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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居住在美国历史名城莱克星顿，离首都华盛顿不远，属于东部;而斯坦福大学在旧金山湾区的硅谷区域，属于西部。东西部有着一定的时差，也有着气候方面的不同。如果说旧金山四季如春，那么华盛顿这边就四季分明，到了冬天大雪纷飞，积雪厚厚的，有点像中国的北方气候。
在加州，无论是旧金山还是洛杉矶，华人随处可见，就是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也拥有着不少中国留学生。然而，在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莱克星顿小城，亚洲人很少，中国人就更少了。我们住的小区只有我们一户中国家庭，邻居们基本都是华盛顿和李大学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洋人教授。他们不会说中文，跟我们学会了“你好”“谢谢”“再见”等词汇就开心极了。
因为华人少，莱克星顿小城根本不可能有中国超市。我们十天半月，就去一趟弗吉尼亚大学所在的夏洛茨维尔小城的中国超市。从前在斯坦福大学，开车到旧金山市区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嫌太远了;如今来回开上七八个小时的高速，都已习以为常。想起斯坦福大学，我实在是蛮喜欢的。它不仅校园大，还有着贵族一般的气息;但学生们却喜欢把它比喻成大农庄。
住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
一
2009年秋，我访学于斯坦福大学。那时，我女儿解芳已是东亚系博二学生。我的写作已近30年，距我访学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也过去了十年。一个作家如果不停下来充电学习，那么可想而知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量便会日益减少。那你的写作又如何走得远呢？因此，再一次停下笔来潜心读书是我的选择。
我女儿本来住在校内的公寓，是一栋二层楼的小木屋。楼上三间卧室，分别住着三个女生。楼下是公共厨房、餐厅、卫生间和洗澡间。洗衣房则在小木屋外面的回廊边上，但需要投硬币才能使用。由于我的到来，我们就申请到了校内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那是一栋十层的高楼，我们的两居室在三楼。校内公寓，房间里都有所需的床、沙发、书桌、书橱、电炉等，不需要自己买家具，搬家十分方便。
斯坦福大学校园很大，从公寓到东亚系教学楼，骑自行车需要二十来分钟。学校为学生们提供免费公交车，只要不是双休天和节假日，免费公交车大约十分钟一班。私家车不能开进教学区，自然公寓楼门口的停车场便像鸟一样地停满了汽车。初来乍到时，我对一切都是新鲜的、好奇的。第三天一大早，我去东亚系教学楼就不想坐免费公交车了。我决定认认路，独自走过去。谁知我走着走着，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只见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茫茫苍苍，路上根本没人。我想原路返回，却不认得来时路。
那时我用的不是智能手机，没有地图。无奈之下，在一个交叉路口，我选择了左转后，看见了几栋小木屋，接着在一个小木屋门口，还看见了一个大约30多岁的洋人学生，赶紧上去和她打招呼问路，才知道我是走反了方向。我一直走到斯坦福校园最偏僻的地方，如果再往前走都快到斯坦福后山了。不过，那天我虽然差点把自己走丢了，但收获很大。也就是说，我到斯坦福大学的第三天，就把大半个斯坦福校园逛遍了，并且还知道斯坦福有个后山，是赏景、散步的好地方。
我后来喜欢踩自行车去教学楼。当年东亚系所在的教学楼是斯坦福大学的“眼睛”，集中了图书馆、胡佛塔、钟楼、教堂、书店、罗丹雕塑群等主要建筑。那些红瓦黄墙的建筑，具有一种既精致又粗犷开阔的美。斯坦福大学没有围墙，是开放型的校园，几乎每天都有来参观的旅游团体;其教堂更是吸引着不少年轻人来这里举行婚礼。
斯坦福大学有非常优秀的教授，有世界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等。它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虽然文化与肤色不同，但都勤奋好学。无论草坪、饭厅还是图书馆，到处都可看见捧着书本读书的人。我特别喜欢斯坦福图书馆，那豪华的装饰和藏书的丰厚，坐在图书馆心里便感到踏实、从容;更何况它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而且借书没有数量限制;通常一借能借一个学期。
学校里经常有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前来演讲。虽然我不是场场都去，但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去听。学校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听大师们的讲座时，让你接受到最新的理念，从而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更新自己的观念。我来到斯坦福大学除了学习，还有交流。与那些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教授和学生相处在一起，能了解和学到很多东西，积累不少素材;同时，我也力所能及地介绍一些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给一些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们。
那时候我白天忙着听课，晚上忙着写从杭州带过来的长篇历史小说《辛亥风云》的下半部。这年我已经五十出头了，虽然很拼，但看见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不仅读书用功、兴趣广泛，而且相当独立能干，真是又羡慕又佩服。相比国内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很少有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闲聊的，大家各忙各的事，总有做不完的功课、写不完的论文，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是很正常的。
斯坦福大学一年有三个学期，通常两个多月为一个学期。学生们修学分并不轻松，压力很大。每堂课的学生就那么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想蒙混过关都不行。学生们必须在课前预习，上课时才能发言和对话;如果不预习，教授一眼就能看出来，自己也会感到很丢脸。从前在国内的大学里读书，总是有逃课和偷懒的时候;可在斯坦福大学我真正体会到了认真、严谨、勤奋和一丝不苟。
有一次，我在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上了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教授。他是一个比较哲学家，早年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有：《论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道德经》《中庸》等，其对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从而使中国经典哲学的深刻含义，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
那天，安乐哲教授的发言是有关《论语》的话题。他说：“孔子的思想不依赖严格的超越性原则，没有神与世界、存在与非存在、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本质与现象等方面的二元对立。孔子倾向于把问题放在语境和传统的背景中，以相互依存的两极性概念来进行说明和表达。另外，孔子思想确然有助于鼓舞西方哲学家创造新的思维模式。”安乐哲教授发言时举止潇洒，伴随着抑扬顿挫的英语语调，在台上显得很有风采和魅力。会后，他赠我一本他与郝大维合著、何金俐翻译的《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在斯坦福大学通过参加学术会议，便能结识一些来自美国学界的优秀学者，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后来，我被斯坦福大学东亚中心邀请举办一个讲座，我为学生们讲座的题目是《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辛亥革命的前世今生》。我的演讲受到了教授和学生们的欢迎。没想到海外的学者和学生，对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还要求我《辛亥风云》出版后告诉他们，他们会网上邮购。两年后，据说有一华裔导演不会讲中文，却受到我演讲的启发，拍了一部《秋瑾》的电影，还相当受欢迎。
二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肤色、操着不同口音的英语，但一个共同点是都非常敬业。美国培养教师的途经与国内不同，国内高校读博士时并不做助教，拿到博士学位后找到教职即可做教师;而在美国不是这样的。在美国教师是一类职业，亦须专门训练。斯坦福大学设有教学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专门为即将担任助教工作的研究生，提供相关培训课程。例如，在文学、文化和语言学部（Division of Literatures， Cultures and Languages），研究生们将承担部分语言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此之前，学生们必须上一门名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课。这门课旨在教学生们，掌握从学习者角度出发的语言教学方法。
也就是说，这些准助教们将学习如何设身处地、从学习者的智力和实际语言水平出发，教授新的语言知识和运用技巧。等他们对制订课程大纲驾轻就熟，对语法、阅读、写作，以及对话各部分的作用了若指掌，对学习者的各种表现能予以准确判断和回应，等一切都准备停当，准助教们才能名正言顺地踏入教学殿堂。
助教如斯，何况教授。教授们既以学术为业，必然久经沙场。早在学生时代，必已接受种种训练。如何将一己研究转化成知识授予学生，如何引领学生迈向学术之途，自然不在话下。事实上，在美国当教师并非易事，除了当教师前的各种预备和训练，教授任何一门课程，均要在课程结束时接受学生们的评判。评判条目从课程安排到教师的课堂表现，从教材编订到教师对辅助器材的运用;事无巨细，无不经受学生们火眼金睛的锤炼。若是学生评估太差，该教師恐怕再难担当重任。因此做了六年助教，考核不及格丢了饭碗的也不在少数。
我女儿的老师海登·怀特，是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记得2007年他来过上海，并且在华东师范大学做过学术演讲。
人们常说，讲台前执鞭和书桌前研究是两码事。两者兼备，实在难能可贵。海登·怀特，就是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人。学问高，常给人智力与精神的启蒙。而我女儿解芳偏偏幸运地遇到他，做了他的学生。海登怀特在比较文学系教书多年，以“记忆、历史与当代小说”（Memory， History
在加州，无论是旧金山还是洛杉矶，华人随处可见，就是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也拥有着不少中国留学生。然而，在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莱克星顿小城，亚洲人很少，中国人就更少了。我们住的小区只有我们一户中国家庭，邻居们基本都是华盛顿和李大学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洋人教授。他们不会说中文，跟我们学会了“你好”“谢谢”“再见”等词汇就开心极了。
因为华人少，莱克星顿小城根本不可能有中国超市。我们十天半月，就去一趟弗吉尼亚大学所在的夏洛茨维尔小城的中国超市。从前在斯坦福大学，开车到旧金山市区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嫌太远了;如今来回开上七八个小时的高速，都已习以为常。想起斯坦福大学，我实在是蛮喜欢的。它不仅校园大，还有着贵族一般的气息;但学生们却喜欢把它比喻成大农庄。
住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
一
2009年秋，我访学于斯坦福大学。那时，我女儿解芳已是东亚系博二学生。我的写作已近30年，距我访学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也过去了十年。一个作家如果不停下来充电学习，那么可想而知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量便会日益减少。那你的写作又如何走得远呢？因此，再一次停下笔来潜心读书是我的选择。
我女儿本来住在校内的公寓，是一栋二层楼的小木屋。楼上三间卧室，分别住着三个女生。楼下是公共厨房、餐厅、卫生间和洗澡间。洗衣房则在小木屋外面的回廊边上，但需要投硬币才能使用。由于我的到来，我们就申请到了校内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那是一栋十层的高楼，我们的两居室在三楼。校内公寓，房间里都有所需的床、沙发、书桌、书橱、电炉等，不需要自己买家具，搬家十分方便。
斯坦福大学校园很大，从公寓到东亚系教学楼，骑自行车需要二十来分钟。学校为学生们提供免费公交车，只要不是双休天和节假日，免费公交车大约十分钟一班。私家车不能开进教学区，自然公寓楼门口的停车场便像鸟一样地停满了汽车。初来乍到时，我对一切都是新鲜的、好奇的。第三天一大早，我去东亚系教学楼就不想坐免费公交车了。我决定认认路，独自走过去。谁知我走着走着，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只见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茫茫苍苍，路上根本没人。我想原路返回，却不认得来时路。
那时我用的不是智能手机，没有地图。无奈之下，在一个交叉路口，我选择了左转后，看见了几栋小木屋，接着在一个小木屋门口，还看见了一个大约30多岁的洋人学生，赶紧上去和她打招呼问路，才知道我是走反了方向。我一直走到斯坦福校园最偏僻的地方，如果再往前走都快到斯坦福后山了。不过，那天我虽然差点把自己走丢了，但收获很大。也就是说，我到斯坦福大学的第三天，就把大半个斯坦福校园逛遍了，并且还知道斯坦福有个后山，是赏景、散步的好地方。
我后来喜欢踩自行车去教学楼。当年东亚系所在的教学楼是斯坦福大学的“眼睛”，集中了图书馆、胡佛塔、钟楼、教堂、书店、罗丹雕塑群等主要建筑。那些红瓦黄墙的建筑，具有一种既精致又粗犷开阔的美。斯坦福大学没有围墙，是开放型的校园，几乎每天都有来参观的旅游团体;其教堂更是吸引着不少年轻人来这里举行婚礼。
斯坦福大学有非常优秀的教授，有世界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等。它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虽然文化与肤色不同，但都勤奋好学。无论草坪、饭厅还是图书馆，到处都可看见捧着书本读书的人。我特别喜欢斯坦福图书馆，那豪华的装饰和藏书的丰厚，坐在图书馆心里便感到踏实、从容;更何况它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而且借书没有数量限制;通常一借能借一个学期。
学校里经常有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前来演讲。虽然我不是场场都去，但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去听。学校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听大师们的讲座时，让你接受到最新的理念，从而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更新自己的观念。我来到斯坦福大学除了学习，还有交流。与那些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教授和学生相处在一起，能了解和学到很多东西，积累不少素材;同时，我也力所能及地介绍一些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给一些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们。
那时候我白天忙着听课，晚上忙着写从杭州带过来的长篇历史小说《辛亥风云》的下半部。这年我已经五十出头了，虽然很拼，但看见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不仅读书用功、兴趣广泛，而且相当独立能干，真是又羡慕又佩服。相比国内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很少有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闲聊的，大家各忙各的事，总有做不完的功课、写不完的论文，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是很正常的。
斯坦福大学一年有三个学期，通常两个多月为一个学期。学生们修学分并不轻松，压力很大。每堂课的学生就那么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想蒙混过关都不行。学生们必须在课前预习，上课时才能发言和对话;如果不预习，教授一眼就能看出来，自己也会感到很丢脸。从前在国内的大学里读书，总是有逃课和偷懒的时候;可在斯坦福大学我真正体会到了认真、严谨、勤奋和一丝不苟。
有一次，我在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上了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教授。他是一个比较哲学家，早年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有：《论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道德经》《中庸》等，其对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从而使中国经典哲学的深刻含义，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
那天，安乐哲教授的发言是有关《论语》的话题。他说：“孔子的思想不依赖严格的超越性原则，没有神与世界、存在与非存在、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本质与现象等方面的二元对立。孔子倾向于把问题放在语境和传统的背景中，以相互依存的两极性概念来进行说明和表达。另外，孔子思想确然有助于鼓舞西方哲学家创造新的思维模式。”安乐哲教授发言时举止潇洒，伴随着抑扬顿挫的英语语调，在台上显得很有风采和魅力。会后，他赠我一本他与郝大维合著、何金俐翻译的《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在斯坦福大学通过参加学术会议，便能结识一些来自美国学界的优秀学者，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后来，我被斯坦福大学东亚中心邀请举办一个讲座，我为学生们讲座的题目是《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辛亥革命的前世今生》。我的演讲受到了教授和学生们的欢迎。没想到海外的学者和学生，对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还要求我《辛亥风云》出版后告诉他们，他们会网上邮购。两年后，据说有一华裔导演不会讲中文，却受到我演讲的启发，拍了一部《秋瑾》的电影，还相当受欢迎。
二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肤色、操着不同口音的英语，但一个共同点是都非常敬业。美国培养教师的途经与国内不同，国内高校读博士时并不做助教，拿到博士学位后找到教职即可做教师;而在美国不是这样的。在美国教师是一类职业，亦须专门训练。斯坦福大学设有教学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专门为即将担任助教工作的研究生，提供相关培训课程。例如，在文学、文化和语言学部（Division of Literatures， Cultures and Languages），研究生们将承担部分语言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此之前，学生们必须上一门名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课。这门课旨在教学生们，掌握从学习者角度出发的语言教学方法。
也就是说，这些准助教们将学习如何设身处地、从学习者的智力和实际语言水平出发，教授新的语言知识和运用技巧。等他们对制订课程大纲驾轻就熟，对语法、阅读、写作，以及对话各部分的作用了若指掌，对学习者的各种表现能予以准确判断和回应，等一切都准备停当，准助教们才能名正言顺地踏入教学殿堂。
助教如斯，何况教授。教授们既以学术为业，必然久经沙场。早在学生时代，必已接受种种训练。如何将一己研究转化成知识授予学生，如何引领学生迈向学术之途，自然不在话下。事实上，在美国当教师并非易事，除了当教师前的各种预备和训练，教授任何一门课程，均要在课程结束时接受学生们的评判。评判条目从课程安排到教师的课堂表现，从教材编订到教师对辅助器材的运用;事无巨细，无不经受学生们火眼金睛的锤炼。若是学生评估太差，该教師恐怕再难担当重任。因此做了六年助教，考核不及格丢了饭碗的也不在少数。
我女儿的老师海登·怀特，是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记得2007年他来过上海，并且在华东师范大学做过学术演讲。
人们常说，讲台前执鞭和书桌前研究是两码事。两者兼备，实在难能可贵。海登·怀特，就是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人。学问高，常给人智力与精神的启蒙。而我女儿解芳偏偏幸运地遇到他，做了他的学生。海登怀特在比较文学系教书多年，以“记忆、历史与当代小说”（Memory，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