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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水利专家，出身名门，其父黄炎培是同盟会会员，是民国时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黄万里毕业于唐山交大桥梁工程专业，有感于父亲的那句“中国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遂决意“以拯农为己志”并赴美国改学水利，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伊利诺大学专攻水利，获硕士，博士学位。黄万里非常重视实地考察和科学办事，回国后曾在西南、西北、东北从事水利建设。1953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曾多次在三门峡和三峡建立水利工程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虽均未被采纳，并被长期剥夺了科学研究的权利，但他提出的很多见解现在证明是有价值并具有前瞻性的。
本书记述了黄万里沧桑磨难而又极富个性魅力的一生，笔触之下，是其敢说真话、坚持科学、坚守良知、骨体不媚的高贵人格。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赵诚著，24.6万字，实为一部《黄万里传》。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传主黄万里先生，不光是一个饱学之士，忠贞之士，还是一个几乎任何时候都衣饰整洁的儒雅之士。几十年间，虽屡经挫折，风仪不减，只要有可能，总是西装革履，示人以端庄干练的形象。
究其原委，主要是年轻时所受的教养。出身名门，幼承庭训，留美多年，风气习染。1911年出生，其父黄炎培，为晚清举人，著名社会教育家。1934年赴美留学，先获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继获伊利诺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再就是，担负重责，持身严正。1937初回国，历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技正、成都水利局工程师、甘肃水利局局长，一直独力主持水利工程与水文勘探。1949年赴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1950年任唐山交通大学水利系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直到2001年去世。自1957年起，霉运开始。因反对上三门峡水库工程，被打为“右派”，直到1980年才获得“改正”。二十多年间，尤其是“文革”中，曾扫厕所数年，下放江西鲤鱼洲劳动一年多，接着又下放三门峡坝区劳动多年，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回到北京。若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精神稍一松懈，早就自暴自弃得过且过，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衣着风仪？
我作了个统计，全书有关黄本人衣着的图片33帧，有关黄本人衣着的文字五处，另有两处文字，虽未提及衣着，但可推见。试作分析如下。
33帧图片中，摄于建国前者10帧。除了一张是周岁照，头戴绒帽，身穿花衣，一张是少年照，白色中装，领口紧系，其余八帧，均为西装且打领带。1937年回国与家人的合影，为全身，能看出身穿浅色西装，脚登白色皮鞋。
当注意的是，1940年在四川三台县水利工程的庆典仪式上，背后是乡民，近景多人中，独有黄万里，一身深色西装，白衬衣，浅色领结。再就是，1948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为职工讲课，仍是西装。
建国后的23帧照片，可分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时期。
“文革”前，五帧。分别为第60页，建国初在唐山交大任教时与同事学生的合影，时为冬季，穿中山装棉衣；第76页，1957年夏打成“右派”前与家人合影，西装上衣，大翻领衬衣；第98页，1957年10月，刚打成“右派”后与妻子在自家庭院合影，开襟毛衣，翻领衬衣；第209页，1963年夏，带长子黄观鸿探望父亲黄炎培，祖孙三人合影，白色衬衣；第132页，1965年夏，小女儿参加高考，学业优异却受到父亲连累未被录取，在家中与妻子、女儿坐在一起的合影，不太清，似毛衣。这当然是因为，时代变了，不宜穿西装了。纵然如此，也不是一下子就变了，全都变了。
不是一下子变了，是说建国初期两三年，在唐山交大，还是穿西装的。他的学生，后来成了著名水利学家的王三一教授，在回忆文章里说：“初见黄先生时，他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的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十分潇洒。”
不是全都变了，是说遇到特殊场合，该穿还是要穿的。调到清华大学后，直到“反右”前，黄一直是水利系工会的副主席和清华教授俱乐部的主任，组织舞会是他的职责，跳舞是他的爱好，有那么一段时间，年轻漂亮的女助教李亚莉，几乎成了他的专职舞伴。据李亚莉回忆说：“黄先生特别爱跳舞，但他没有舞伴，因为黄师母不爱跳。所以，他常常带我和黄师母两个人去，我就成了他的舞伴。”这样的场合，必是西装革履无疑。
文革中四帧。一为第140页，似乎坐在自己家里，怀抱两个小孙女，面容肃穆，穿对襟中式棉衣。一为第147页，从江西鲤鱼洲回到北京后，1972年春与在京的姐姐弟弟合影，面容沉静，中式棉衣。一为第149页，1972年春，从三门峡水库工地回京探亲时摄于中山公园，头发灰白，面容苍老，身穿厚厚的中山装棉衣，或许是中山装外套，内衬棉衣。
有一段文字，可以想见他在三门峡下放劳动时的穿衣状况，其时工资冻结，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工作是打扫厕所。据沈英回忆：“黄先生心胸开阔，豁达乐观。一个大专家被贬到三门峡打扫卫生，用砖垒厕所……我记得有时黄先生随清华的人去开会，当地人并不知道黄先生的身份，有一次把他也请上了主席台。回来后黄先生又挨批了一通。对这些无端磨难和凌辱黄先生都泰然处之。他看得很透，知道是怎么回事。每天打扫完厕所后，就在楼道里练太极拳。”这个故事的吊诡之处是，已沦为政治与经济双重贱民的黄先生，仍然衣着整洁而气宇轩昂，以致不明内情的当地干部，把他当成了清华水利系三门峡基地的负责人之一。
不妨再说个小故事，也可以看出黄当年的“形态”与心态。据任裕民回忆：“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三门峡水利系基地泥沙组。黄先生在这里劳动。他的生活习惯与其他人有点不一样。马路对面有卖小吃的，一般的教授都不买，黄先生不这样，买了之后，就大模大样地吃起来……当时他是大右派，动不动就把他拉出来批一下。一次，把他叫到车间工人那儿去批斗。工人叫他低头，他就低头，他无所谓。‘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文革”结束到去世前共14帧。黄先生是右派，对他来说，“文革“结束，还不是苦难的结束，真正的结束，应当是1980年“右派”改正之后。
这14帧照片中，穿西装者六。其余均为中装、毛衣、医院病号服，还有一帧为背心，系在家中与侄辈的合影。这一时段，取中间值，按1991年计，黄先生已是80岁的老人，多次住院动手术，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英雄气概。但是，只要外出讲学，或是正式场合，甚至在家中照相，仍是西装笔挺，一点也不含糊。
这几张西装照，分别是：第187页，1987年赴美国讲学，在旧金山金门大桥边留影；第178页，1988年在浙江大学讲《连续介体力学能量消散率定律》；第218页，1988年与夫人在颐和园留影，外穿风衣，扎腰带；第220页，1997年与夫人钻石婚合影，深色西装，白衬衣，扎领结；第196页，晚年在家中的留影，深色西装，白色衬衣，深色领带；第239页，1998年重返讲台，白色西装，深色领结。这年黄先生已87岁，身患癌症且动过大手术，身体很是虚弱，然而，长江特大洪水过后，心里非常不安，觉得有必要把他多年治水的心得与理论，给同学们讲一讲，便主动申请上了讲台。
这件事还要多说几句。按说，像黄先生这样的留美博士、资深教授，在清华早就应当是博导、终身教授，要给研究生上个课，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然而，事实上不可能。他只是个普通教授，连带研究生的资格也没有。不是他没有，是校方没给他，也不对，应当说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资格。
80年代，黄先生曾带过两个硕士研究生。但紧接着，清华大学出台一个政策，凡担任博导者，必须本人申请，系里和学校批准方能担任。水利系和学校领导，都认为黄有这个资格，但是黄先生拒绝申请。他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士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人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本人拒绝写申请，领导无法批准，也就失去了带博士生的机会。只能按普通教授对待，到年龄就退休，连硕士研究生也不能带了。当年这样做的，不光黄先生一人，据书中说，还有两个公认有博导资格的人，也因此而未能担任博导。
不是博导，早就退休了，要上讲台，当然要给系里写申请了。
好在这次，水利系领导，同意了黄先生讲学的请求。为了表示对教师职业的敬重，特地穿了一套整洁的白色西装，登台授课。这是此生最后一次讲课。
服装，在黄万里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品质，一种精神的境界。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诚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定价：38.00元
链接
直到“反右”前，黄一直是水利系工会的副主席和清华教授俱乐部的主任，组织舞会是他的职责，跳舞是他的爱好。
已沦为政治与经济双重贱民的黄先生，仍然衣着整洁而气宇轩昂。
“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士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人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
本书记述了黄万里沧桑磨难而又极富个性魅力的一生，笔触之下，是其敢说真话、坚持科学、坚守良知、骨体不媚的高贵人格。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赵诚著，24.6万字，实为一部《黄万里传》。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传主黄万里先生，不光是一个饱学之士，忠贞之士，还是一个几乎任何时候都衣饰整洁的儒雅之士。几十年间，虽屡经挫折，风仪不减，只要有可能，总是西装革履，示人以端庄干练的形象。
究其原委，主要是年轻时所受的教养。出身名门，幼承庭训，留美多年，风气习染。1911年出生，其父黄炎培，为晚清举人，著名社会教育家。1934年赴美留学，先获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继获伊利诺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再就是，担负重责，持身严正。1937初回国，历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技正、成都水利局工程师、甘肃水利局局长，一直独力主持水利工程与水文勘探。1949年赴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1950年任唐山交通大学水利系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直到2001年去世。自1957年起，霉运开始。因反对上三门峡水库工程，被打为“右派”，直到1980年才获得“改正”。二十多年间，尤其是“文革”中，曾扫厕所数年，下放江西鲤鱼洲劳动一年多，接着又下放三门峡坝区劳动多年，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回到北京。若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精神稍一松懈，早就自暴自弃得过且过，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衣着风仪？
我作了个统计，全书有关黄本人衣着的图片33帧，有关黄本人衣着的文字五处，另有两处文字，虽未提及衣着，但可推见。试作分析如下。
33帧图片中，摄于建国前者10帧。除了一张是周岁照，头戴绒帽，身穿花衣，一张是少年照，白色中装，领口紧系，其余八帧，均为西装且打领带。1937年回国与家人的合影，为全身，能看出身穿浅色西装，脚登白色皮鞋。
当注意的是，1940年在四川三台县水利工程的庆典仪式上，背后是乡民，近景多人中，独有黄万里，一身深色西装，白衬衣，浅色领结。再就是，1948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为职工讲课，仍是西装。
建国后的23帧照片，可分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时期。
“文革”前，五帧。分别为第60页，建国初在唐山交大任教时与同事学生的合影，时为冬季，穿中山装棉衣；第76页，1957年夏打成“右派”前与家人合影，西装上衣，大翻领衬衣；第98页，1957年10月，刚打成“右派”后与妻子在自家庭院合影，开襟毛衣，翻领衬衣；第209页，1963年夏，带长子黄观鸿探望父亲黄炎培，祖孙三人合影，白色衬衣；第132页，1965年夏，小女儿参加高考，学业优异却受到父亲连累未被录取，在家中与妻子、女儿坐在一起的合影，不太清，似毛衣。这当然是因为，时代变了，不宜穿西装了。纵然如此，也不是一下子就变了，全都变了。
不是一下子变了，是说建国初期两三年，在唐山交大，还是穿西装的。他的学生，后来成了著名水利学家的王三一教授，在回忆文章里说：“初见黄先生时，他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的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十分潇洒。”
不是全都变了，是说遇到特殊场合，该穿还是要穿的。调到清华大学后，直到“反右”前，黄一直是水利系工会的副主席和清华教授俱乐部的主任，组织舞会是他的职责，跳舞是他的爱好，有那么一段时间，年轻漂亮的女助教李亚莉，几乎成了他的专职舞伴。据李亚莉回忆说：“黄先生特别爱跳舞，但他没有舞伴，因为黄师母不爱跳。所以，他常常带我和黄师母两个人去，我就成了他的舞伴。”这样的场合，必是西装革履无疑。
文革中四帧。一为第140页，似乎坐在自己家里，怀抱两个小孙女，面容肃穆，穿对襟中式棉衣。一为第147页，从江西鲤鱼洲回到北京后，1972年春与在京的姐姐弟弟合影，面容沉静，中式棉衣。一为第149页，1972年春，从三门峡水库工地回京探亲时摄于中山公园，头发灰白，面容苍老，身穿厚厚的中山装棉衣，或许是中山装外套，内衬棉衣。
有一段文字，可以想见他在三门峡下放劳动时的穿衣状况，其时工资冻结，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工作是打扫厕所。据沈英回忆：“黄先生心胸开阔，豁达乐观。一个大专家被贬到三门峡打扫卫生，用砖垒厕所……我记得有时黄先生随清华的人去开会，当地人并不知道黄先生的身份，有一次把他也请上了主席台。回来后黄先生又挨批了一通。对这些无端磨难和凌辱黄先生都泰然处之。他看得很透，知道是怎么回事。每天打扫完厕所后，就在楼道里练太极拳。”这个故事的吊诡之处是，已沦为政治与经济双重贱民的黄先生，仍然衣着整洁而气宇轩昂，以致不明内情的当地干部，把他当成了清华水利系三门峡基地的负责人之一。
不妨再说个小故事，也可以看出黄当年的“形态”与心态。据任裕民回忆：“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三门峡水利系基地泥沙组。黄先生在这里劳动。他的生活习惯与其他人有点不一样。马路对面有卖小吃的，一般的教授都不买，黄先生不这样，买了之后，就大模大样地吃起来……当时他是大右派，动不动就把他拉出来批一下。一次，把他叫到车间工人那儿去批斗。工人叫他低头，他就低头，他无所谓。‘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文革”结束到去世前共14帧。黄先生是右派，对他来说，“文革“结束，还不是苦难的结束，真正的结束，应当是1980年“右派”改正之后。
这14帧照片中，穿西装者六。其余均为中装、毛衣、医院病号服，还有一帧为背心，系在家中与侄辈的合影。这一时段，取中间值，按1991年计，黄先生已是80岁的老人，多次住院动手术，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英雄气概。但是，只要外出讲学，或是正式场合，甚至在家中照相，仍是西装笔挺，一点也不含糊。
这几张西装照，分别是：第187页，1987年赴美国讲学，在旧金山金门大桥边留影；第178页，1988年在浙江大学讲《连续介体力学能量消散率定律》；第218页，1988年与夫人在颐和园留影，外穿风衣，扎腰带；第220页，1997年与夫人钻石婚合影，深色西装，白衬衣，扎领结；第196页，晚年在家中的留影，深色西装，白色衬衣，深色领带；第239页，1998年重返讲台，白色西装，深色领结。这年黄先生已87岁，身患癌症且动过大手术，身体很是虚弱，然而，长江特大洪水过后，心里非常不安，觉得有必要把他多年治水的心得与理论，给同学们讲一讲，便主动申请上了讲台。
这件事还要多说几句。按说，像黄先生这样的留美博士、资深教授，在清华早就应当是博导、终身教授，要给研究生上个课，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然而，事实上不可能。他只是个普通教授，连带研究生的资格也没有。不是他没有，是校方没给他，也不对，应当说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资格。
80年代，黄先生曾带过两个硕士研究生。但紧接着，清华大学出台一个政策，凡担任博导者，必须本人申请，系里和学校批准方能担任。水利系和学校领导，都认为黄有这个资格，但是黄先生拒绝申请。他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士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人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本人拒绝写申请，领导无法批准，也就失去了带博士生的机会。只能按普通教授对待，到年龄就退休，连硕士研究生也不能带了。当年这样做的，不光黄先生一人，据书中说，还有两个公认有博导资格的人，也因此而未能担任博导。
不是博导，早就退休了，要上讲台，当然要给系里写申请了。
好在这次，水利系领导，同意了黄先生讲学的请求。为了表示对教师职业的敬重，特地穿了一套整洁的白色西装，登台授课。这是此生最后一次讲课。
服装，在黄万里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品质，一种精神的境界。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诚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定价：38.00元
链接
直到“反右”前，黄一直是水利系工会的副主席和清华教授俱乐部的主任，组织舞会是他的职责，跳舞是他的爱好。
已沦为政治与经济双重贱民的黄先生，仍然衣着整洁而气宇轩昂。
“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士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人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