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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坐在计算机桌前，窗外丁香花朴实的香味淡淡飘进来，温柔的蒙蒙细雨中闪现着陈淑安大姐亲切和蔼的笑容。淑安大姐离开我们已经快一百天了，而她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是十分清晰的。
其实，我和淑安大姐的相识是很偶然的。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知名教授陈耀华先生应兰州大学的邀请来兰州讲学。当时，兰州大学物理系负责接待他们的是我多年的邻居葛墨林老师（现为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一天，葛先生来找我：“陈耀华先生的夫人希望了解甘肃幼儿教育的情况，请你务必帮帮忙。”我想许多随访的夫人们大抵都有这样的善心，想关心当地的孩子们，我帮助邻居去介绍一下也是应该的事情。
我先是在兰州大学的会议室里见到陈耀华先生的夫人——陈淑安大姐。她没有说什么客套话，就询问我对一些幼儿教育理念的看法，我们甚至探讨到了一些幼儿园工作细节的问题。之后，她有一些意外地说：“甘肃是有懂得幼儿教育的人呀！”
其实，我所工作的西北师范大学1949年以前就设有“家政系”，1949年以后改为“幼教系”，是当年全国独立设置幼儿教育系的四所高师之一。学校是在抗战时期西迁而来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部分的基础上（西北联大）建成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
只不过，人们受到把一切都习惯按照地区、等级来划分的既定模式的影响，有这种看法也可理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它真实性的一面。淑安大姐马上提出，让我陪她去看看兰州的幼儿园，而且希望看到农村的幼儿园。那个年代，香港到这里来讲学是很罕见的，所以除了兰州大学之外，市政府和妇联组织也都参与了接待，他们马上安排了淑安大姐在兰州市郊区的一所幼儿园的参观事宜。我已经完成了介绍的工作，本不想再凑热闹，但是淑安大姐提出一定要我和她一同前往参观，不好坚持拒绝，就答应了陪她同去。
那个年代，兰州市的幼儿入园率比较低，办园条件有限。这所郊区幼儿园只有几间平房。那天，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都穿戴整齐，热情地欢迎我们进入教室。孩子们紧靠墙壁坐成一个圆圈，教室中间的桌子上摆放着许多水果、糕饼。我们这些客人们被安排坐在这些招待品旁边的座椅上，然后园长介绍了幼儿园的相关情况，接着说：“下边让我们幼儿园的老师，给香港的贵宾和客人们唱一首歌。”一位穿白色裙子的年轻女老师以女高音演唱了《我爱你，塞北的雪》。孩子们似乎与这里正在进行的活动毫无关系，仍旧漠然地靠墙坐着。我已经感到尴尬、难受，又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淑安大姐突然站起来、喧宾夺主地打乱了主人的安排说：“请客人们站到旁边去，好吗？来！孩子们把小凳子搬过来、坐在前边来，陈老师来给你们上课。”
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搬着小凳子集中坐在前边放水果的桌子前，陈淑安大姐自己也找了一个小凳子坐在孩子们对面。她就以桌子上面的水果为材料，组织孩子们认识水果……孩子们一下子成了主角，活动室里开始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在有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地方负责人接待的场合，她无所顾忌的真诚与直爽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她的心理距离。她不是一个来展示爱心的夫人，而是一个情系幼苗的天使。相识何必论久长，相知也许只在真实的一瞬间。
此后，我请她到我的寒舍来做客，她欣然同意了。“寒舍”不是客气的形容词，是我家狭小凌乱的真实写照，所以我几乎不请客人到家里来。在我家的一天，我们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我自己做了简单的家常饭菜，我们一起吃，无话不聊，从她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读书时候的一些趣事到香港幼儿教育“十二金钗”的努力与不易，还有当前香港幼儿教育的进步与问题等等。
谈到了甘肃省当前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时，她说想要在甘肃开展“活动教学法”的实验，以分享先进的教育理念，提高教育质量。随后，她就向当时的兰州市政府提出，并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和响应，选定了师资力量比较强的兰州市实验幼儿园作为实验点。实验组有相关上级的不少负责人参与，淑安大姐提出一定要有我参与，作为当地的专业负责人。我那时是我们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负责人，又承担着一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部与国内八所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资培训项目的分项目负责人，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出于对淑安大姐的敬佩，也想借助她的影响，能在基层做一些实际有效工作的愿望，就同意了参与实验小组。
实验一开始，我们制定了实验计划，由我对幼儿园的老师进行了各种必要的培训，并且随时通过信件与淑安大姐商议。老师们的理解和操作能力都使我充满了信心。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们收集实验信息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插曲。
该幼儿园的园长是一位工作认真、享有许多荣誉头衔、自信而又十分好强的人。最初，她没有具体参与实验，我还能从实验老师那里按要求拿到实验的原始记录。但后来，她批评了这样做的老师，拿给我的记录一定要经过审核、重新整理抄写整齐才行。那样的记录已经成了失去分析价值的“鉴定语”。我带同事去幼儿园做一些声像记录，她也会赶到现场随时干扰现场的工作，总想把她眼中的幼儿园最好的一面介绍出去。我多次向她解释实验的科学性、客观性的意义，以及实验工作本身的意义。她总是说：“这些我早就懂得。”然而，却仍然是那样“过分地配合”。
她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样对于实验研究验证免有所影响，我对此实在感到无奈！我是不会把不客观、不真实的信息作为实验结论依据的，又无法向关心实验进展的淑安大姐讲述这些可能她无法理解而我又无法掌控的情况。原来成立的课题实验小组（其实从来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具体工作），由于一些领导人的工作变动更是无人问津，这也许就是地区差异的缘由吧！
我一直无法回答淑安大姐对于实验进展的询问，在无奈且愧对大姐信任的内疚中纠结着。此后，虽然我还和淑安大姐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不再回答她关于“活动教学法实验”的询问。也许是心照不宣，她后来也不再询问关于实验的事情。虽然我有时间也会去兰州市实验幼儿园看看，但也不再按实验的计划要求她们。我后来反思，感到自己脱离现实，太理想化，书生气太重，也没有能力获得园长的充分理解，这才是使实验流产的原因吧。一直以来，我的内心始终怀着歉疚。
淑安大姐虽然不再询问实验情况，但是一直与我保持联系，经常把她的文章、作品寄给我。每逢过年，她寄来的贺年卡上不是写一些传统的拜年话，而是与我交流一些对当前幼儿教育问题的看法：诸如对中国传统过年习俗的“福贵化”“洋化”的反思等，思虑中充满了对祖国和孩子们的爱。她也仍然不断地把自己的一些书籍、数据寄给兰州市实验幼儿园。当年曾经做过这段实验的老师们说起往事，仍然感到有很大收获，对淑安大姐的指导和亲切关怀念念不忘，对于实验的流产感到很遗憾。
斯人已去，而她亲切的笑容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淑安大姐1945年由中山大学转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心理系毕业，后又在哈佛取得了硕士学位，在美国的幼儿园工作了一段时间，七十年代回到香港大力推行“幼儿园活动教学法”。当时，她在香港对幼儿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香港幼儿教育界“十二金钗”的“头钗”。她为香港培养了一批幼教人才，十年以前被香港教育学院授予荣誉院士，也是中国老教授学会学前教育研究院的顾问。
淑安大姐有着深厚的学前教育专业造诣，而她的著述几乎都是便于幼儿教师和家长操作使用的。学前教育的理念是建立在许多相关基础性学科的研究成果之上的，然而只有使这些科学的理念转化成为教育者恰当的教育行为，才能使受教育者受益。
淑安大姐一直在身体力行做着这些十分有意义的实际工作。正是因为她心中永远装着孩子，心灵充满阳光，所以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撒下爱的种子，展现出一片光明。
其实，我和淑安大姐的相识是很偶然的。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知名教授陈耀华先生应兰州大学的邀请来兰州讲学。当时，兰州大学物理系负责接待他们的是我多年的邻居葛墨林老师（现为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一天，葛先生来找我：“陈耀华先生的夫人希望了解甘肃幼儿教育的情况，请你务必帮帮忙。”我想许多随访的夫人们大抵都有这样的善心，想关心当地的孩子们，我帮助邻居去介绍一下也是应该的事情。
我先是在兰州大学的会议室里见到陈耀华先生的夫人——陈淑安大姐。她没有说什么客套话，就询问我对一些幼儿教育理念的看法，我们甚至探讨到了一些幼儿园工作细节的问题。之后，她有一些意外地说：“甘肃是有懂得幼儿教育的人呀！”
其实，我所工作的西北师范大学1949年以前就设有“家政系”，1949年以后改为“幼教系”，是当年全国独立设置幼儿教育系的四所高师之一。学校是在抗战时期西迁而来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部分的基础上（西北联大）建成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
只不过，人们受到把一切都习惯按照地区、等级来划分的既定模式的影响，有这种看法也可理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它真实性的一面。淑安大姐马上提出，让我陪她去看看兰州的幼儿园，而且希望看到农村的幼儿园。那个年代，香港到这里来讲学是很罕见的，所以除了兰州大学之外，市政府和妇联组织也都参与了接待，他们马上安排了淑安大姐在兰州市郊区的一所幼儿园的参观事宜。我已经完成了介绍的工作，本不想再凑热闹，但是淑安大姐提出一定要我和她一同前往参观，不好坚持拒绝，就答应了陪她同去。
那个年代，兰州市的幼儿入园率比较低，办园条件有限。这所郊区幼儿园只有几间平房。那天，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都穿戴整齐，热情地欢迎我们进入教室。孩子们紧靠墙壁坐成一个圆圈，教室中间的桌子上摆放着许多水果、糕饼。我们这些客人们被安排坐在这些招待品旁边的座椅上，然后园长介绍了幼儿园的相关情况，接着说：“下边让我们幼儿园的老师，给香港的贵宾和客人们唱一首歌。”一位穿白色裙子的年轻女老师以女高音演唱了《我爱你，塞北的雪》。孩子们似乎与这里正在进行的活动毫无关系，仍旧漠然地靠墙坐着。我已经感到尴尬、难受，又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淑安大姐突然站起来、喧宾夺主地打乱了主人的安排说：“请客人们站到旁边去，好吗？来！孩子们把小凳子搬过来、坐在前边来，陈老师来给你们上课。”
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搬着小凳子集中坐在前边放水果的桌子前，陈淑安大姐自己也找了一个小凳子坐在孩子们对面。她就以桌子上面的水果为材料，组织孩子们认识水果……孩子们一下子成了主角，活动室里开始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在有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地方负责人接待的场合，她无所顾忌的真诚与直爽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她的心理距离。她不是一个来展示爱心的夫人，而是一个情系幼苗的天使。相识何必论久长，相知也许只在真实的一瞬间。
此后，我请她到我的寒舍来做客，她欣然同意了。“寒舍”不是客气的形容词，是我家狭小凌乱的真实写照，所以我几乎不请客人到家里来。在我家的一天，我们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我自己做了简单的家常饭菜，我们一起吃，无话不聊，从她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读书时候的一些趣事到香港幼儿教育“十二金钗”的努力与不易，还有当前香港幼儿教育的进步与问题等等。
谈到了甘肃省当前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时，她说想要在甘肃开展“活动教学法”的实验，以分享先进的教育理念，提高教育质量。随后，她就向当时的兰州市政府提出，并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和响应，选定了师资力量比较强的兰州市实验幼儿园作为实验点。实验组有相关上级的不少负责人参与，淑安大姐提出一定要有我参与，作为当地的专业负责人。我那时是我们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负责人，又承担着一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部与国内八所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资培训项目的分项目负责人，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出于对淑安大姐的敬佩，也想借助她的影响，能在基层做一些实际有效工作的愿望，就同意了参与实验小组。
实验一开始，我们制定了实验计划，由我对幼儿园的老师进行了各种必要的培训，并且随时通过信件与淑安大姐商议。老师们的理解和操作能力都使我充满了信心。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们收集实验信息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插曲。
该幼儿园的园长是一位工作认真、享有许多荣誉头衔、自信而又十分好强的人。最初，她没有具体参与实验，我还能从实验老师那里按要求拿到实验的原始记录。但后来，她批评了这样做的老师，拿给我的记录一定要经过审核、重新整理抄写整齐才行。那样的记录已经成了失去分析价值的“鉴定语”。我带同事去幼儿园做一些声像记录，她也会赶到现场随时干扰现场的工作，总想把她眼中的幼儿园最好的一面介绍出去。我多次向她解释实验的科学性、客观性的意义，以及实验工作本身的意义。她总是说：“这些我早就懂得。”然而，却仍然是那样“过分地配合”。
她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样对于实验研究验证免有所影响，我对此实在感到无奈！我是不会把不客观、不真实的信息作为实验结论依据的，又无法向关心实验进展的淑安大姐讲述这些可能她无法理解而我又无法掌控的情况。原来成立的课题实验小组（其实从来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具体工作），由于一些领导人的工作变动更是无人问津，这也许就是地区差异的缘由吧！
我一直无法回答淑安大姐对于实验进展的询问，在无奈且愧对大姐信任的内疚中纠结着。此后，虽然我还和淑安大姐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不再回答她关于“活动教学法实验”的询问。也许是心照不宣，她后来也不再询问关于实验的事情。虽然我有时间也会去兰州市实验幼儿园看看，但也不再按实验的计划要求她们。我后来反思，感到自己脱离现实，太理想化，书生气太重，也没有能力获得园长的充分理解，这才是使实验流产的原因吧。一直以来，我的内心始终怀着歉疚。
淑安大姐虽然不再询问实验情况，但是一直与我保持联系，经常把她的文章、作品寄给我。每逢过年，她寄来的贺年卡上不是写一些传统的拜年话，而是与我交流一些对当前幼儿教育问题的看法：诸如对中国传统过年习俗的“福贵化”“洋化”的反思等，思虑中充满了对祖国和孩子们的爱。她也仍然不断地把自己的一些书籍、数据寄给兰州市实验幼儿园。当年曾经做过这段实验的老师们说起往事，仍然感到有很大收获，对淑安大姐的指导和亲切关怀念念不忘，对于实验的流产感到很遗憾。
斯人已去，而她亲切的笑容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淑安大姐1945年由中山大学转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心理系毕业，后又在哈佛取得了硕士学位，在美国的幼儿园工作了一段时间，七十年代回到香港大力推行“幼儿园活动教学法”。当时，她在香港对幼儿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香港幼儿教育界“十二金钗”的“头钗”。她为香港培养了一批幼教人才，十年以前被香港教育学院授予荣誉院士，也是中国老教授学会学前教育研究院的顾问。
淑安大姐有着深厚的学前教育专业造诣，而她的著述几乎都是便于幼儿教师和家长操作使用的。学前教育的理念是建立在许多相关基础性学科的研究成果之上的，然而只有使这些科学的理念转化成为教育者恰当的教育行为，才能使受教育者受益。
淑安大姐一直在身体力行做着这些十分有意义的实际工作。正是因为她心中永远装着孩子，心灵充满阳光，所以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撒下爱的种子，展现出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