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子在古代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然而驴子和画家联系在一起，估计还是起源于《韵府群玉》中所载的：“孟浩然尝于灞水，冒雪骑驴寻梅花，曰：‘吾诗思在风雪中驴子背上’”；晚唐宰相郑綮被人问起是否有新作时，也是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灞桥、风雪、驴子背，简单几个词构成的画面极有意境，因而便有了吴小仙的《灞桥风雪图》、徐文长的《驴背行吟图》。但是，受到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灞桥风雪的景致、诗人的沉思与吟颂，忽视了驴子。实际上，驴子在整个构图中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不信，换成马或者车试试，便没了文人那种孤、傲、清、困、闲、逸的意境。
　　要数把画家和驴子联系在一起分不开的，当从中国绘画史上最有才华、也最为坎坷的八大山人说起。八大本名朱耷，自号为“个山驴”、“驴屋”、“驴屋驴”等，关于八大为何把自己叫做驴，历来猜测不一。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朱耷的“耷”字，拆由“大、耳”二字组成。据记载，八大的耳朵是很大的，这似乎和驴有一些共性，但世间耳大者不计其数，为何偏偏八大自称为驴？想想绝没那么简单。不过，八大虽如此自称，但他一生只画花、画鱼、画鸟、画鹿、画山、画水，就是没画过驴。


　　驴子在中国画中，基本一直扮演着坐骑的角色。法若真在长卷《题雪江图送别》中有“九歌尽兮为君别，江涛风起白于雪，行行驴背看梅花，错认山头杜鹃血”的句子。那些伤感的文人画家们，辞别了朋友后，依然在冒雪踽踽而行，陪伴他们的，是同样孤独的驴。和马比较起来，驴子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人的身份，也就是一开始说的那些古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人家骑马我骑驴，上不足兮下有余。回头看，推车汉！”这是明末清初一幅《骑驴图》的题款，此时驴背上的人，思考的已经不是单纯的“风雪夜归”之类的诗句，而是多少有点类似于奥拓与奥迪的问题，好在结论不至于太悲观，还是比较中庸的——知足常乐。近代徐悲鸿先生亦为此创作过相同主题的作品。
　　真正把驴从坐骑中解放出来的画家，不说大家也知道——黄胄。黄先生的驴子，与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齐名。在黄胄笔下，驴子们一下子摆脱开了那种负重、孤独、倔犟的感觉，而是寄予了作者的一种活泼、自由与生机，也可以说是黄胄先生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与诠释。黄胄先生被称为画驴之圣手，当之无愧。
　　驴的脾气人们有目共睹。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有着外秀内刚的性情。诗人们写驴，画家们画驴，大家关注驴子方式不同，却都是喜爱并寄情于此物的方式。但是，如今的人们能否体味在“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凛风中，骑驴慢行文人们的一颗愁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