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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节俭、热衷创造财富、乐于慈善救助，正是这样看起来似乎对立的精神状态，却使得这个家族形成了在追逐物质之外的更高理念——正如老洛克菲勒所说，“财富是上帝的，而我们只是管家。”
3月20日，美国著名慈善家和亿万富翁大卫·洛克菲勒在睡眠中去世，享年101岁。《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讣告，说：“对于洛克菲勒这个日渐淡出人们视线的家族而言，大卫·洛克菲勒可能是最后一位在世界舞台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出色人物。”
作为银行家，大卫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重要使者，因此习惯性受到国家首脑般欢迎。他在40年里会晤过约200位国家元首，这无疑帮助美资银行打开了世界大门。作为缔造美国资本辉煌世纪的显赫家族，大卫以及他的家族与中国结下了深厚渊源。
“不惜代价”办协和医学院
有“石油大亨”之称的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投资合作最早是在1863年，那一年，家族第一代、年仅24岁的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
1914年，专注慈善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刚成立不久，便派出了中国考察团对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医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三次考察的结果让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定决心，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这就是后来的协和医学院。
1915年，基金会斥资20万美元购买了北京“协和医学堂”作為医学院校址，又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另外购买了医学堂附近的豫亲王府。最初，建造预算100万美元，但到了1919年底，建设学校费用已达750万美元。而超出预算则是因为小洛克菲勒的一句“不惜代价”。
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1921年学校建成开学，老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从美国乘坐轮船，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赶到中国出席开学典礼。
在慈善事业方面，大卫和其家族基金会更是和中国结下深厚渊源，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海外投资中独占鳌头，该基金会对中国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广泛投资，几乎在每个重要领域都留下痕迹。
自1916年至1947年的32年间，该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额为4465万美元。其他方面的资助包括：帮助创建自然科学的诸学科，如生物、化学、物理、地质、考古、遗传学、农业科学和植物学；推动乡村建设，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帮助创建社会学、人类学，帮助中国学者与西方交流，其持续资助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1949年前中国最重要的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所。
在中国局势动荡时期，基金会对中国的帮助依然锲而不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根据当时的条件和需要，以最可行的方式，对迁往内地的学术机构进行帮助。如由基金会拨款给有关大学，由大学出面邀请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到美国讲学一年，在此项目下应邀的学者包括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
此外，洛克菲勒家族还曾援助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挖掘和研究项目，也是在洛克菲勒家族资助下完成的。尽管家族的慈善声誉由祖辈和父辈创造，但大卫·洛克菲勒也同样热衷于慈善事业，并且在拥有巨大财富情况下依然过着节制有度的生活。
深夜为周恩来讲解货币体系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大卫次年6月就来到北京拜会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国官员。
据2002年出版的《大卫·洛克菲勒传》中记载，大卫的这次访华之旅背后实则一波三折。通过驻美联络处、对外友协邀请大卫访华安排过程历时数月之久，而在美方人员即将离京最后一天，仍不能确定是否会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最终，会见被安排在深夜，周恩来在大会堂南侧台阶上准时等候洛克菲勒。
会见中，周恩来对大卫本人及家族背景十分了解，并惊讶以洛克菲勒在国际政治金融和其他权力圈子内结交之广，竟然不认识宋子文、孔祥熙。
周恩来最感兴趣的是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他就过去两年间美元贬值20%，美国面临高通胀，国际间汇率大幅波动连续提问。他回顾了二战后中国的金圆券急剧贬值和1920年代初期去德国和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目睹的德国物价失控，谈到通过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会谈，发现他们对经济不太关心或知之甚少。周对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十分关切，并请大卫讲解国际货币体系。
大卫·洛克菲勒说由于没有事先准备，可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会见开始已是深夜10点45分，大卫的随行人员被这么大的题目吓坏了，周恩来点头示意他讲下去。
大卫介绍了二战末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战后的马歇尔计划，1950和1960年代的全球贸易扩展，以及不完全受美国联邦储备局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等背景知识，认为1960年代中期约翰逊灾难性的“枪炮加黄油”财政和预算政策导致了严重对外赤字，最终迫使尼克松在1971年废除金本位，冻结工资和物价。
周恩来非常专注地从头至尾倾听大卫的讲述，并随后就贸易和货币提出一些问题。他承认贸易可以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但不认同必须改变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吸引外资的参与。
周恩来在言谈中承认台湾经济表现不俗，但认为这种来料加工经济，只对蒋家及特权阶层有好处，而工薪阶层并不获益。
在为期十天的访华之旅中，大卫去了北京、西安、上海和广州四座城市。这一次访华，大卫又成功了，大通银行成为与中国银行建立代理关系的首家美资银行。“这家伙太走运”，许多人如此评价大卫打开中国业务大门。大卫回到美国后还写了一篇类似见闻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表达了对中国的良好印象。
从1973年起之后的15年间，大卫·洛克菲勒先后5次来到中国。除了第一次面见周恩来之外，他还两次与邓小平会面。此外，1995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曾与大卫和基辛格会面。至此，大卫成为与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私交的美国商业大亨。
美国福布斯公司估算，大卫身家32亿美元，在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和投资家巴菲特先前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中，大卫也承诺将自己过半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
中国有句民谚：富不过三代。很多富人财产从积累到溃败的过程，正如曹雪芹所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为什么洛克菲勒家族却能够在延绵六代人之后，依然站在财富巅峰闪耀着光芒呢？
这与他们的财富观念以及从小对子女的教育息息相关。崇尚节俭、热衷创造财富、乐于慈善救助，正是这样看起来似乎对立的精神状态，却使得这个家族形成了在追逐物质之外的更高理念——正如老洛克菲勒所说，“财富是上帝的，而我们只是管家。”
（摘自《廉政瞭望》）
3月20日，美国著名慈善家和亿万富翁大卫·洛克菲勒在睡眠中去世，享年101岁。《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讣告，说：“对于洛克菲勒这个日渐淡出人们视线的家族而言，大卫·洛克菲勒可能是最后一位在世界舞台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出色人物。”
作为银行家，大卫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重要使者，因此习惯性受到国家首脑般欢迎。他在40年里会晤过约200位国家元首，这无疑帮助美资银行打开了世界大门。作为缔造美国资本辉煌世纪的显赫家族，大卫以及他的家族与中国结下了深厚渊源。
“不惜代价”办协和医学院
有“石油大亨”之称的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投资合作最早是在1863年，那一年，家族第一代、年仅24岁的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
1914年，专注慈善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刚成立不久，便派出了中国考察团对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医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三次考察的结果让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定决心，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这就是后来的协和医学院。
1915年，基金会斥资20万美元购买了北京“协和医学堂”作為医学院校址，又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另外购买了医学堂附近的豫亲王府。最初，建造预算100万美元，但到了1919年底，建设学校费用已达750万美元。而超出预算则是因为小洛克菲勒的一句“不惜代价”。
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1921年学校建成开学，老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从美国乘坐轮船，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赶到中国出席开学典礼。
在慈善事业方面，大卫和其家族基金会更是和中国结下深厚渊源，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海外投资中独占鳌头，该基金会对中国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广泛投资，几乎在每个重要领域都留下痕迹。
自1916年至1947年的32年间，该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额为4465万美元。其他方面的资助包括：帮助创建自然科学的诸学科，如生物、化学、物理、地质、考古、遗传学、农业科学和植物学；推动乡村建设，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帮助创建社会学、人类学，帮助中国学者与西方交流，其持续资助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1949年前中国最重要的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所。
在中国局势动荡时期，基金会对中国的帮助依然锲而不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根据当时的条件和需要，以最可行的方式，对迁往内地的学术机构进行帮助。如由基金会拨款给有关大学，由大学出面邀请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到美国讲学一年，在此项目下应邀的学者包括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
此外，洛克菲勒家族还曾援助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挖掘和研究项目，也是在洛克菲勒家族资助下完成的。尽管家族的慈善声誉由祖辈和父辈创造，但大卫·洛克菲勒也同样热衷于慈善事业，并且在拥有巨大财富情况下依然过着节制有度的生活。
深夜为周恩来讲解货币体系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大卫次年6月就来到北京拜会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国官员。
据2002年出版的《大卫·洛克菲勒传》中记载，大卫的这次访华之旅背后实则一波三折。通过驻美联络处、对外友协邀请大卫访华安排过程历时数月之久，而在美方人员即将离京最后一天，仍不能确定是否会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最终，会见被安排在深夜，周恩来在大会堂南侧台阶上准时等候洛克菲勒。
会见中，周恩来对大卫本人及家族背景十分了解，并惊讶以洛克菲勒在国际政治金融和其他权力圈子内结交之广，竟然不认识宋子文、孔祥熙。
周恩来最感兴趣的是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他就过去两年间美元贬值20%，美国面临高通胀，国际间汇率大幅波动连续提问。他回顾了二战后中国的金圆券急剧贬值和1920年代初期去德国和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目睹的德国物价失控，谈到通过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会谈，发现他们对经济不太关心或知之甚少。周对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十分关切，并请大卫讲解国际货币体系。
大卫·洛克菲勒说由于没有事先准备，可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会见开始已是深夜10点45分，大卫的随行人员被这么大的题目吓坏了，周恩来点头示意他讲下去。
大卫介绍了二战末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战后的马歇尔计划，1950和1960年代的全球贸易扩展，以及不完全受美国联邦储备局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等背景知识，认为1960年代中期约翰逊灾难性的“枪炮加黄油”财政和预算政策导致了严重对外赤字，最终迫使尼克松在1971年废除金本位，冻结工资和物价。
周恩来非常专注地从头至尾倾听大卫的讲述，并随后就贸易和货币提出一些问题。他承认贸易可以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但不认同必须改变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吸引外资的参与。
周恩来在言谈中承认台湾经济表现不俗，但认为这种来料加工经济，只对蒋家及特权阶层有好处，而工薪阶层并不获益。
在为期十天的访华之旅中，大卫去了北京、西安、上海和广州四座城市。这一次访华，大卫又成功了，大通银行成为与中国银行建立代理关系的首家美资银行。“这家伙太走运”，许多人如此评价大卫打开中国业务大门。大卫回到美国后还写了一篇类似见闻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表达了对中国的良好印象。
从1973年起之后的15年间，大卫·洛克菲勒先后5次来到中国。除了第一次面见周恩来之外，他还两次与邓小平会面。此外，1995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曾与大卫和基辛格会面。至此，大卫成为与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私交的美国商业大亨。
美国福布斯公司估算，大卫身家32亿美元，在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和投资家巴菲特先前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中，大卫也承诺将自己过半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
中国有句民谚：富不过三代。很多富人财产从积累到溃败的过程，正如曹雪芹所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为什么洛克菲勒家族却能够在延绵六代人之后，依然站在财富巅峰闪耀着光芒呢？
这与他们的财富观念以及从小对子女的教育息息相关。崇尚节俭、热衷创造财富、乐于慈善救助，正是这样看起来似乎对立的精神状态，却使得这个家族形成了在追逐物质之外的更高理念——正如老洛克菲勒所说，“财富是上帝的，而我们只是管家。”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