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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减少农民”的真正含义指的是转化农民。即统筹城乡发展,通过改变农民身份,使人口众多的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效益相对低的农业转入到效益相对高的非农产业,确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然而,走完这条路,需要漫长的时间;走好这条路,更是充满着难以预料的风险。本文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关于“减少农民”的一些对策。
[关键词]三农;减少农民;对策
“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之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面对的“硬骨头”,可以说,也是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所无法回避的难题。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难解,根子在于庞大的农村人口。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而这道难题的难中之难是农业人口问题。最新公布的数据, 2004年乡村总人口为75705万。这是什么概念?地球上现有人口64亿,不到9个地球人中就有一个中国农民;整个欧洲面积有2297.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2.4倍,在那片土地上居住的所有人口也不到73000万;与欧洲面积相当的北美洲,人口刚过5亿。
减少农民绝非易事。有人极端地说,“富裕农民,就是要消灭农民”。我们认为减少农民的真正含义指的是转化农民。即统筹城乡发展,通过改变农民身份,使人口众多的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效益相对低的农业转入到效益相对高的非农产业,确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然而,走完这条路,需要漫长的时间;走好这条路,更是充满着难以预料的风险。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历看,农业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比例由7:3发展到3:7,英国用了200年,美国用了100年。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看,在全部人口中,1978—2004年,乡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58.2%,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左右,这种速度的确让世人吃惊。但是也应该看到,比重下降与人口数量减少并不同步,农村人口总数仍然庞大,1978年是7.9亿,2004年还有7.6亿,25年农村人口总数才少了4000万。中国到2008年转移到沿海和城市的农业人口就已经2亿了,从目前情况看,去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是45.7%,这是把大量进城农民工算进去,要真把他们变成城里人,还要有巨大的投入。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会达到15个亿,有专家提出那时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30%的人口在农村,也就是4.5亿人,4亿多农民还生活在农村,和1949年建国时农民的农民数量差不多,可见解决三农问题有多么不容易。必须把农村建设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破解减少农民这道难题方面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有些还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中国特色经验。从大的思路上讲,主要有两条明显的主线:
一是刚开始的时候,侧重于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这突出表现为创造性地构造了“乡镇企业”这一概念,并促进其迅速发展起来,一度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专家估算,“八五”期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净增量的30%,工业增加值净增量的50%,外贸出口商品交货额净增量的45%,全国税收净增量的25%,均来自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对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是起到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甚至有专家曾经断言,乡镇企业是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过程中的桥梁。然而,随着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被人们重视,乡镇企业“村村冒烟、处处点火”的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突出,开始面临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调整、收缩、整编、改制、淘汰。在这种情况下,众多乡镇企业不断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上千万劳动力。有人估算,1996年以后的三年当中,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减少,目前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员已经低于1.2亿人。
二是现在更加鼓励农民出门务工,到城市安家落户。通过放宽户籍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切实帮助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险、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工工资的清欠力度,农民到城市打工的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有地方甚至提出了农民进城务工一定时期之后赋予其新的身份。这种情况表明,我国解决农业人口转移的思路有了大的调整,已转向放宽限制、鼓励“离土又离乡”。这种大的思路变化使得农村居民数量出现明显的减少。1995-2004年,乡村总人口数由85947万减少到75705万,年均减少1138万。2004年我国流动人口已超过一亿人,目前有两亿多农民离开村庄,到外乡镇和城市中寻找非农就业机会。但大多数地方仍不具备能使这些农民工成为稳定的城镇居民的条件。这部分居无定处、工作不稳定、生活难保障的人群,对社会的现实和未来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人们切身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春运。据统计,1994年全国春运的客运量为12.2亿人次,以后逐年上升,1998年为18.2亿人次,2004年进一步提升到18.9亿人次。2008年春节南方雪灾,仅广州市滞留车站人数最高峰达24万。有人认为,民工流占春运客流的60%强。农业人口出门务工甚至转换身份还带来一个隐患:相对而言,敢于出门、能够出门务工的農民在当地都是比较有文化、综合素质较高的,这部分人中的精英又往往容易转换身份滞留在城市,长此以往,在农村沉淀下来的人员基本上是素质较低、能力较差的。在有些地方竟然出现“369”现象,即在农村务农的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农村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缺乏带头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难度更大。因此农村耕地对于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依然十分重要。切不可草率推行农业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否则不仅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对于中国的农业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也十分不利。
统筹城乡发展,跳出“三农”来解决“三农”,绝不是离开“三农”解决“三农”,特别是对于解决减少农民这道难题,仍然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在继续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税收制度等,积极促进农业人口“走出去”、转移到城市的同时,决不可偏废“引进来”。一是要为乡镇企业的转型发展积极创造条件。乡镇企业是有中国特色的产物,不应轻言放弃。可借鉴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的做法,国家财政支持建立农村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扶持有市场、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和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发展。针对目前农村金融“失血”的严重问题,研究探索放宽民间融资管制,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恢复农村居民信用互助的功能。目前在这方面,国家也积极出台政策。例如鼓励和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农业生产给予小额优惠条件的贷款。对符合条件农村妇女新发放的小额担保贷款,由财政据实全额贴息;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5万元增至8万元;同时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对当地妇联组织开展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给予经费保障。二是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上,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吸收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改变农村面貌。要保证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一定要把新农村建设好。推进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并行不悖,双轮驱动。农村集居点的建设就是一项改善民生的惠民工程,虽然推行时有很多困难,但如果考虑周全,配套基础设施齐全,价格合理,一定会深受农民欢迎。三是要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提供优惠金融支持等措施,鼓励有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到农村创业;同时,实施村干部技能培训工程,提高农村干部的带头致富能力,培养大批的领头人。四是要搞好规划引导,以贴息、财政补贴等经济手段,引导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与有关农村建立对口联系,在尽量相互配套的基础上,推行“一村一品”战略,进而逐步形成产业集聚群。
当我们在为国家支农、惠农政策欢呼、叫好的同时,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一方面要坚持自力更生。首先,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宝贵经验。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更大的增强。这些成就的取得,不得不归功于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潜在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好的调动和激发,人们不再安于现状、不再不思进取,正是有了这样的干劲和热情,才形成了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拉近了我国与全世界的距离,借鉴并分享了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大大缩短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其次,要坚持自力更生,这是国内外发展的基本经验。提到改革开放,大家就会想到外资,但却不会想到资本。外资的本质就是资本,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其最高的价值追求。此外外资的过度注入,还会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造成威胁。近年来,控制整个世界农业生产进程的企业出现了加速集中的趋势,这些必将影响到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这一切都是因为外国资本过度注入所造成的。因此,在强调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仍要强调自力更生。
综上所述,要想真正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必须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一方面要坚持自力更生,这两者同等重要,必须“两手抓、两手硬”。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土地要流转农民就业是关键.中国改革报,2009-7-6.
[2]温铁军. “三农问题”要有本土化思路.中国社会科学报,7-14.
[3]陈锡文.推进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并行不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8).
[4]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共同签发的《关于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的通知》.
[关键词]三农;减少农民;对策
“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之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面对的“硬骨头”,可以说,也是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所无法回避的难题。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难解,根子在于庞大的农村人口。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而这道难题的难中之难是农业人口问题。最新公布的数据, 2004年乡村总人口为75705万。这是什么概念?地球上现有人口64亿,不到9个地球人中就有一个中国农民;整个欧洲面积有2297.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2.4倍,在那片土地上居住的所有人口也不到73000万;与欧洲面积相当的北美洲,人口刚过5亿。
减少农民绝非易事。有人极端地说,“富裕农民,就是要消灭农民”。我们认为减少农民的真正含义指的是转化农民。即统筹城乡发展,通过改变农民身份,使人口众多的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效益相对低的农业转入到效益相对高的非农产业,确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然而,走完这条路,需要漫长的时间;走好这条路,更是充满着难以预料的风险。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历看,农业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比例由7:3发展到3:7,英国用了200年,美国用了100年。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看,在全部人口中,1978—2004年,乡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58.2%,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左右,这种速度的确让世人吃惊。但是也应该看到,比重下降与人口数量减少并不同步,农村人口总数仍然庞大,1978年是7.9亿,2004年还有7.6亿,25年农村人口总数才少了4000万。中国到2008年转移到沿海和城市的农业人口就已经2亿了,从目前情况看,去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是45.7%,这是把大量进城农民工算进去,要真把他们变成城里人,还要有巨大的投入。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会达到15个亿,有专家提出那时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30%的人口在农村,也就是4.5亿人,4亿多农民还生活在农村,和1949年建国时农民的农民数量差不多,可见解决三农问题有多么不容易。必须把农村建设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破解减少农民这道难题方面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有些还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中国特色经验。从大的思路上讲,主要有两条明显的主线:
一是刚开始的时候,侧重于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这突出表现为创造性地构造了“乡镇企业”这一概念,并促进其迅速发展起来,一度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专家估算,“八五”期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净增量的30%,工业增加值净增量的50%,外贸出口商品交货额净增量的45%,全国税收净增量的25%,均来自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对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是起到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甚至有专家曾经断言,乡镇企业是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过程中的桥梁。然而,随着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被人们重视,乡镇企业“村村冒烟、处处点火”的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突出,开始面临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调整、收缩、整编、改制、淘汰。在这种情况下,众多乡镇企业不断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上千万劳动力。有人估算,1996年以后的三年当中,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减少,目前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员已经低于1.2亿人。
二是现在更加鼓励农民出门务工,到城市安家落户。通过放宽户籍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切实帮助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险、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工工资的清欠力度,农民到城市打工的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有地方甚至提出了农民进城务工一定时期之后赋予其新的身份。这种情况表明,我国解决农业人口转移的思路有了大的调整,已转向放宽限制、鼓励“离土又离乡”。这种大的思路变化使得农村居民数量出现明显的减少。1995-2004年,乡村总人口数由85947万减少到75705万,年均减少1138万。2004年我国流动人口已超过一亿人,目前有两亿多农民离开村庄,到外乡镇和城市中寻找非农就业机会。但大多数地方仍不具备能使这些农民工成为稳定的城镇居民的条件。这部分居无定处、工作不稳定、生活难保障的人群,对社会的现实和未来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人们切身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春运。据统计,1994年全国春运的客运量为12.2亿人次,以后逐年上升,1998年为18.2亿人次,2004年进一步提升到18.9亿人次。2008年春节南方雪灾,仅广州市滞留车站人数最高峰达24万。有人认为,民工流占春运客流的60%强。农业人口出门务工甚至转换身份还带来一个隐患:相对而言,敢于出门、能够出门务工的農民在当地都是比较有文化、综合素质较高的,这部分人中的精英又往往容易转换身份滞留在城市,长此以往,在农村沉淀下来的人员基本上是素质较低、能力较差的。在有些地方竟然出现“369”现象,即在农村务农的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农村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缺乏带头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难度更大。因此农村耕地对于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依然十分重要。切不可草率推行农业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否则不仅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对于中国的农业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也十分不利。
统筹城乡发展,跳出“三农”来解决“三农”,绝不是离开“三农”解决“三农”,特别是对于解决减少农民这道难题,仍然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在继续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税收制度等,积极促进农业人口“走出去”、转移到城市的同时,决不可偏废“引进来”。一是要为乡镇企业的转型发展积极创造条件。乡镇企业是有中国特色的产物,不应轻言放弃。可借鉴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的做法,国家财政支持建立农村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扶持有市场、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和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发展。针对目前农村金融“失血”的严重问题,研究探索放宽民间融资管制,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恢复农村居民信用互助的功能。目前在这方面,国家也积极出台政策。例如鼓励和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农业生产给予小额优惠条件的贷款。对符合条件农村妇女新发放的小额担保贷款,由财政据实全额贴息;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5万元增至8万元;同时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对当地妇联组织开展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给予经费保障。二是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上,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吸收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改变农村面貌。要保证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一定要把新农村建设好。推进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并行不悖,双轮驱动。农村集居点的建设就是一项改善民生的惠民工程,虽然推行时有很多困难,但如果考虑周全,配套基础设施齐全,价格合理,一定会深受农民欢迎。三是要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提供优惠金融支持等措施,鼓励有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到农村创业;同时,实施村干部技能培训工程,提高农村干部的带头致富能力,培养大批的领头人。四是要搞好规划引导,以贴息、财政补贴等经济手段,引导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与有关农村建立对口联系,在尽量相互配套的基础上,推行“一村一品”战略,进而逐步形成产业集聚群。
当我们在为国家支农、惠农政策欢呼、叫好的同时,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一方面要坚持自力更生。首先,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宝贵经验。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更大的增强。这些成就的取得,不得不归功于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潜在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好的调动和激发,人们不再安于现状、不再不思进取,正是有了这样的干劲和热情,才形成了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拉近了我国与全世界的距离,借鉴并分享了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大大缩短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其次,要坚持自力更生,这是国内外发展的基本经验。提到改革开放,大家就会想到外资,但却不会想到资本。外资的本质就是资本,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其最高的价值追求。此外外资的过度注入,还会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造成威胁。近年来,控制整个世界农业生产进程的企业出现了加速集中的趋势,这些必将影响到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这一切都是因为外国资本过度注入所造成的。因此,在强调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仍要强调自力更生。
综上所述,要想真正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必须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一方面要坚持自力更生,这两者同等重要,必须“两手抓、两手硬”。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土地要流转农民就业是关键.中国改革报,2009-7-6.
[2]温铁军. “三农问题”要有本土化思路.中国社会科学报,7-14.
[3]陈锡文.推进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并行不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8).
[4]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共同签发的《关于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