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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将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包括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是发源地也是重灾区。重创在哪里？一是以华尔街为核心的金融业，二是美国称霸百年的制造业。后者还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失业。制造业为美国提供了1720万个就业岗位，占私营企业雇员的六分之一。美国制造业增值1980年以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超过20%，此后虽有所下降，但速度缓慢，2009年骤跌至11%的历史低谷。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从21.6%跌至8.9%。美国精英们在深刻反省金融危机深层次原因时，认识到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长期失衡确实是催生危机的基础性因素，而且把它作为美国应对新兴市场崛起挑战、保住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美国政府意识到兹事体大，行动起来非常迅速，2009年至2012年先后推出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包括《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购买国货”“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种种方案，紧急启动“再工业化”进程，遏制产业“空心化”。这些努力目前已经初见成效。
首先是产业结构调整走入正轨，制造业触底回升。制造业增值占比2010年升至11.9%。一年就升0.9%。其次是制造业回流加速。美国大制造商三分之二在过去两年内将工厂搬回国内或美国周边国家。有调查显示，被调查的108家美国全球制造企业中有33%计划将生产线搬回美国本土。“再工业化”还引领着美国经济的复苏。2012年美国GDP实际增速2%，而制造业增长6.2%，高出4.2个百分点，贡献第一。最后是制造业对恢复就业的强劲推动。美国2012年以来就业增长4.3%，失业率已从危机时逾10%下降到7%，其中制造業就增加了48.9万就业机会。美国2013年12月《制造业活动报告》显示，新订单和就业指数都呈上升趋势。
美国次轮“再工业化”面临诸多机遇，如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国内页岩气大规模开采后能源成本下降、新兴经济体进入经济调整期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等。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基础趋稳，其“再工业化”步伐会加快，范围和内涵也会扩大和延伸。
美国这次“再工业化”并非为中国“量身定制”，但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带来重大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腾飞，出口快速增长，美国的市场份额收缩。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值占全球总额达19.8%，首次超过美国的19.4%，摘下美国世界制造大国的桂冠。而且全球申请专利的头把交椅也被中国拿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于当年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美国朝野内心焦虑，危机感加深，担心美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下降，导致在大国经济博弈中输给中国这个“后起之秀”与“假想敌”。这些年美国在中国人民币升值、金融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真实原因也在于此。
美国振兴制造业的另一抓手是在全球展开战略布局，拉拢发达经济体“抱团取暖”，构建超大规模自由贸易区，制定国际经济贸易新规则， 美国于2009年11月加入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谈判，2011年形成TPP协议纲领性文件，已制定出完整的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竞争规则，目前正积极推进谈判各方在2014年完成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 在2013年启动后美欧推进力度也很大。无论是TPP还是TTIP，美国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试图以美西方主导的自由化与全球化，对国际贸易、投资金融、资本市场、高新技术、新能源、农产品等制定新的国际规范和规则，以重新塑造美国认为已受到新兴市场国家冲击、西方绝对控制权日益下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相关制度。可以设想，如果美国顺利得手，中国将面对全新的美欧日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秩序，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处于战略守势和两难境地。
同时美国政府为保护国内制造业，遏制中国产品竞争力以及中国对美国投资快速增长势头，已采取设立贸易执法部门等多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强在关税审查、食品安全、盗版、不公平出口补贴、融资等方面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和对美国投资的监督和审查。美国在2010年将中国纳入“301条款”重点观察名单后，又于2012年把中国纳入“306条款”，以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监督检查。可以预计，今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会更加谨慎、严格。华为、中兴、三一重工在美国的遭遇还会一幕幕重演。而且，不管中国取得多大的进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问题都将成为美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回顾近几十年以来发达国家几轮“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过程，主要都是通过调整制造业在产业布局中的比重和优先顺序，以优化国内资源配置，加强国际竞争力。美国近两年实施制造业复兴战略，其目的也是如此。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全球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触动了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因此美国此轮调整还带有明显的地缘经济的色彩。对此，中国需要冷静观察、高度关注、妥善应对。
一国要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劳动力规模和素质、技术进步和突破、充足的资本投入。不管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如何发展，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持之以恒地做出努力，加大投入。
以网络、新材料、新能源、新生产方式、智能化生产等为表现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正在全球展开。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制定应对美国乃至西方此轮“再工业化”之策的大背景。制造业既涵盖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高端产业，也包含劳动力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中国不可过于相信所谓“比较优势”的理论，在继续争取产业升级换代、努力占领产业链高端的同时，绝不能不假思索地大批“腾笼换鸟”，过早放弃中低端生产。中国庞大的人口等国情决定了中国将长期拥有规模巨大、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力群体。因此，必须坚持产业链的高中低全方位发展，遵照发展速度及时进行调整。要及早动手，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针对能源革命和信息化快速发展，中国必须在技术革命中奋起直追，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激励产业创新，加快建立完善适合创新的科技、产业、教育和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扭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牛鼻子”，占据新工业革命科研和生产的制高点。
经济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中国要格外重视教育和培养各类人才，尤其要加强人才成长、人才使用环境的培育和建设。既要留住自己国家的人才，用好这些人才，还需要不断改善中国经济发展和经营的“软环境”，以吸引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才，在国际人力资源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最后，对美国和西方想重新制定全球经济、贸易投资规则要心中有数，主动迎战。一方面，中国要继续积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在巴厘岛协议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争取早日就多哈回合达成全面的协议，以维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框架。同时，大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努力建设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周边尽快建立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大自贸格局，筑牢战略依托。对美国极力推动的TPP和TTIP，要将其纳入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全球、长远视野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不管研究结果如何，早加入谈判总比晚加入要好，只有通过谈判才能争取于己有利的结果，“隔山喊话”无济于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是发源地也是重灾区。重创在哪里？一是以华尔街为核心的金融业，二是美国称霸百年的制造业。后者还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失业。制造业为美国提供了1720万个就业岗位，占私营企业雇员的六分之一。美国制造业增值1980年以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超过20%，此后虽有所下降，但速度缓慢，2009年骤跌至11%的历史低谷。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从21.6%跌至8.9%。美国精英们在深刻反省金融危机深层次原因时，认识到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长期失衡确实是催生危机的基础性因素，而且把它作为美国应对新兴市场崛起挑战、保住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举国推进“再工业化”
美国政府意识到兹事体大，行动起来非常迅速，2009年至2012年先后推出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包括《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购买国货”“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种种方案，紧急启动“再工业化”进程，遏制产业“空心化”。这些努力目前已经初见成效。
首先是产业结构调整走入正轨，制造业触底回升。制造业增值占比2010年升至11.9%。一年就升0.9%。其次是制造业回流加速。美国大制造商三分之二在过去两年内将工厂搬回国内或美国周边国家。有调查显示，被调查的108家美国全球制造企业中有33%计划将生产线搬回美国本土。“再工业化”还引领着美国经济的复苏。2012年美国GDP实际增速2%，而制造业增长6.2%，高出4.2个百分点，贡献第一。最后是制造业对恢复就业的强劲推动。美国2012年以来就业增长4.3%，失业率已从危机时逾10%下降到7%，其中制造業就增加了48.9万就业机会。美国2013年12月《制造业活动报告》显示，新订单和就业指数都呈上升趋势。
美国次轮“再工业化”面临诸多机遇，如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国内页岩气大规模开采后能源成本下降、新兴经济体进入经济调整期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等。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基础趋稳，其“再工业化”步伐会加快，范围和内涵也会扩大和延伸。
中国面临挑战
美国这次“再工业化”并非为中国“量身定制”，但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带来重大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腾飞，出口快速增长，美国的市场份额收缩。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值占全球总额达19.8%，首次超过美国的19.4%，摘下美国世界制造大国的桂冠。而且全球申请专利的头把交椅也被中国拿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于当年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美国朝野内心焦虑，危机感加深，担心美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下降，导致在大国经济博弈中输给中国这个“后起之秀”与“假想敌”。这些年美国在中国人民币升值、金融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真实原因也在于此。
美国振兴制造业的另一抓手是在全球展开战略布局，拉拢发达经济体“抱团取暖”，构建超大规模自由贸易区，制定国际经济贸易新规则， 美国于2009年11月加入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谈判，2011年形成TPP协议纲领性文件，已制定出完整的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竞争规则，目前正积极推进谈判各方在2014年完成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 在2013年启动后美欧推进力度也很大。无论是TPP还是TTIP，美国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试图以美西方主导的自由化与全球化，对国际贸易、投资金融、资本市场、高新技术、新能源、农产品等制定新的国际规范和规则，以重新塑造美国认为已受到新兴市场国家冲击、西方绝对控制权日益下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相关制度。可以设想，如果美国顺利得手，中国将面对全新的美欧日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秩序，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处于战略守势和两难境地。
同时美国政府为保护国内制造业，遏制中国产品竞争力以及中国对美国投资快速增长势头，已采取设立贸易执法部门等多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强在关税审查、食品安全、盗版、不公平出口补贴、融资等方面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和对美国投资的监督和审查。美国在2010年将中国纳入“301条款”重点观察名单后，又于2012年把中国纳入“306条款”，以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监督检查。可以预计，今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会更加谨慎、严格。华为、中兴、三一重工在美国的遭遇还会一幕幕重演。而且，不管中国取得多大的进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问题都将成为美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应对之道
回顾近几十年以来发达国家几轮“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过程，主要都是通过调整制造业在产业布局中的比重和优先顺序，以优化国内资源配置，加强国际竞争力。美国近两年实施制造业复兴战略，其目的也是如此。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全球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触动了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因此美国此轮调整还带有明显的地缘经济的色彩。对此，中国需要冷静观察、高度关注、妥善应对。
一国要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劳动力规模和素质、技术进步和突破、充足的资本投入。不管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如何发展，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持之以恒地做出努力，加大投入。
以网络、新材料、新能源、新生产方式、智能化生产等为表现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正在全球展开。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制定应对美国乃至西方此轮“再工业化”之策的大背景。制造业既涵盖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高端产业，也包含劳动力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中国不可过于相信所谓“比较优势”的理论，在继续争取产业升级换代、努力占领产业链高端的同时，绝不能不假思索地大批“腾笼换鸟”，过早放弃中低端生产。中国庞大的人口等国情决定了中国将长期拥有规模巨大、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力群体。因此，必须坚持产业链的高中低全方位发展，遵照发展速度及时进行调整。要及早动手，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针对能源革命和信息化快速发展，中国必须在技术革命中奋起直追，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激励产业创新，加快建立完善适合创新的科技、产业、教育和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扭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牛鼻子”，占据新工业革命科研和生产的制高点。
经济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中国要格外重视教育和培养各类人才，尤其要加强人才成长、人才使用环境的培育和建设。既要留住自己国家的人才，用好这些人才，还需要不断改善中国经济发展和经营的“软环境”，以吸引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才，在国际人力资源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最后，对美国和西方想重新制定全球经济、贸易投资规则要心中有数，主动迎战。一方面，中国要继续积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在巴厘岛协议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争取早日就多哈回合达成全面的协议，以维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框架。同时，大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努力建设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周边尽快建立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大自贸格局，筑牢战略依托。对美国极力推动的TPP和TTIP，要将其纳入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全球、长远视野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不管研究结果如何，早加入谈判总比晚加入要好，只有通过谈判才能争取于己有利的结果，“隔山喊话”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