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欧洲》一书里，托尼·朱特借由欧共体农业政策的初衷及其后来被夸大的意义，来说明“欧洲”整体构造的浮夸：一个由形形色色的选举考量、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文化造就的偶然结果，时局让它变得重要，繁荣让它变得可能。而一旦既成事实，却被视为更广阔的欧洲融合过程中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
　　欧盟的农业高价补贴政策一向被视为欧盟经济政策的一个败笔。但是如果身处战后初期的欧洲，则不难理解补贴农业的意义所在：城乡收入的差距曾导致整整一代农民选择支持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到希腊的形形色色的或保守、或威权、或极权主义的政党。随着战后工业生产的恢复，农业占整个经济的份额再度出现下降，避免战前梦魇般的故事重演就成为延续农业补贴的最好理由。
　　这其中每个成员国的初衷又不一样。法国始终对农村社会怀有“浪漫情怀”;荷兰是为了避免丹麦的竞争;农业生产效率最高的西德则认为这是维护联盟团结的“合理代价”。
　　从煤钢联盟到欧共体到欧盟，新欧洲一路行来并非人们想象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路线图，很多客观上造成“日益密切的联盟”的权宜之计，非着眼于未来的政策动议，却被视为有先见之明的设计，一方面被用来解释过去的成就，一方面被用来为未来的统一努力正名。结果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无法为未来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换言之，欧盟尤其是其西欧核心部分，被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脑，相信自己创造出的一个神话，即欧共体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更广泛的泛欧愿景的一部分。其实如果没有这个神话，那缔造了新欧洲的一系列所谓的里程碑，如马歇尔计划、欧洲煤钢共同体、经合组织、共同农业政策，甚至包括欧洲法院等等，可能都将会被还原为解决各种特定问题的具体方案。
　　关于中国的改革叙事，同样存在这样的暧昧。如当年放开个体户创业限制，到底是放权让利型改革，还是返城知青就业压力倒逼所致，如今鲜有统一版本。如果更倾向于倒逼说，则对于后来主动放权型改革后劲不足就不会有太多意外，如果相信是源自顶层设计，则不免觉得有既得利益集团卷土重来之忧。
　　托尼·朱特坦承自己是一个欧洲悲观论者，他认为西欧的成功是不可复制，因为从最根本上说，这个成功是西欧各国对过去战争，也即彼此间无休止纷争的过去的厌弃，以及对与苏联东欧冷战的恐惧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逼迫他们合理解決昔日的争端，后者鼓励他们抱团取暖，而美国承担防务责任的大部，则意味着他们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自身的发展。
　　冷战结束，昔日的敌人成了帮扶对象，而西欧却发现自己受困于老龄化、产业转移、福利支出增加等等结构性因素而陷入了增长无力的境地。正在演进中的希腊变局再次提醒人们，是时候重新盘点欧洲一体化神话了。

《论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