺，基本上都被砖头糊死了。以前要在北京做餐饮业，还比较有机会，而现在，这类型的创业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创业起点变得越来越难以达到。
而在深圳，我就看到不一样的情况。深圳一方面有很好的科技环境、创新环境；另一方面，在深圳的街头巷尾都有很多小吃，有许多能够方便地吃一顿的地方。这种市民化的生活氛围，与创新的环境一起，形成很好的生态。这是北京所缺失的创业生态。我认为，总体而言，北京的创业文化正在退步。
迟宇宙：是的，在目前环境下看，由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一大批创业企业，民营经济的中心已经向深圳和杭州转移了。北京和上海，尤其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已经错失了机遇。北京在文化领域的优势会长期保持下去，在科技领域会受到深圳和杭州的挑战，传媒领域整体的创业机会都不太多了。
因为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互联网巨头的诞生，北京的创业土壤也越来越贫瘠。大部分创业不是被理想驱动，而是被资本驱动，也被就业压力驱动。从本质上说，北京没什么创业文化，传奇故事都是虚幻的，只有当你真正创业的时候，才会体会到残酷。
在北京创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机会多；最大的劣势，就是成本太高。你还没成长起来的时候，就倒下去了。
郭宇宽：对于北京创业氛围的消去，政府应该有所应对。
迟宇宙：我建议政府对于创业者，还是要进行更多的注册、税费、房租、资金扶持等方面的优惠。让创业企业先活下来，比从它们身上拿到“快钱”重要得多，也有价值得多。多一个成功企业，就会多一批追随者，会缴纳更多的税，提供更多的就业。 郭宇宽：目前政府提出疏解北京的非核心功能，那就应该厘清创业企业是不是核心功能。退一万步，即使认为创业不是核心功能，那么在北京外围，像是“副中心”通州或者其它“特色小镇”，就应该拿出更好的政策，给创业者提供服务。创业企业的贡献不光是税收和就业，其实还带动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社会活力。
民营企业也有“京派和海派”
中国的南北差异，也体现在南北企业家的差异上，乃至商业文化、企业模式的差异。
郭宇宽：北方与南方的企业，在创业思维方面很不一样。北京的创业思维是贴近宏观政策；而南方的创业思维更加市场化，也就是更直接地贴近市场需求，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这种创业思维催生的企业往往在广东成长起来。
在企业家性格上，也有南北差异。北方企业家在创新、效率方面，在紧贴市场方面，就比不上南方企业家。北方企业家喜欢讲宏大问题，而南方企业家的作风比较简单直接，不爱讲大道理。这可能会局限了企业的格局，但是决策过程非常快，市场化程度非常高。
我有一些很直观的印象。北京企业家的办公室非常大，吃饭的场面非常铺张，谈生意的时候，可能讲了半天还没有切入主题。而广东的企业家比较低调，有些很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办公室也不大，与客人谈生意的饭局很简朴，也没有北京的喝酒风气。广东企业家切入主题非常快，刚坐下来就开始讲我们合作做什么生意，讲完后可能马上就能启动。广东企业家有“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
迟宇宙：在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中，以广东、江浙为代表的南方商人比较善于抓机遇，擅长使用资本的力量，能坚持；而且自身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才会出现腾讯、华为、阿里巴巴、娃哈哈这样的公司；湖南人很执着，能一竿子插到底，所以湖南也出现了很多不错的公司，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北方商人整体行动偏缓，但相对比较扎实，一般会先求生存再求发展。譬如山东的企业家，除了海尔的张瑞敏以外，其余知名的不多。虽然如此，山东的企业尽管创新上有些迟缓，但一直活得不错，走得挺稳。在北方，山西的企业家是例外，他们有的赌性比较重，代表性人物是孙宏斌、贾跃亭、李彦宏。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是，南方人容易从细节上看到商业机会，北方人则容易忽视这些，他们的性格中存在惰性。有一天，我在北京，在自己家的小区外面找地方吃饭，居然找不到早餐点儿。这要搁在南方，只要有钱赚，见缝插针也得支个摊子。
郭宇宽：这倒不是因为北方人没有创业精神，其实很多人想干这个，但是要考虑城管。在深圳，小贩支个摊子卖东西，基本上是可以被宽容的。
实体经济：效益依然压倒成本
实干兴业，实业兴邦。近年来，关于北京的高房价、雾霾等报道频见报端，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伤害也备受热议。
迟宇宙：北京的实体经济，整体来看还算比较健康，毕竟首善之地，资源集中，需求也集中，只要不贪多求大，还是充满了机遇。但资本对于创业市场的助推、资金大量涌入资本市场，对北京实体经济的冲击还是比较厉害的，只不过没有其它地方明显罢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北京，资金使用成本较其它中小城市低很多。我们都知道，你在银行办贷款，北京的贷款利率基本上就是正常利率，但在很多中小城市，所谓的“中间成本”高得离谱，而且还贷不到，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借高利贷。我们也看到，一些互联网公司看到了机会，所以就有了微众银行、蚂蚁金服这样的公司出现。
至于高房价和雾霾，的确推高了北京创业和生活的成本，但人们对资源的评估，都是与其潜在收益进行对照，只要北京依旧拥有资源和机遇，房价和雾霾都阻挡不了创业者的脚步。这是商业的天性，也是创业者的宿命。
郭宇宽：我认为，北京必须重视实体经济，但北京的实体经济一定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而应该是与民生、文化等密切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会为这些产业带来较好的环境。
北京应该学习广东的“去中心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北地区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高度集中在北京，以致有了“环首都贫困带”的说法。近年来，环北京区域的崛起正在逐渐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民企的被挤出，也有产业链的主动扩张。
迟宇宙：我们还是要说到资源。北京资源集中度高，但在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什么？是土地。北京的土地是有限的，水资源是有限的，能够承载的人口也是有限的。但是北京的机会多，这就决定了人才会持续地向北京流动，住房和教育就成为刚性需求。北京的土地资源有限，但北京周边都是待开发的土地资源，所以就形成了房地产业推动的“环首都经济带”。我们说房地产不只是一个产业，而是影响到产业链上下游70个行业的支柱产业，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资本在流动，有了资本的流动就有商业机会，就有经济行为，有GDP。这种带动是否健康姑且不论，但对周边地区来说，这是正向的。
但也有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北京周边地区购买力较北京为弱，房价的高企势必对刚需市场造成巨大压力，甚至会对金融安全产生危险。房地产牵一发而动全身，“环北京经济带”，乃至整个中国，需要走出对房地产的依赖，找到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郭宇宽：北京周边地区的商业环境乃至社会环境，还是有典型的北方特点，也就是资源导向型、行政导向型。这里还是要与南方来进行对比。南方的社会环境特点，除了高度市场化、瞄准消费需求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去中心化”。比如说在广东，像是在佛山这些地方，相比起广州而言，也会有独特甚至更好的经营环境和创业氛围，甚至人们内心也有对本地的自豪感。这种“去中心化”的环境，其实是值得北京学习的，而民企在其中应该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迟宇宙：雄安新区如果能够按照规划发展起来，对于缓解北京的各种压力肯定能起到很大作用。人都是跟着机会走的，机会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央企总部，如果搬迁到雄安，一部分原本属于北京的资源就会向雄安集中，最终会推动雄安的发展。这相当于重新洗牌，把北京曾经催生服务型产业的机会再重演一次，无论对于国企还是民企来说，都充满了想象力和机遇。
雄安最大的挑战，跟北京一样，来自于淡水资源。中国华北地区淡水资源匮乏，河北整体上已經没有地表水，雄安新区的设立，会吸引其它地方的人才涌入雄安，水资源的需求会对雄安乃至整个华北都造成压力。这是影响京津冀经济发展的一大挑战，需要作出预案。
还有一个挑战是河北的钢铁企业，尤其是小型钢铁企业造成的污染。当雾霾造成的伤害超过机遇带来的预期时，留给民企的机遇就不存在了。
创新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北京云集了中国最富裕的一批企业家，同时也是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相当发达的城市。企业家在积累了财富的同时，也在承担起社会责任。
迟宇宙：中国的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大部分是搞慈善公益，主要靠捐款，也有一些组织，像致力于环境改善的阿拉善。整体上来说，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比较狭隘，还处于捐捐款、种种树的阶段。这其实与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有关。腾讯的公益基金，主要致力于儿童教育；阿里巴巴的公益基金，主要集中于乡村教育。马云还办了所湖畔大学，对创业企业家进行培训。他们都属于比较有远见的人，在慈善公益的眼光上也看得远一些。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商业的社会责任》一文中说：“仅存在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商业社会责任——只要它遵守职业规则，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并且从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从事公开的、自由的竞争。”
中国的企业家，通过守法经营，把企业搞好了，解决更多就业，缴纳更多税金，带动产业链的成长，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
郭宇宽：我十分同意。企业通过自己的创新，实现光明正大的成功，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当然，这首先得要求社会环境和法律政策公平、宽松、透明，让企业能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取得成功。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家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给社会活力带来的感召效果，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正能量，也是一种很大的社会公益。但是现在有些企业家的成功，有很多来路不明的因素。无论这些企业家为社会捐了多少钱，只要这些钱不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挣来的，那就不能算是承担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