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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对“官二代”做了两个预言：第一，一些领导干部子女生活在汉献帝、阿斗那样的环境中养尊处优，相互攀比老爸，这让他担心会不会培养出一批贵族少爷？第二，高级干部的子女管不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如今，他的预言已经变成严峻的现实，不能不让人感慨。那么，毛泽东时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是如何教育“官二代”的？
毛泽东：“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
在毛泽东时代，百姓子女与“官二代”没什么差别，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有毛泽东的儿子，有将军的后代，在农村劳作的田野里，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也许就有部长干金、省长的儿子，英雄的群体里也不乏领导的孩子。
据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就穿着带补丁的衣裤去做报告，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担任国家主席，仍不改朴实之风。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他的儿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摞补丁，没有光鲜闪亮的时候。直到逝世，毛泽东的两件睡衣，一件上有67个补丁，另一件上有59个补丁……
对于父亲的教诲，毛泽东长女李敏只一句话概括——“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在这个家庭里，也许只有江青可以不理会这句话，但毛泽东的子女们却把它牢记在心。
毛泽东时代为何没有“官二代”？因为在那个年代，毛泽东自己就是共产党人中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当时的领导干部自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时的领导干部两袖清风，心里装着人民大众。
毛泽东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决不允许他们享受各种特权待遇，所以毛泽东的孩子不是“官二代”。在长子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竟然把他送到劳动大学改造，让他拜劳动模范为师，从事艰苦的劳动，从中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增加和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1950年，只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缨入朝参战。当有人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毛泽东的回答却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最后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
在全国面临大困难时，毛泽东不允许女儿李讷搞特殊，让她在学校食堂和其他学生一样吃饭。他的女儿放假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吃的。而毛泽东也只能把自己的一份让给女儿，而他自己却饿着肚子。
毛泽东长女李敏，1963年就与丈夫孔令华一起离开高墙大院、离开父亲。从有自己的工作开始，李敏就再也没有从毛泽东那里拿到补贴，毛泽东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说到做到。
独立生活多年，李敏曾笑言，她很早就成功地把自己平民化了。她会为了“自己上街、去公园，根本没人会认出她”而感到欣慰。
沉默寡言的李讷更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1976年从江西带着幼子返回北京后，这个家庭长期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许多个冬天，他们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轮车拉回家。
“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毛泽东的这句话，可以说，他的儿女做到了。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官二代”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年少时常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却很少与伯父见面，极少接到伯父物质馈赠，甚至连一封亲笔信都没有，却被伯父在弥留之际惦念。作为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小的侄女，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说：“我不是‘官二代’。”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把周秉建兄妹当亲生一般教养。“说来现在的人可能觉得不可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社会上真的没有‘官二代’、‘红二代’的说法。”周秉建回忆。
上世纪60年代，周秉建就读的北京市第三十三中学有不少高干子弟，大家都是穿粗布，吃食堂，“没有什么不一样”。
中南海的西花厅周秉建常去，但她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有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与夫人来访，正和伯父聊天的周秉建自觉回避。“其实按常理说，同事带孩子串个门也很正常。但伯父绝对不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优越感的机会。”周秉建认真地说，“防止特殊化”是伯父经常强调的。
朱德为儿子事业定调：不能当官，从工人做起
朱老总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就朱琦这么一个儿子。1916年朱琦降生时，朱德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遂为之取名“保柱”。
1943年，由于伤病，朱琦从前方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当官搞管理，从工人做起，要从头学起。”朱总司令这么就给他定调了。就这样，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朱德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朱德。朱德看见全身黑乎乎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刘少奇女儿刘平平：家里不给做新衣服，小的捡大的衣服穿
1949年9月13日，刘平平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时，正值北平和平解放的喜庆日子，刘少奇夫妇便给她起了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平平。
刘少奇夫妇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平说过：“爸妈立了新规矩，以后家里不给做新衣服了，小的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的确，那几年平平穿的衣服都是短短的，裤腿都是吊吊的。
“文化大革命”后，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关押，四姐妹被赶出中南海，住进了一幢临街的平房里，不久她和几个大孩子都被安排下了乡。1969年9月，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安排刘平平到军马场当知青。1971年夏天，有人出于好奇，想看看刘平平究竟在酿造厂里做什么。这是一排很简陋的土坯房，来到酱油发酵车间，闷热的高温加上一股特殊酶味，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只见刘平平穿一件厚厚的工作服，戴了顶旧军帽，粗黑的发辫盘进帽子里，弯着腰正用一把木锨仔仔细细地翻着发酵的黄豆。屋里没有别人，只有她一个人在那儿认真地干着。
1973年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刘平平结束了近四年的军马场劳动锻炼生活，被安排到济南军区后勤部7422工厂，后又调入北京食品研究院工作。
（据《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南方周末》）
毛泽东：“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
在毛泽东时代，百姓子女与“官二代”没什么差别，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有毛泽东的儿子，有将军的后代，在农村劳作的田野里，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也许就有部长干金、省长的儿子，英雄的群体里也不乏领导的孩子。
据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就穿着带补丁的衣裤去做报告，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担任国家主席，仍不改朴实之风。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他的儿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摞补丁，没有光鲜闪亮的时候。直到逝世，毛泽东的两件睡衣，一件上有67个补丁，另一件上有59个补丁……
对于父亲的教诲，毛泽东长女李敏只一句话概括——“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在这个家庭里，也许只有江青可以不理会这句话，但毛泽东的子女们却把它牢记在心。
毛泽东时代为何没有“官二代”？因为在那个年代，毛泽东自己就是共产党人中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当时的领导干部自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时的领导干部两袖清风，心里装着人民大众。
毛泽东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决不允许他们享受各种特权待遇，所以毛泽东的孩子不是“官二代”。在长子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竟然把他送到劳动大学改造，让他拜劳动模范为师，从事艰苦的劳动，从中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增加和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1950年，只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缨入朝参战。当有人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毛泽东的回答却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最后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
在全国面临大困难时，毛泽东不允许女儿李讷搞特殊，让她在学校食堂和其他学生一样吃饭。他的女儿放假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吃的。而毛泽东也只能把自己的一份让给女儿，而他自己却饿着肚子。
毛泽东长女李敏，1963年就与丈夫孔令华一起离开高墙大院、离开父亲。从有自己的工作开始，李敏就再也没有从毛泽东那里拿到补贴，毛泽东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说到做到。
独立生活多年，李敏曾笑言，她很早就成功地把自己平民化了。她会为了“自己上街、去公园，根本没人会认出她”而感到欣慰。
沉默寡言的李讷更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1976年从江西带着幼子返回北京后，这个家庭长期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许多个冬天，他们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轮车拉回家。
“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毛泽东的这句话，可以说，他的儿女做到了。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官二代”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年少时常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却很少与伯父见面，极少接到伯父物质馈赠，甚至连一封亲笔信都没有，却被伯父在弥留之际惦念。作为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小的侄女，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说：“我不是‘官二代’。”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把周秉建兄妹当亲生一般教养。“说来现在的人可能觉得不可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社会上真的没有‘官二代’、‘红二代’的说法。”周秉建回忆。
上世纪60年代，周秉建就读的北京市第三十三中学有不少高干子弟，大家都是穿粗布，吃食堂，“没有什么不一样”。
中南海的西花厅周秉建常去，但她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有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与夫人来访，正和伯父聊天的周秉建自觉回避。“其实按常理说，同事带孩子串个门也很正常。但伯父绝对不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优越感的机会。”周秉建认真地说，“防止特殊化”是伯父经常强调的。
朱德为儿子事业定调：不能当官，从工人做起
朱老总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就朱琦这么一个儿子。1916年朱琦降生时，朱德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遂为之取名“保柱”。
1943年，由于伤病，朱琦从前方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当官搞管理，从工人做起，要从头学起。”朱总司令这么就给他定调了。就这样，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朱德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朱德。朱德看见全身黑乎乎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刘少奇女儿刘平平：家里不给做新衣服，小的捡大的衣服穿
1949年9月13日，刘平平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时，正值北平和平解放的喜庆日子，刘少奇夫妇便给她起了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平平。
刘少奇夫妇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平说过：“爸妈立了新规矩，以后家里不给做新衣服了，小的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的确，那几年平平穿的衣服都是短短的，裤腿都是吊吊的。
“文化大革命”后，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关押，四姐妹被赶出中南海，住进了一幢临街的平房里，不久她和几个大孩子都被安排下了乡。1969年9月，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安排刘平平到军马场当知青。1971年夏天，有人出于好奇，想看看刘平平究竟在酿造厂里做什么。这是一排很简陋的土坯房，来到酱油发酵车间，闷热的高温加上一股特殊酶味，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只见刘平平穿一件厚厚的工作服，戴了顶旧军帽，粗黑的发辫盘进帽子里，弯着腰正用一把木锨仔仔细细地翻着发酵的黄豆。屋里没有别人，只有她一个人在那儿认真地干着。
1973年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刘平平结束了近四年的军马场劳动锻炼生活，被安排到济南军区后勤部7422工厂，后又调入北京食品研究院工作。
（据《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