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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和基层党员代表比重增加、首创差额考察等均凸显了党内民主的进步。专家认为，新一届党代表的履责能力尤为重要，他们作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体制内精英，应承担更多改革的责任
过去半年，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参与了该校十八大代表选举的部分工作，8月19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用“三上三下”来概括中央党校的此番选举工作：基层党支部将多数党员同意推选人选上报基层党委，基层党委再根据多数党支部意见对人选进行遴选，并要将遴选后名单再拿下去征求党支部和党员意见。如是往上循环，最终代表人选的确定要经历三次上报和三次对下征求意见。据悉，该选举方式在全国40个选举单位中均被采用。
“此次选举在提名时允许兼顾方方面面的人，扩大了差额比例，加上更严谨的选举程序，就比较能保证选举质量，这实质上就反映出党内民主的进步。”对十八大代表名单做过详细分析的陈雪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增一减”
根据中组部公布的十八大代表名单，相较以往，此次代表构成在不同党员队伍中各有不同程度的增减变化。其中，变化最为明显的为工人党员和女党员，相比十七大分别增加了118名和76名，前者还包括了26名农民工党员。而少数民族党员代表也增加7名，由去年的242名增加到249名。
在党代表总数比十七大增加53名的前提下，工人党员和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代表有此大幅增加的同时，必然会在相应的党员中减少代表名额。据名单，党员领导干部代表比例比十七大减少2.1个百分点，一线党员则获得2.1个百分点的增加，进而使两者总数分别达到1578名、692名。
两个2.1的一增一减，使得77岁的陈雪薇“内心比较高兴”。她认为，普通党员代表和一线党员代表比例的增加，有助于党中央与基层党组织之间的相互沟通，密切全党关系，是党内民主推进的重要体现。不过，她也坦言，目前党员领导干部比重的相对下降“仍不算很多”。
中组部副部长王京清在8月1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选代表既有先进性，又有广泛的代表性”。并强调，基层党员代表的增加对于进一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保持党的先进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向普通党员代表和一线党员代表方面迈进的新动向、新趋势，是对党内民主的新发展，是党建科学化的新探索。”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在十八大代表名单公布后即撰文《十八大代表选举的新动向》，指出此举一方面是把党内民主授权的根基更加深扎基层；另一方面是更加激发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党的领导更加科学。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倾向于把这一新趋势的原因归为两个不同角度：其一，在于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党的执政支持，使得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其二，与近年来基层矛盾和问题有增多趋势的现状有关。总之，党代表“正由精英代表向群众代表转变，更大程度提高基层代表性”。
“一升一降”
根据十八大代表名单，在所有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共有2122名，占93.5％。并且，所有代表平均年龄为52岁，其中年轻党员代表数量增加，35岁以下代表共114名，相比十七大提高1.9个百分点，共占5％。
这两个数字的一升一降，在陈雪薇看来同样“值得高兴”，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党代表的知识化与年轻化。“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是很大的进步。”陈雪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中国未来发展不管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都需要党员代表知识水平的提高。相应地，年轻化趋势则说明党组织后继有人。
“改革开放以来入党的党员成为十八大代表的主体，充分表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王京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当选代表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入党的2258名代表中，1976年11月以后入党的1640名，占72.2％，比十七大时提高20.5个百分点。
十八大代表选举，共有27名民营企业人士进入名单，而在2002年的十六大，该数字仅为7人，十七大上升至17名。本届的27名中，有24名直接负责企业运营，其中包括了明星企业家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海航董事局董事长陈峰，而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名不见经传的企业。
这些民营企业代表的更多出现，同样被陈雪薇视为“有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非公组织、民营企业家等代表的增多，可以增进全党团结，也使得党中央更全面了解各方面情况，可以增强党的领导”。
首创差额考察
早在30年前就曾参加过党的十二大代表选举的陈雪薇，对于十八大代表选举时采取超过15％的差额选举大加赞扬，当年该数字为5％。“当时三人选举一个人，只需要差掉俩，最终决定差掉的是一老一小。”陈雪薇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认为，如今15％的差额比例，至少从“海选”层面可以增加代表来源，有助于保证选举质量，增强代表的代表性，无疑是党内民主的较大进步。
王京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规定对初步人选实行差额考察，要求在考察中广泛听取意见，对不符合代表条件的人选及时调整。并且，在考察和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公示时，还要再次听取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还要求各选举单位要召开全委会投票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王京清还透露，党的中央委员会将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差额比例届时由大会主席团决定。
陈雪薇和白智立均认为，党员发挥权利的最重要途径是选举，而最有效的方式无疑是差额。相对于等额选举，差额选举引入竞争，有助于选出真正关心党内事务和有议事能力的代表，这是对民意的尊重，也是党内民主进步的体现。
“如果仅仅说做法，十八大代表选举中引入的差额考察等的确值得肯定。”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不过在个别单位的代表选举中，仍然出现‘大家不熟悉的当选，熟悉的反倒落选’‘情况，这使得差额选举没有产生实效。而要真正产生实效，就必须有实质性竞争”。由此，他认为，此次选举的民主探索颇有意义，值得在未来党的工作中进一步深入，并将之制度化。
据悉，是次选举中，共有11个省市将党内公示范围扩大至公共媒体。在陈雪薇看来，这“是创新行为”，因为将选举过程纳入公众监督，是值得鼓励的民主行为。
代表应履责
相对于选举本身，白智立更关注这些当选代表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履责能力”。
王京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央要求的十八大代表是要“选好选优”，其要求有五个方面：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政治立场、良好的品德作风、优秀的工作业绩和较强的履职能力。“看一个党员能否作为代表，关键是看他能否按照党章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能否在工作实践中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还要看他能否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是否得到广大党员的认可。”
一直以来，中央对于代表的履责能力均有要求。陈雪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地方党委已经按照中央要求实践过，“每位十八大代表都要有明确的自身定位和职责要求，尤其要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
“新一届党代表应承担起更多改革的责任。”中国社科院现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更倾向于把十八大代表的履责看做中共启动新一轮改革的重要契机，他建议从这些代表入手，开始推行财产公开。
马勇坦言自己是在提出“真诚的建议”，作为现代政治可衡量标准的财产公开，在十八大代表履责之际践行，“如获成功不但是对民意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会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打下一个好基础”。
同时，马勇建议新一届中共党代表应“逐步政治家化”，虽非每一位代表都能达此目标，但是“党中央应积极培养他们”，因为未来五到十年，这些人会是中国体制的精英，他们应更多思考“宏观的、前瞻性的、符合科学规律的事情，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或者某个小圈子的利益”，而这样一批具备政治家素质的代表，会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产生重要意义。
(实习记者李洋对本文亦有贡献)
过去半年，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参与了该校十八大代表选举的部分工作，8月19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用“三上三下”来概括中央党校的此番选举工作：基层党支部将多数党员同意推选人选上报基层党委，基层党委再根据多数党支部意见对人选进行遴选，并要将遴选后名单再拿下去征求党支部和党员意见。如是往上循环，最终代表人选的确定要经历三次上报和三次对下征求意见。据悉，该选举方式在全国40个选举单位中均被采用。
“此次选举在提名时允许兼顾方方面面的人，扩大了差额比例，加上更严谨的选举程序，就比较能保证选举质量，这实质上就反映出党内民主的进步。”对十八大代表名单做过详细分析的陈雪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增一减”
根据中组部公布的十八大代表名单，相较以往，此次代表构成在不同党员队伍中各有不同程度的增减变化。其中，变化最为明显的为工人党员和女党员，相比十七大分别增加了118名和76名，前者还包括了26名农民工党员。而少数民族党员代表也增加7名，由去年的242名增加到249名。
在党代表总数比十七大增加53名的前提下，工人党员和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代表有此大幅增加的同时，必然会在相应的党员中减少代表名额。据名单，党员领导干部代表比例比十七大减少2.1个百分点，一线党员则获得2.1个百分点的增加，进而使两者总数分别达到1578名、692名。
两个2.1的一增一减，使得77岁的陈雪薇“内心比较高兴”。她认为，普通党员代表和一线党员代表比例的增加，有助于党中央与基层党组织之间的相互沟通，密切全党关系，是党内民主推进的重要体现。不过，她也坦言，目前党员领导干部比重的相对下降“仍不算很多”。
中组部副部长王京清在8月1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选代表既有先进性，又有广泛的代表性”。并强调，基层党员代表的增加对于进一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保持党的先进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向普通党员代表和一线党员代表方面迈进的新动向、新趋势，是对党内民主的新发展，是党建科学化的新探索。”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在十八大代表名单公布后即撰文《十八大代表选举的新动向》，指出此举一方面是把党内民主授权的根基更加深扎基层；另一方面是更加激发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党的领导更加科学。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倾向于把这一新趋势的原因归为两个不同角度：其一，在于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党的执政支持，使得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其二，与近年来基层矛盾和问题有增多趋势的现状有关。总之，党代表“正由精英代表向群众代表转变，更大程度提高基层代表性”。
“一升一降”
根据十八大代表名单，在所有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共有2122名，占93.5％。并且，所有代表平均年龄为52岁，其中年轻党员代表数量增加，35岁以下代表共114名，相比十七大提高1.9个百分点，共占5％。
这两个数字的一升一降，在陈雪薇看来同样“值得高兴”，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党代表的知识化与年轻化。“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是很大的进步。”陈雪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中国未来发展不管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都需要党员代表知识水平的提高。相应地，年轻化趋势则说明党组织后继有人。
“改革开放以来入党的党员成为十八大代表的主体，充分表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王京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当选代表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入党的2258名代表中，1976年11月以后入党的1640名，占72.2％，比十七大时提高20.5个百分点。
十八大代表选举，共有27名民营企业人士进入名单，而在2002年的十六大，该数字仅为7人，十七大上升至17名。本届的27名中，有24名直接负责企业运营，其中包括了明星企业家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海航董事局董事长陈峰，而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名不见经传的企业。
这些民营企业代表的更多出现，同样被陈雪薇视为“有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非公组织、民营企业家等代表的增多，可以增进全党团结，也使得党中央更全面了解各方面情况，可以增强党的领导”。
首创差额考察
早在30年前就曾参加过党的十二大代表选举的陈雪薇，对于十八大代表选举时采取超过15％的差额选举大加赞扬，当年该数字为5％。“当时三人选举一个人，只需要差掉俩，最终决定差掉的是一老一小。”陈雪薇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认为，如今15％的差额比例，至少从“海选”层面可以增加代表来源，有助于保证选举质量，增强代表的代表性，无疑是党内民主的较大进步。
王京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规定对初步人选实行差额考察，要求在考察中广泛听取意见，对不符合代表条件的人选及时调整。并且，在考察和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公示时，还要再次听取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还要求各选举单位要召开全委会投票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王京清还透露，党的中央委员会将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差额比例届时由大会主席团决定。
陈雪薇和白智立均认为，党员发挥权利的最重要途径是选举，而最有效的方式无疑是差额。相对于等额选举，差额选举引入竞争，有助于选出真正关心党内事务和有议事能力的代表，这是对民意的尊重，也是党内民主进步的体现。
“如果仅仅说做法，十八大代表选举中引入的差额考察等的确值得肯定。”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不过在个别单位的代表选举中，仍然出现‘大家不熟悉的当选，熟悉的反倒落选’‘情况，这使得差额选举没有产生实效。而要真正产生实效，就必须有实质性竞争”。由此，他认为，此次选举的民主探索颇有意义，值得在未来党的工作中进一步深入，并将之制度化。
据悉，是次选举中，共有11个省市将党内公示范围扩大至公共媒体。在陈雪薇看来，这“是创新行为”，因为将选举过程纳入公众监督，是值得鼓励的民主行为。
代表应履责
相对于选举本身，白智立更关注这些当选代表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履责能力”。
王京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央要求的十八大代表是要“选好选优”，其要求有五个方面：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政治立场、良好的品德作风、优秀的工作业绩和较强的履职能力。“看一个党员能否作为代表，关键是看他能否按照党章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能否在工作实践中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还要看他能否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是否得到广大党员的认可。”
一直以来，中央对于代表的履责能力均有要求。陈雪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地方党委已经按照中央要求实践过，“每位十八大代表都要有明确的自身定位和职责要求，尤其要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
“新一届党代表应承担起更多改革的责任。”中国社科院现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更倾向于把十八大代表的履责看做中共启动新一轮改革的重要契机，他建议从这些代表入手，开始推行财产公开。
马勇坦言自己是在提出“真诚的建议”，作为现代政治可衡量标准的财产公开，在十八大代表履责之际践行，“如获成功不但是对民意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会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打下一个好基础”。
同时，马勇建议新一届中共党代表应“逐步政治家化”，虽非每一位代表都能达此目标，但是“党中央应积极培养他们”，因为未来五到十年，这些人会是中国体制的精英，他们应更多思考“宏观的、前瞻性的、符合科学规律的事情，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或者某个小圈子的利益”，而这样一批具备政治家素质的代表，会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产生重要意义。
(实习记者李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