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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周为筠的著作《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由金城出版社于2008年5月出版,10月进行再版。短短的几个月就再版,说明此书的畅销,“国学网”也重点推荐了这本新书,可见此书的魅力。许多学术界人士因从书中得到了感慨和领悟而对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一本关于九位从大陆迁台的国学学者的非严肃学术作品,缘何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是作者的写作手法引人入胜,还是该书面世并获得好评反映了一种什么的学术现实和潮流,对学术界有启迪?这正是我写本篇书评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
一、成功的定位
《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成功吸引各界的眼球,亮点是以1949年为切入点。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也是这些国学大师人生的分水岭。面临败局的蒋介石在计划日后的退路时,不愿把宝贵的资源“国宝”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傅斯年认为迁台的人士有四类:各校、院、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他们还拟定了具体的“抢救”名单。在这历史紧要关头,知识分子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去还是留,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在历史转折时期,虽然有对国民政府腐败统治的失望,但也有对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恐慌;既害怕被新时代改造或抛弃,又有着对身家性命的忧虑。
《在台湾——国家大师的1949》从1949年出发,为我们讲述一段国学的历史,这是一个较新颖的角度。近年来,学界陆续出版了一些触探这一话题的著作,如2005年出版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但历史学者的视野大多局限于大陆知识分子的心境描述,而对于当年大批移居台湾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则由于史料缺乏与消息隔绝等原因,一直乏人问津。事实上,理解这一群体的“出走”,对于理解当年文化版图、知识圈的分化离合,以及其背后丰富的时代内容,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与《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出版同一时段,另一本记录迁台知识分子的著作也出版了,就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师永刚等著的《移居台湾的九大师》。这反映了学者们开始关注1949年这一个特殊的临界点,目光从大陆转移到台湾,蒋介石的“抢救学人计划”,还有知识分子人生岔口的选择等。关于1949年转变的论文和著作都很少,说明这一个领域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大陆学者对台湾国学的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反映了学术的发展趋势,也启示了学者们研究的方向,所以学者们给予了积极评价。
二、可触摸的历史描写
作者运用讲故事的生动方式将大师们的形象清晰地勾勒出来,仿佛伸手即可触摸。开篇时,我就认定此书不是严肃
的学术著作,既然是与历史相关的,我就尝试从历史叙事的手法评价此书。历史叙事在中西史学都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中有司马迁的《史记》,西有希罗多德的《历史》,古有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今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注重叙事的手法和文笔,把历史写得引人入胜,令人难以忘怀;让历史成为“人”的历史,使史学成为大众、平民的史学。此书以1949年为切入点,以九位国学大师为线索,用娴熟的文笔向读者道明大师们人生起伏的前因后果,揭示了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作者也尝试从大师们的著作和事迹揣摩他们的内心活动。以下是此书叙事风格的特点:
1.细节描写。历史毕竟不是小说,不能靠情节的离奇和曲折来吸引读者,历史叙事要能引人入胜,就必须以生动的笔触来设境造势,营造一种逼真的历史氛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氛围的烘托离不开以优美文笔描写的细节,这正是构成一幅幅生动历史画面的底色和基本元素。在“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一章,“落花流水春去也”一节中开篇便对1949年钱穆所执教的江南大学进行了描写:“又是一年春草绿,1949年早春二月的江南一片生机盎然,夹杂着泥土的气息的暖风拂面而来。无锡西门外太湖边的江南大学校园里深红浅红的桃花瓣略带着隔夜的雨滴露出脸来,婀娜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细腻的环境描写,让我们马上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嗅出时局的火药味。读者的脑海中马上呈现一个画面:钱穆先生面对江南的盎然春景却无心欣赏,满面愁容,对动荡的现实彷徨不安,叹息声仿佛在我们耳边响起。此书大量相关细节描写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隔膜,看到一位位有血有肉的国学大师,在品读过程中分享大师的悲喜人生。
2.扩充史料。为了加强历史的叙事性,作者运用了大量原始史料,如在傅斯年逝世后,引用当时台大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的话:“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这段原始材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生活中真实的傅斯年。作者还运用了文学范围的史料,如1948年末,胡适和傅斯年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此书引出了《拟古》的原文,让读者能够结合诗中的意境真切感受到两人的家国飘零之情。书中还根据内容插入了相应的图片,图文资料更是有助于弥补因缺乏文字资料而导致的历史画面的缺失。
长期以来,史学成果如何能够走出书斋,赢得社会的重视和民众的关心、喜爱,即如何实现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一直是困扰史学界的一大难题。如果史学成果仅仅停留在文人学者之间的孤芳自赏,而不能对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产生丝毫影响,不能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形象的、鲜活的历史精神食粮,借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那么史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呢?沿着史学大众化或大众化史学的方向,许多人都在持续不断努力。台湾作家高阳的历史小说曾风靡一时,蔚成“有村镇处有高阳”的壮观。大陆亦涌现出了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居正》等鸿篇巨作。此外,近期借助于电视媒体的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论语〉心得》等作品热炒热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普通读者。这些对正统的历史研究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又极具启示意义,让历史学者不得不思考如何改进历史叙述方式,如何将历史描写得更加准确、生动,如何使史学论文和著作更加富有文采,更具备可读性,更切入生活、贴近民众?此书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值得学者借鉴。
三、改进和补充
我阅读此书的日子尚短,但是发现有些问题很突出,这里仅作为建议提出来供讨论,望作者进行改进。
一是此书的学术不够严肃。虽然作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写这本书,其实只是一个普及的人物传记,没有过多纠缠于这些人物的学术和思想,没有写成枯燥的学术考证。”但我认为此书中材料的引用应该标明出处,而不是后记中所写的“限于篇幅没有一一列出”。对于学者而言,即便对书中某些新颖的观点有兴趣,但是无出处供考证,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困难。望作者在学术考究多下点功夫,尽快在下一次重版时补充所引用的参考论著。
二是作者自己的观點不多。希望作者不仅仅重复学术界对各位大师的评价,应该在书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历史描写中带有描写者自我感情的“有我之境”,西方史学中将此归结于“移情法”。若没能达到这种“有我之境”,没有与古人的强烈共鸣,没有史家的感情投入和流露,又何来读者与历史学家的共鸣呢?此书中有些片段的描写也融入了作者个人感情,引起了读者对大师们命运多舛的叹息,但是这样的描写实在太少了。如果作者在书中适当增加自己的新观点,会更容易让读者融入书中,此书也会因为其中某些出彩的观点在学术界中屹立不到,不会被认为该书是顺应学术潮流而出版的作品。
三是书中词句的使用欠妥。当蒋介石任命徐复观成为新组织的负责人时,“徐复观听闻后如雷贯耳,当下涌起的却是一股无法形容的异常沉重难过的感觉,觉得这么重似千斤的担子,怎能是他个人所担负起的?”“如雷贯耳”是形容声音大,或形容人的名声很大。作者对“如雷贯耳”的使用皆不属于这两个常用意思的范畴,此处的使用是错误的。我觉得为了表现徐复观听到任命时的震惊,应该使用“如雷轰顶”。
且不论是作者的疏忽还是印刷错误,以上各点都是不应出现的。作者用半年的时间完成这一部作品实属不易,可是其中必然存在比用词错误更严重的问题。我学识尚浅,未能发现更大的问题,所以不能在此一一指出。
对历史爱好者,这是一本生动有趣的书,它带领读者走入历史长廊,回望1949年的对岸,一位位台湾国学大师仿佛现身于面前,将他们的心路历程向读者娓娓道来。而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虽然存在不少瑕疵,但是它反映了新的研究视角,为学者提供了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并让学者更加重视史学大众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参考文献:
[1]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
[2]申晓云.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以“科学社”同人群体为中心的考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3):116-126.
[3]宋曲霞.1948年前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6,(3):328-333.
一、成功的定位
《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成功吸引各界的眼球,亮点是以1949年为切入点。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也是这些国学大师人生的分水岭。面临败局的蒋介石在计划日后的退路时,不愿把宝贵的资源“国宝”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傅斯年认为迁台的人士有四类:各校、院、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他们还拟定了具体的“抢救”名单。在这历史紧要关头,知识分子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去还是留,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在历史转折时期,虽然有对国民政府腐败统治的失望,但也有对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恐慌;既害怕被新时代改造或抛弃,又有着对身家性命的忧虑。
《在台湾——国家大师的1949》从1949年出发,为我们讲述一段国学的历史,这是一个较新颖的角度。近年来,学界陆续出版了一些触探这一话题的著作,如2005年出版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但历史学者的视野大多局限于大陆知识分子的心境描述,而对于当年大批移居台湾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则由于史料缺乏与消息隔绝等原因,一直乏人问津。事实上,理解这一群体的“出走”,对于理解当年文化版图、知识圈的分化离合,以及其背后丰富的时代内容,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与《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出版同一时段,另一本记录迁台知识分子的著作也出版了,就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师永刚等著的《移居台湾的九大师》。这反映了学者们开始关注1949年这一个特殊的临界点,目光从大陆转移到台湾,蒋介石的“抢救学人计划”,还有知识分子人生岔口的选择等。关于1949年转变的论文和著作都很少,说明这一个领域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大陆学者对台湾国学的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反映了学术的发展趋势,也启示了学者们研究的方向,所以学者们给予了积极评价。
二、可触摸的历史描写
作者运用讲故事的生动方式将大师们的形象清晰地勾勒出来,仿佛伸手即可触摸。开篇时,我就认定此书不是严肃
的学术著作,既然是与历史相关的,我就尝试从历史叙事的手法评价此书。历史叙事在中西史学都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中有司马迁的《史记》,西有希罗多德的《历史》,古有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今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注重叙事的手法和文笔,把历史写得引人入胜,令人难以忘怀;让历史成为“人”的历史,使史学成为大众、平民的史学。此书以1949年为切入点,以九位国学大师为线索,用娴熟的文笔向读者道明大师们人生起伏的前因后果,揭示了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作者也尝试从大师们的著作和事迹揣摩他们的内心活动。以下是此书叙事风格的特点:
1.细节描写。历史毕竟不是小说,不能靠情节的离奇和曲折来吸引读者,历史叙事要能引人入胜,就必须以生动的笔触来设境造势,营造一种逼真的历史氛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氛围的烘托离不开以优美文笔描写的细节,这正是构成一幅幅生动历史画面的底色和基本元素。在“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一章,“落花流水春去也”一节中开篇便对1949年钱穆所执教的江南大学进行了描写:“又是一年春草绿,1949年早春二月的江南一片生机盎然,夹杂着泥土的气息的暖风拂面而来。无锡西门外太湖边的江南大学校园里深红浅红的桃花瓣略带着隔夜的雨滴露出脸来,婀娜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细腻的环境描写,让我们马上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嗅出时局的火药味。读者的脑海中马上呈现一个画面:钱穆先生面对江南的盎然春景却无心欣赏,满面愁容,对动荡的现实彷徨不安,叹息声仿佛在我们耳边响起。此书大量相关细节描写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隔膜,看到一位位有血有肉的国学大师,在品读过程中分享大师的悲喜人生。
2.扩充史料。为了加强历史的叙事性,作者运用了大量原始史料,如在傅斯年逝世后,引用当时台大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的话:“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这段原始材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生活中真实的傅斯年。作者还运用了文学范围的史料,如1948年末,胡适和傅斯年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此书引出了《拟古》的原文,让读者能够结合诗中的意境真切感受到两人的家国飘零之情。书中还根据内容插入了相应的图片,图文资料更是有助于弥补因缺乏文字资料而导致的历史画面的缺失。
长期以来,史学成果如何能够走出书斋,赢得社会的重视和民众的关心、喜爱,即如何实现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一直是困扰史学界的一大难题。如果史学成果仅仅停留在文人学者之间的孤芳自赏,而不能对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产生丝毫影响,不能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形象的、鲜活的历史精神食粮,借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那么史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呢?沿着史学大众化或大众化史学的方向,许多人都在持续不断努力。台湾作家高阳的历史小说曾风靡一时,蔚成“有村镇处有高阳”的壮观。大陆亦涌现出了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居正》等鸿篇巨作。此外,近期借助于电视媒体的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论语〉心得》等作品热炒热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普通读者。这些对正统的历史研究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又极具启示意义,让历史学者不得不思考如何改进历史叙述方式,如何将历史描写得更加准确、生动,如何使史学论文和著作更加富有文采,更具备可读性,更切入生活、贴近民众?此书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值得学者借鉴。
三、改进和补充
我阅读此书的日子尚短,但是发现有些问题很突出,这里仅作为建议提出来供讨论,望作者进行改进。
一是此书的学术不够严肃。虽然作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写这本书,其实只是一个普及的人物传记,没有过多纠缠于这些人物的学术和思想,没有写成枯燥的学术考证。”但我认为此书中材料的引用应该标明出处,而不是后记中所写的“限于篇幅没有一一列出”。对于学者而言,即便对书中某些新颖的观点有兴趣,但是无出处供考证,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困难。望作者在学术考究多下点功夫,尽快在下一次重版时补充所引用的参考论著。
二是作者自己的观點不多。希望作者不仅仅重复学术界对各位大师的评价,应该在书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历史描写中带有描写者自我感情的“有我之境”,西方史学中将此归结于“移情法”。若没能达到这种“有我之境”,没有与古人的强烈共鸣,没有史家的感情投入和流露,又何来读者与历史学家的共鸣呢?此书中有些片段的描写也融入了作者个人感情,引起了读者对大师们命运多舛的叹息,但是这样的描写实在太少了。如果作者在书中适当增加自己的新观点,会更容易让读者融入书中,此书也会因为其中某些出彩的观点在学术界中屹立不到,不会被认为该书是顺应学术潮流而出版的作品。
三是书中词句的使用欠妥。当蒋介石任命徐复观成为新组织的负责人时,“徐复观听闻后如雷贯耳,当下涌起的却是一股无法形容的异常沉重难过的感觉,觉得这么重似千斤的担子,怎能是他个人所担负起的?”“如雷贯耳”是形容声音大,或形容人的名声很大。作者对“如雷贯耳”的使用皆不属于这两个常用意思的范畴,此处的使用是错误的。我觉得为了表现徐复观听到任命时的震惊,应该使用“如雷轰顶”。
且不论是作者的疏忽还是印刷错误,以上各点都是不应出现的。作者用半年的时间完成这一部作品实属不易,可是其中必然存在比用词错误更严重的问题。我学识尚浅,未能发现更大的问题,所以不能在此一一指出。
对历史爱好者,这是一本生动有趣的书,它带领读者走入历史长廊,回望1949年的对岸,一位位台湾国学大师仿佛现身于面前,将他们的心路历程向读者娓娓道来。而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虽然存在不少瑕疵,但是它反映了新的研究视角,为学者提供了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并让学者更加重视史学大众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参考文献:
[1]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
[2]申晓云.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以“科学社”同人群体为中心的考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3):116-126.
[3]宋曲霞.1948年前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6,(3):328-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