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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毕飞宇是“新生代”作家，他的小说在经历了形而上的历史叙事、喧嚣世俗的城市书写之后，最终回归日常，关注当下。毕飞宇敏锐地看到了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相爱的日子》中他所关注的依然是人，人的生求，人的发展，人的尊严，人的“舒展”，作者把悲悯的目光投向了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
[关键词]毕飞宇 小说 悲悯 人文关怀
在经历了哲学的形而上的历史叙事、喧嚣世俗的城市书写之后，毕飞宇最终回归日常，关注当下。毕飞宇曾经说过，他的创作母题是伤害，“我的所有的创作几乎都围绕在‘伤害’的周围”。这句话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他关注的是被伤害的人。所以，他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精神指向就是人文关怀。用毕飞宇自己的话说，在他的心中，第一重要的是“人”，“‘人’的舒展，‘人’的自由，‘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人’的欲望”。
《相爱的日子》写的是极小、极简单的事，一对大学毕业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男女在一个酒会上偶尔相识了，都是“蹭饭”的身份，让他们彼此靠近，醉酒后他们睡在了一起，并且一起在大排档“共进晚餐”，然后各奔东西。如果小说到此结束，不过就是写“一夜情”，那就没有什么深意了。毕飞宇是经营短篇的高手，接下来，小说中的女孩生病了，一个人在地下室孤伶伶地熬了许多天，直到男孩打电话过去。后来，“他”和“她”的关系相对稳定了，“一个星期见一次，一次做两回爱。”他们没有同居，却越来越亲了。“她”回了一趟老家，他们一起领略了“小别”的胜境。在缠绵之后，“她”从手机里调出两张相片，和“他”商量自己嫁给哪一位好，“商量”的结果是嫁给离过一次婚，有房有车，有一个七岁的女儿但收入要高一些的男子。“她”走的时候“他”没有送，而是把“她”留在床单上的头发拣起来，绕在指尖上，感到食指疼时把头发撸下来，点着了。“人去楼空，可空气里全是她。她真香啊。”没有大悲大喜，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摇曳生姿，甚至没有事件。然而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细节和看似漫不经心的心理叙述，却让我们认识到这篇小说绝非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
小说把主人公的相遇安排在一个公司的酒会上，“她”是来蹭饭的，“蹭饭是假，蹭机会是真，蹭着蹭着，遇上一个伯乐，或逮着一个大款，都是说不定的”。朋友们早就说了，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最要紧的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抛头；第二，露面。”来自农村的“她”，大学四年后，“眼光早已经和图纸一样精确了”，但这又能怎样？“她”还不是要利用一切途径去寻找“机会”——工作的机会、嫁人的机会。在南京这个繁华的都市，“她”只能住在一间小地下室里，发烧烧得瞳孔“晶亮晶亮的”也舍不得去医院，因为“一趟就是四五百”。生病了只能一个人硬熬，以致房内“满地都是擦鼻子的卫生纸、纸杯、板蓝根的包装袋、香蕉皮、袜子，还有两条皱巴巴的内裤”，而人躺在床上，“眼窝子已经凹进去一大块了”。没有工作，没有亲人，孤苦无依，前途渺茫，这就是“她”的生存景况。所以即使不生病，她也是“一脸的寒意，有些黄，眼窝子的四周也有些青”，明显的营养不良。至此，一个“漂”在都市的女大学生形象立在了我们面前。
然而，“他”的情况似乎比“她”还糟：和“她”是校友，24岁了，留在南京只能下半夜在菜场为摊主们搬运蔬菜，为了这个工作，“他”让摊主们“摸了摸他的肌肉”。大学毕业了，“工作”时靠的是肌肉，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思考点什么了。“他”经常想的是，“要是考不上大学反而好了，该成家成家，该打工打工”，现在回去，能做的只有外出打工，“与其回去，再出来，还不如就待在城里了”。“他”一定懊悔死了自己的勤奋刻苦，一定懊悔死了自己的成绩优异：“他怎么就‘成龙’了呢？他怎么就考上大学了呢？一个人不能有才到这种地步！”“一个人不能有才到这种地步！”一个农家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大学毕业后却沦落到“回家过年的能力都没有”，这句话中包含着怎样的酸楚与无奈？考上大学反而不如考不上大学，这是闹剧还是悲剧？如果说是悲剧，是个人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我们的国家真的是人才过剩，人才多到需要用本科生去做搬运工的程度吗？
令大学毕业生们最怕的还不是生存的艰难，而是前景无望。“他”在一次面试后激动地对“她”说：“她怎么能那样看我？那个女老板，她怎么能那样看我？就好像我是一堆屎！一泡尿！一个屁！”而“她”为了留在南京，从大三开始，遇见过数不清的眼睛。“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最恐怖？什么东西最无情？眼睛。有些人的眼睛能扒皮，有些人的眼睛会射精。会射精的眼睛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不小心，它就弄得你一身、一脸，擦换都来不及”。这就是昔日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们今天的生存状态，在一次又一次的所谓“面试”中他们遭受的不仅仅是拒绝，有的简直是人格的侮辱，这就绝不再是个体的悲剧了。
其实，这篇小说还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小说的叙述有很大的展延性，有很宽广的叙述空间。比如只写了“她”的蹭饭与住所，对“她”的“工作”只字未提。一个未婚的青年女子，独自一人生活在城市，她何以为生？再如结尾写“她”就要嫁人了，“他”为“她”穿好衣服，“她”走了，“他”把“她”的头发烧了，小说也就结束了。这是否意味着“相爱的日子”也就结束了。还有，“她”回老家后发生了什么？为何“回了一趟老家”后就要嫁人？是对前景绝望了还是另有苦衷？第二，作者给我们留下了不能不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在看不到“锦绣前程”时，“她”可以选择嫁人，“他”怎么办？小说结尾，我们似乎看到了“她”的“前途”——嫁人，但我们不知道“他”会如何。另外，他们的相爱难道仅仅是性，是相互安慰，相互慰藉，是在艰难的岁月里让自己和对方轻松的一剂药？他们怎么能够那样理智、安静地面对“她”的嫁人？这是否能够看成现代社会对人性、对人的情感的一种戕害、一种杀戮？第三，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没有名字，只有代词“他”和“她”。毕飞宇说过他不过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此时的毕飞宇也早已不是有着先锋标志或者玩后现代主义的毕飞宇了，那么，这里的“他”和“她”就有了深意，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是个体，也是群体；是无数个“他”中的一个，“他”就在我们身边，“她”就住在你家楼下的地下室中。“他”和“她”将来都会有自己的家，“会有的吧。总会有的吧。”他们会长大的，这一段“相爱的日子”也许是他们的成长之痛。
参考文献：
[1]汪政，毕飞宇.语言的宿命［A］.地球上的王家庄［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2]毕飞宇.青衣问答［J］.小说月报，2000，﹙7﹚.
[3]姜广平，毕飞宇.毕飞宇访谈录［A］.跨世纪文丛［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4]毕飞宇.《玉米》后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268-269.
（作者单位：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毕飞宇 小说 悲悯 人文关怀
在经历了哲学的形而上的历史叙事、喧嚣世俗的城市书写之后，毕飞宇最终回归日常，关注当下。毕飞宇曾经说过，他的创作母题是伤害，“我的所有的创作几乎都围绕在‘伤害’的周围”。这句话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他关注的是被伤害的人。所以，他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精神指向就是人文关怀。用毕飞宇自己的话说，在他的心中，第一重要的是“人”，“‘人’的舒展，‘人’的自由，‘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人’的欲望”。
《相爱的日子》写的是极小、极简单的事，一对大学毕业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男女在一个酒会上偶尔相识了，都是“蹭饭”的身份，让他们彼此靠近，醉酒后他们睡在了一起，并且一起在大排档“共进晚餐”，然后各奔东西。如果小说到此结束，不过就是写“一夜情”，那就没有什么深意了。毕飞宇是经营短篇的高手，接下来，小说中的女孩生病了，一个人在地下室孤伶伶地熬了许多天，直到男孩打电话过去。后来，“他”和“她”的关系相对稳定了，“一个星期见一次，一次做两回爱。”他们没有同居，却越来越亲了。“她”回了一趟老家，他们一起领略了“小别”的胜境。在缠绵之后，“她”从手机里调出两张相片，和“他”商量自己嫁给哪一位好，“商量”的结果是嫁给离过一次婚，有房有车，有一个七岁的女儿但收入要高一些的男子。“她”走的时候“他”没有送，而是把“她”留在床单上的头发拣起来，绕在指尖上，感到食指疼时把头发撸下来，点着了。“人去楼空，可空气里全是她。她真香啊。”没有大悲大喜，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摇曳生姿，甚至没有事件。然而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细节和看似漫不经心的心理叙述，却让我们认识到这篇小说绝非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
小说把主人公的相遇安排在一个公司的酒会上，“她”是来蹭饭的，“蹭饭是假，蹭机会是真，蹭着蹭着，遇上一个伯乐，或逮着一个大款，都是说不定的”。朋友们早就说了，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最要紧的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抛头；第二，露面。”来自农村的“她”，大学四年后，“眼光早已经和图纸一样精确了”，但这又能怎样？“她”还不是要利用一切途径去寻找“机会”——工作的机会、嫁人的机会。在南京这个繁华的都市，“她”只能住在一间小地下室里，发烧烧得瞳孔“晶亮晶亮的”也舍不得去医院，因为“一趟就是四五百”。生病了只能一个人硬熬，以致房内“满地都是擦鼻子的卫生纸、纸杯、板蓝根的包装袋、香蕉皮、袜子，还有两条皱巴巴的内裤”，而人躺在床上，“眼窝子已经凹进去一大块了”。没有工作，没有亲人，孤苦无依，前途渺茫，这就是“她”的生存景况。所以即使不生病，她也是“一脸的寒意，有些黄，眼窝子的四周也有些青”，明显的营养不良。至此，一个“漂”在都市的女大学生形象立在了我们面前。
然而，“他”的情况似乎比“她”还糟：和“她”是校友，24岁了，留在南京只能下半夜在菜场为摊主们搬运蔬菜，为了这个工作，“他”让摊主们“摸了摸他的肌肉”。大学毕业了，“工作”时靠的是肌肉，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思考点什么了。“他”经常想的是，“要是考不上大学反而好了，该成家成家，该打工打工”，现在回去，能做的只有外出打工，“与其回去，再出来，还不如就待在城里了”。“他”一定懊悔死了自己的勤奋刻苦，一定懊悔死了自己的成绩优异：“他怎么就‘成龙’了呢？他怎么就考上大学了呢？一个人不能有才到这种地步！”“一个人不能有才到这种地步！”一个农家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大学毕业后却沦落到“回家过年的能力都没有”，这句话中包含着怎样的酸楚与无奈？考上大学反而不如考不上大学，这是闹剧还是悲剧？如果说是悲剧，是个人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我们的国家真的是人才过剩，人才多到需要用本科生去做搬运工的程度吗？
令大学毕业生们最怕的还不是生存的艰难，而是前景无望。“他”在一次面试后激动地对“她”说：“她怎么能那样看我？那个女老板，她怎么能那样看我？就好像我是一堆屎！一泡尿！一个屁！”而“她”为了留在南京，从大三开始，遇见过数不清的眼睛。“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最恐怖？什么东西最无情？眼睛。有些人的眼睛能扒皮，有些人的眼睛会射精。会射精的眼睛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不小心，它就弄得你一身、一脸，擦换都来不及”。这就是昔日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们今天的生存状态，在一次又一次的所谓“面试”中他们遭受的不仅仅是拒绝，有的简直是人格的侮辱，这就绝不再是个体的悲剧了。
其实，这篇小说还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小说的叙述有很大的展延性，有很宽广的叙述空间。比如只写了“她”的蹭饭与住所，对“她”的“工作”只字未提。一个未婚的青年女子，独自一人生活在城市，她何以为生？再如结尾写“她”就要嫁人了，“他”为“她”穿好衣服，“她”走了，“他”把“她”的头发烧了，小说也就结束了。这是否意味着“相爱的日子”也就结束了。还有，“她”回老家后发生了什么？为何“回了一趟老家”后就要嫁人？是对前景绝望了还是另有苦衷？第二，作者给我们留下了不能不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在看不到“锦绣前程”时，“她”可以选择嫁人，“他”怎么办？小说结尾，我们似乎看到了“她”的“前途”——嫁人，但我们不知道“他”会如何。另外，他们的相爱难道仅仅是性，是相互安慰，相互慰藉，是在艰难的岁月里让自己和对方轻松的一剂药？他们怎么能够那样理智、安静地面对“她”的嫁人？这是否能够看成现代社会对人性、对人的情感的一种戕害、一种杀戮？第三，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没有名字，只有代词“他”和“她”。毕飞宇说过他不过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此时的毕飞宇也早已不是有着先锋标志或者玩后现代主义的毕飞宇了，那么，这里的“他”和“她”就有了深意，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是个体，也是群体；是无数个“他”中的一个，“他”就在我们身边，“她”就住在你家楼下的地下室中。“他”和“她”将来都会有自己的家，“会有的吧。总会有的吧。”他们会长大的，这一段“相爱的日子”也许是他们的成长之痛。
参考文献：
[1]汪政，毕飞宇.语言的宿命［A］.地球上的王家庄［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2]毕飞宇.青衣问答［J］.小说月报，2000，﹙7﹚.
[3]姜广平，毕飞宇.毕飞宇访谈录［A］.跨世纪文丛［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4]毕飞宇.《玉米》后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268-269.
（作者单位：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