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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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艾连娜·贝伦凯把“民主制”国家卸任领导人的角色归纳为六种类型:雄心依旧型、熄灭火山型、浅涉政治型、第一公民型、拥抱事业型以及自我辩护型。这些角色分殊,大抵取决于卸任者自己的人生选择,而没有必要听令于一个外在的组织或不成文的惯例。
  以美国卸任的重量级阁僚为例,目前呼声最高的下届大选总统提名竞争者希拉里·克林顿,一年前卸任国务卿后就不受奥巴马总统节制,是否正式表态参选2016,全看她个人对政治水温的试探结论。美国政治人物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其个人形象,而不是某个患得患失的公职岗位。面对流动不居的民意,敢有勇气辞职后过几年再挑战更高权力宝座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敬仰。公认有意与希拉里竞争2016党内提名的现副总统拜登,民调支持率不到希拉里的1/5,就是明证。
  另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重量级阁僚是70岁的前防长罗伯特·盖茨。这位“7朝元老”2011年退休,在2014年初出书揭批他效力了两年半的奥巴马总统,称其不懂军事,只想从战场脱身。外界对盖茨有政党偏见才在中期选举年出书的批评,无视他长年服务于两党政府、共与8位美国总统共事,最终在隐退当天获得奥巴马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的历史,也回避了他在书中对小布什政府同样不留情面的挖苦。只能说,一向以温和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盖茨在无官一身轻后,在不受政党政治压力的环境中,找回了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敢说敢当的角色。他的书名《职责:一个战时部长的回忆录》,正揭示了他对战争的严肃思考。
  如果在“非民主”国家,卸任领导人要这么“口无遮拦”或觊觎大位,不被媒体封杀也会被在任领导人搞残搞臭,决计做不到如此收放自如。
  至于“半民主”国家,领导人卸任后的政治空间,与自身跟最高权力当局的关系“正相关”。
  以伊朗前总统为例,曾经的伊朗政坛二号人物拉夫桑贾尼卸任后几度报名参选总统,总不如愿。2009年大选舞弊引发骚乱后,他批评当局对媒体的限制及对激进分子的镇压,结果成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眼中钉。数年后,他的专家会议主席职位被剥夺,他的女儿因 “煽动反政府宣传”的罪名被捕入狱半年,儿子也面临司法机构的逮捕令。
  即便是第一任期内曾和最高领袖情投意合的内贾德,因第二任期内的“独立”举动惹恼领袖后,也落得个人走茶凉的下场。他去年夏天卸任前称将建立一所国际大学,到现在也不见下文,媒体上倒是常见他和现任总统鲁哈尼打嘴仗的报道。
  总之,对于卸任领导人这种珍稀的“政坛大熊猫”,各国的礼遇方式不一。有的仅保障其生活待遇,要约束其政治权利(甚至有的政权会拿退休待遇来收买卸任领导人“封口”),有的则相反。关注该话题,其意义超越了领导人个人的遭际,也关乎社稷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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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作为普通高考的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眼下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的完善,特别是它衔接的是优质生源和高校,从政策一出台就备受关注。笔者认为,重建自主招生的信任基础,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回归此政策出台的初衷,多元录取体系是为了招收“偏才”、“怪才”,而不是像眼下,自主招生制度成为成绩优异学生顺利进入名校的保险。二是在招生程序上,理应向农村学生、偏远地区学生适度倾斜,让本就资源稀少的农村学生也能享受到这一政策的惠泽。
  —甘琼芳(读第3期《“自主招生”遭遇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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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提到的问题,我这几年在与一些食品供应商的交流中有所了解。因为自收自支,质检局的“创收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定量包装监管,即看包装商品有没有短斤少两。其实质是每年到商场收取所谓“定量包装费”,只收费,不监管。检查目的就是为了罚款,检查人员会就发现问题的罚款金额与超市反复商讨,收费和罚款金额最终都由超市和供应商分摊。当监管成了心照不宣甚至赤裸裸的 “创收”,当本应该明白告知企业主的生产卫生标准都成了收费标的,你还能期望他们对保障食品安全做多大贡献?
  —徐长栋(读第2期《办一个食品生产许可证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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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逛商场尤其碰到有关豆类产品的时候,都能看到一行特别说明:“非转基因大豆。”我总会纳闷:难道转基因食品真有安全隐患?开始我也误以为“反转”和“挺转”人士各执一词是因为科学和健康问题,但这篇文章总算把他们争论的基本概念厘清了:转基因技术是一项科学技术,属于科学范畴没错。但是否接受转基因产品就是一个市场问题,更甚是关乎一个国家食物主权的问题。基于这一点,表面斗争激烈复杂的“挺转”代表方舟子,缺乏实地的“市场调查”却卖命吆喝,已然像一个阳谋。
  —黄小凤 (读第3期《科学、技术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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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孩子的世界里,他们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但在成人的世界里,他们戴上了各种各样的面具,以便适应不同的角色变换,更好地存在社会环境中。而每一张面具的后面却是一张张孤独、压抑的脸庞,他们或许渴望摘下厚厚的面具,拥有简单真诚、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给彼此展现一个最真实的自我。日常社交以外各种“团体”的出现,满足了这一部分人的心理需求,引导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真正的内心世界,关注心理的健康,建立真诚的关系。
  —林泽婷(读第3期《我们为什么需要“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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