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宝延风波

　　证监会成立不久，高西庆便主持起草《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其中最费心思的是第四章“兼并收购”，国务院法制局的人说没必要，“十年八年也不会发生这种大鱼吃小鱼的事”。这章被删得只剩粗略的几条。
　　《条例》于1993年4月颁行，9月便发生“宝延风波”。证监会秘书长朱利给在美访问的高西庆打电话说这件事时，高西庆惊叹“这么快？”中国股市这么快就发生大鱼吃小鱼的事件，高西庆没想到。
　　上交所9月4日宣布向法人机构开放A股交易，尉文渊也没想到会引来“大鱼吃小鱼”，他想的是为股市引进资金活水。
　　但厉伟想到了。宝安集团董事局证券办主任厉伟8月来沪拜访尉文渊，话里有话的大谈“鲶鱼效应”，说上市公司没压力股市也会死水一潭。尉文渊也很敏感：“你们要当鲶鱼？”答：“暂时没有，因为还不允许法人入市，”尉文渊说“很快了。”厉伟不再言语。
　　不再言语的厉伟，回深圳后开始认真研究“条例”，研究收购操作。争议收购合规性时他才说：“对条例中‘超过5%时’这条，我们认为应以交割单为准，而交割单只能在收市后才得到，即收市前我们无法确认购买的数量，也即买到5.1%还是15.1%只能收市后获悉再公告。”这“诡辩”式的说法，恰恰是钻了“条例”规定不细的空子。
　　9月30日，宝安集团大举买入延中实业的股票。厉伟说，由于马上过节，他们“十一”过后才拿到交割单，才知道已买入延中股份的16%。这当然是欲盖弥彰，2006年佳美口腔股东聚餐会上，我与厉伟旧事重提，他说他那时是一本正经有理有据地拿延中“开涮”。

　　国庆节一过，延中实业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花白头发的董事长周鑫荣情绪激愤：“我们好不容易把企业搞上去了，他们却来摘果子？！”是周鑫荣带队，一手把延中拉扯大的嘛。延中实业指斥宝安集团的收购行为违规……
　　證监会最后认定宝安集团所购延中实业的股份有效，但存在违规操作，罚款100万元。延中董事会被改组。
　　自此，兼并收购逐渐成为中国股市一道愈加靓丽的风景。大鱼吃小鱼，小鱼撕大鱼，借壳炒壳，蛇吞象……最意味深长的，是2018年深圳地铁“渔翁得利”世界最大的地产公司万科。

十二：豪赌327

　　2005年5月，在罹难山友、申万研究所董事长庄东辰的告别会上，我见到了白胖许多的管金生。
　　此前2003年，管金生保外就医回家;再此前1996年7月，申银、万国证券合并;再此前1995年5月，管金生因受贿和挪用公款罪获刑17年。这些事情的开头，是1995年2月23日上海股市惊天动地的“327事件”。
　　“327”是一种国债期货合约的代码。由于连年通胀，财政部为维护“金边债券”的信誉，给予部分国债票面利息之外“保值贴补”。1995年通胀缓解，是否还给6月到期的327国债继续贴补，财政部迟迟未定。管金生的万国证券认为不会了，而财政部背景的中经开信托认为还会。如此，形成了实力相当的多空主力。
　　2月23日，财政部公告保值贴补继续。中经开等多方立即将327品种从148元打到151元。期货的这3元上涨会让空单巨大的万国证券净亏16亿，破产无疑。但，剧情突然反转，收市前8分钟，万国用更巨量的空单将价格压回147.50元。万国哪来这么多资金？他们砸出的面值达2112亿元的327品种合约，是利用交易机制漏洞透支做出的。而327国债本身总量才240亿元。
　　当晚，尉文渊宣布327合约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
　　万国完了，管金生完了。7个月后，尉文渊被免职。不久，深交所领导班子也全部更换，而刘鸿儒也卸任证监会主席。
　　2000年掺乎银广夏时，我认识了中经开后任总经理姜继增。老姜告诉我，他接手时查明中经开在327品种上并没赚到多少钱。
　　那么，这么大的套利机会中是谁赚了大钱？那时中经开做盘的核心人物是戴学民、钟宁和魏东。知情人说魏东一次赚了8000万下海，钟宁我不熟：而老戴，戴学民的最新消息是2015年4月归国时被捕，是反腐风暴“红色通缉令”名单里第一个落网的要犯。

十三：社论砸盘

　　要说1996年大牛市的发动，得说庄心一。做过第二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秘书的庄心一，1995年10月调任深交所总经理。庄心一振兴深圳股市，采取的方法是鼓动大企业尤其央企入市。
　　加之宏观经济政策转暖，4月开始降息，深圳股市率先突起，指数一个月即翻倍。
　　上海方面着急了，市领导专门召开会议，说：“我们不怕竞争。不是说竞争要不择手段，但竞争一定要有手段。”针对上海股市“高价股看长虹，中价股看陆家嘴，低价股看金山石化”的特征，上海方面组织协调申万为首的本地机构，用集中资金重点突破的“手段”，统一行动。上海股市果然张弛有序地急起直追
　　最终是两地比翼齐飞，比着腾云驾雾，气冲霄汉。3月到12月，深圳从1600点涨到4500点，上海从550点涨到1250点。“香港回归股市必大涨”、“大牛市赚大钱”，这是股民中最响亮的口号。
　　我也是这个时候壮着胆入市的。是年中去深圳召集股评作者座谈，问股评家梁涌：“你说张冰（本刊驻站记者）就那么点本钱能赚一100万吗？”梁涌答：“方老师可不能瞧不起人啊，您不懂几何增长”……方老师回京后马上开户，把仅有的6万存款打进去，买的第一只股票是吕梁推荐的兰陵陈香。如今兰陵陈香不知所踪，而方某的股票账户确实几何增长了若干倍。 　　应验了刘鸿儒所言“股市涨快了上边不满意”，9月份开始，证监会和有关部门连出政策，打压股市：严禁银行资金挪用入市，严禁国企、国有控股企业和上市公司入市，严禁处级以上干部入市……所谓“十二道金牌”。
　　但，刚刚尝到甜头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予理会，被口头“严禁”者也未必理会。于是便有了最中国特色的手段——
　　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的证券市场》。措辞严厉，文风肃杀，斥责股市上涨“不合理，非理性”。
　　股市连续三天整体跌停。预知会大跌，证监会怕跌出大事儿刻意推出涨跌停板制度。
　　几个月后，贺云、沈若雷、李惠珍、阚治东、马庆泉等银行券商老总因挪用银行资金炒股被处分。
　　但，几十个月后，《人民日报》再发评论员文章，催发新一轮大牛市。

十四：红光熄灭

　　1998年5月，红光实业公布年报，上市半年竟亏损两个亿，股价大跌。上市报告书却是连续三年业绩增长！
　　记者调查发现，其所谓主营的显像管业务上市前即已停产，连续三年的业绩增长实际上是净亏损10.3亿元。这样的烂公司卻一路绿灯走来，咋就蒙混过关了？
　　它的主承销商中兴信托、国泰证券，它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所、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等8家中介机构合谋造假，欺诈上市。犯奸作科有恃无恐的根子，是地方政府的睁一眼闭一眼，是当时的股票发行管理制度。
　　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管理体制形成后，1993年至1995年股票发行是额度管理制。即确定全年筹资总额度后，分配给各省市和相关部委。1995年至2000年改为“指标管理”，但还是“总量控制”换汤不换药。那些年微观经济是普遍严重的资金饥渴，争到的额度往往被变着花样筹资最大化，许多不是给好企业而是给最缺钱的烂企业;给了好企业也惯常“一拖二”，一个好企业筹资上市后，再融资收购俩烂企业。
　　1998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为《证券知识读本》一书写序，指出证券市场要“为当前国有企业解困和发展服务，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总书记的指示被一些利益主体断章取义，用股市圈钱解困国企似乎更加有恃无恐。于是流行出一个段子，说国企是“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市场”。吃市场的结果，是不少上市公司“一年盈利，二年亏损，三年ST”。
　　但，即使ST了，要钱没有，要命还有一条。“命”——上市公司的壳是稀缺资源，还值钱，还可以卖壳重组，许多民企还急火火排在来圈钱的路上呢。红光实业欺诈上市被查处，相关中介机构罚款了事，红光本身被广东福地借壳上市。现在这家公司叫博信股份，曾长期ST。而那些被红光实业坑苦了的广大投资人呢？
　　1999年1月，上海股民姜某状告红光实业欺诈上市致使自己投资亏损，5月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回复：不能确定原告的投资亏损是由被告虚假陈述造成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