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金庸小说出于香港，香港的地域对于金庸小说的诞生，有着必然的关系。香港20世纪50年代的特殊景况，结合香港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一直延续的金庸传奇。
关键词：金庸小说 香港 50年代 诞生
一、引言
金庸小说承袭古典侠义小说的脉络，同时继承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赵焕亭等武侠小说名家的遗风，开拓出划时代的新派武侠小说，当中结合古典文化的精神与西方文艺的表现技巧。
然而，单靠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难令金庸小说洛阳纸贵，实然，香港的地域情缘在当中担当极其重要的角色。金庸与香港建立了划时代的地域情缘，1948年金庸被调派到香港参与《大公报》香港版的筹办工作。直到1952年《大公报》另创《新晚报》后，金庸复被调到《新晚报》工作，及后认识一代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与一代报人罗孚，从而开展其长达十七年（1955—1972）之久的武侠小说创作之路。
二、香港的地理位置與人口
金庸被调派到香港的《大公报》工作，全因他大学时修读国际关系，一心想当外交官，虽然起初他并不喜欢香港，曾形容刚到香港时的感受：“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但很快就有了改观：“不过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心、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a跟其他南来作家不同的是，金庸很快便喜欢上香港了。严格来说，金庸喜欢在香港发展他的事业。其实，金庸在20世纪50年代留守香港工作，内心应当是充满野心的。当外交官的梦想幻灭了后，他并不甘于只当 《新晚报》 副刊的一个编辑，因此除了闲时阅读以增广见闻，也为电影撰写剧本和影评，除了赚取收入，最重要的是能多结交不同背景的人以及多累积人生经验。
20世纪50年代香港有不少外来人口，他们并不都是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劳动阶层，然而他们都有着同一特性，即对武侠主题读物的渴求。在他们眼中，比对内地保留中原文化的土壤来说，香港无疑是荒芜的。加上香港受英国人管治，这促使他们心底民族主义情绪的萌生和爆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电影、音乐，都产生了强大的兴趣。有论者曾说：“殖民开发的历史，以及后殖民时代全球秩序的重组，实质上充满着多向度的文化冲击经验。奴役、迁徙、移居、歧视，通通都包含统治与反抗互相交缠的经验。”b大部分香港人都从内地而来，只视香港为暂居地，但值得留意的是，他们长居香港期间，难免会触发对家国或民族传统文化的思念，因此流行的消费品应运而生，例如50年代风行一时的粤剧、粤语电影都可作为佐证，他们都借助阅读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费品来消解对身处殖民地的复杂心理。金庸小说完全能体现这种功能，它既是消费品，又极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同时带有武侠的“反抗”元素，对当时香港大众来说，是一种有填补、修复功能的读物。加上当时的读报习惯，每日大约一千字连载于副刊的金庸小说，很自然风行起来。
三、香港的治安与文化
从不少谈及香港掌故的书籍中可见，香港自1842年开埠以来，其治安至20世纪中才有改善的迹象。鲁言等著的《生活纵览──反贪、时装、食住行》就提道：“其实，当时（19世纪中叶）的治安，依赖警察的力量实在微乎其微，主要维持治安的责任，仍然落在居民身上。当时稍具规模的商行，都雇用大批懂得武术的看更人负责防盗。有些坊众，则联合顾佣看更人，以打更巡夜的方式，维持一定范围内的治安。”c可见当时大众习武防身的实际需要。更夸张的是，当时的警察只有二十八人，更不肯当夜班，怕遭报复d。发展到20世纪中叶，社会情况已有改善，但治安仍恶劣，间接造就了当时习武尚武的风气。当时的读者不单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而且对所涉及的中国文化也有深厚感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不消说，琴棋书画、医相星卜必然有之，这些元素统统都在武侠小说中，尤其是在金庸小说中寻找得到。因此当时读者在阅读金庸小说的时候，除了受到武侠主题吸引，还得以从中感受传统中国文化，在香港这个殖民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更显武侠小说的吸引之处。当时读者的喜好，我们可以从1956年由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轮流合写的《大公报》副刊栏目“三剑楼随笔”了解一二。因为从现行《三剑楼随笔》的合订本得知，当时连载的文章，除了提到有关梁羽生、金庸正在连载的武侠小说情节背景和人物角色构建的内容外，还有不少文章是谈及棋、画、音乐、诗词的，可见当时读者的口味。e可以说，当时读者的阅读偏好乃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东西。
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化元素，可以说是十分多元化的，诗词、宗教、武艺、五行、道术、书画，无一不是传递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亦是传统中国武侠小说的重要元素，非金庸小说独占鳌头，只是他表达得比较自然流畅和合情合理，特别是文学知识和历史事件的铺陈。《射雕英雄传》的东邪黄药师是一个深谙中国文化精粹的人物，琴棋书画、医相星卜，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奇门术数文学武功更不在话下。小说常借其女儿黄蓉来证明其父的过人之处，最重要的是娓娓道来不觉刻意，例如写郭靖黄蓉二人刚到陆家庄时，黄蓉对书房壁上的画作和题词有所抒发，小说描写黄蓉解释岳武穆 《小重山》词的精妙之处，说得头头是道。与其说这是为了表现黄蓉的学识，不如说是作者借黄蓉之口来表现黄药师及自己的才学，这段提及岳飞的内容亦切合小说南宋抗金的时代背景及中心思想。又如另一回，黄蓉和郭靖在西湖一家酒家的所见所闻，都值得玩味。小说写二人见屏风上有《风入松》诗句，而又巧遇几位文人雅士，因此二人向一文士请教，文士竟大赞宋高宗，激得郭靖大怒。金庸借用周密的《武林旧事》上载的故事入文，来带出国族之间的矛盾，同时传达了宋朝的历史知识，宋高宗向金人的屈从，导致三十年的短暂太平，却令一众士大夫以致朝廷上下无意反抗，苟且偷生，郭靖的“恃强凌弱”在小说中罕见，突显国家大义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重要题旨。当然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经常借黄蓉之口来阐释中国诗词和历史，用意明显，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着正面作用，但手法比较单调和外露。
武侠小说世界本身已经是一个原始世界的重构，令读者回归古旧传统中国社会，不论是语言、情节、人物、背景，都从传统历史中汲取养分，重新建构。不难想象，小说角色的一言一行，场景的一砖一瓦，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元素，因此在殖民地，武侠小说较易流行起来。殖民地的群众很容易产生一种遗民心理，所谓遗民心理，是指江山易主后，忠于前朝的一众产生国破家亡的负面心理。王德威曾说：“作为一种政治身份，遗民的传统由来已久。”f王德威引用伯夷叔齐的故事，说明遗民的处境。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不难找到这种遗民意识，有识之士在兵荒马乱、朝代更易之时都会产生这种意识。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都建构在这种国家兴亡与民族矛盾的处境之中。《书剑恩仇录》借乾隆来凸显满汉冲突，《碧血剑》和《鹿鼎记》所表现的晚明的遗民之风，《天龙八部》中的金、辽、宋、大理的多元家国民族矛盾，如此种种，都强调一种遗民意识。香港的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必然引起共鸣。因此对中国文化产生浓烈的渴求，对富有中国文化意涵的武侠小说产生好感。50年代香港生活境况低下，大部分香港人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只有少部分在港的英国人，他们位高权重，身居要职，就是政府高管，过着奢华的生活。普通民众对港英政府并无好感，虽然对香港民生教育等都采取较为不干预的政策，但香港人对认祖归宗的观念仍是根深蒂固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文化的根，这亦是50年代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得以迅速传播的原因。沈恩登和林保淳都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此话不错，读者捧读武侠小说时，正有忘却现实的好处，对现实生活带来的压力，起到舒减的作用。因为读者既可从武侠小说中的诗词歌赋、锦绣山河暂时缓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思之苦，又可借小说角色的奇遇，暂时忘却现实的生活苦况。
四、结语
金庸小说的诞生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香港的地理、人口、文化等因素都催生了金庸小说的出现和风行。香港20世纪50年代的独特性，金庸小说的文体风格等的变革，都切合了当时社会的大众需要，迸发出延续至今的闪烁光芒。
a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4页。
b 罗永生：《后殖民评论与文化统治》，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cd鲁言等：《生活纵览──反贪、时装、食住行》，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第27页。
e 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三剑楼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f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如此繁华》，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8页。
参考文献：
[1] 冼玉仪编. 香港文化与社会[M]. 香港： 香港大学出版社，1995.
[2] 罗立群. 中国武侠小说史[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3] 陈墨. 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作 者： 区肇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香港公开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金庸小说 香港 50年代 诞生
一、引言
金庸小说承袭古典侠义小说的脉络，同时继承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赵焕亭等武侠小说名家的遗风，开拓出划时代的新派武侠小说，当中结合古典文化的精神与西方文艺的表现技巧。
然而，单靠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难令金庸小说洛阳纸贵，实然，香港的地域情缘在当中担当极其重要的角色。金庸与香港建立了划时代的地域情缘，1948年金庸被调派到香港参与《大公报》香港版的筹办工作。直到1952年《大公报》另创《新晚报》后，金庸复被调到《新晚报》工作，及后认识一代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与一代报人罗孚，从而开展其长达十七年（1955—1972）之久的武侠小说创作之路。
二、香港的地理位置與人口
金庸被调派到香港的《大公报》工作，全因他大学时修读国际关系，一心想当外交官，虽然起初他并不喜欢香港，曾形容刚到香港时的感受：“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但很快就有了改观：“不过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心、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a跟其他南来作家不同的是，金庸很快便喜欢上香港了。严格来说，金庸喜欢在香港发展他的事业。其实，金庸在20世纪50年代留守香港工作，内心应当是充满野心的。当外交官的梦想幻灭了后，他并不甘于只当 《新晚报》 副刊的一个编辑，因此除了闲时阅读以增广见闻，也为电影撰写剧本和影评，除了赚取收入，最重要的是能多结交不同背景的人以及多累积人生经验。
20世纪50年代香港有不少外来人口，他们并不都是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劳动阶层，然而他们都有着同一特性，即对武侠主题读物的渴求。在他们眼中，比对内地保留中原文化的土壤来说，香港无疑是荒芜的。加上香港受英国人管治，这促使他们心底民族主义情绪的萌生和爆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电影、音乐，都产生了强大的兴趣。有论者曾说：“殖民开发的历史，以及后殖民时代全球秩序的重组，实质上充满着多向度的文化冲击经验。奴役、迁徙、移居、歧视，通通都包含统治与反抗互相交缠的经验。”b大部分香港人都从内地而来，只视香港为暂居地，但值得留意的是，他们长居香港期间，难免会触发对家国或民族传统文化的思念，因此流行的消费品应运而生，例如50年代风行一时的粤剧、粤语电影都可作为佐证，他们都借助阅读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费品来消解对身处殖民地的复杂心理。金庸小说完全能体现这种功能，它既是消费品，又极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同时带有武侠的“反抗”元素，对当时香港大众来说，是一种有填补、修复功能的读物。加上当时的读报习惯，每日大约一千字连载于副刊的金庸小说，很自然风行起来。
三、香港的治安与文化
从不少谈及香港掌故的书籍中可见，香港自1842年开埠以来，其治安至20世纪中才有改善的迹象。鲁言等著的《生活纵览──反贪、时装、食住行》就提道：“其实，当时（19世纪中叶）的治安，依赖警察的力量实在微乎其微，主要维持治安的责任，仍然落在居民身上。当时稍具规模的商行，都雇用大批懂得武术的看更人负责防盗。有些坊众，则联合顾佣看更人，以打更巡夜的方式，维持一定范围内的治安。”c可见当时大众习武防身的实际需要。更夸张的是，当时的警察只有二十八人，更不肯当夜班，怕遭报复d。发展到20世纪中叶，社会情况已有改善，但治安仍恶劣，间接造就了当时习武尚武的风气。当时的读者不单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而且对所涉及的中国文化也有深厚感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不消说，琴棋书画、医相星卜必然有之，这些元素统统都在武侠小说中，尤其是在金庸小说中寻找得到。因此当时读者在阅读金庸小说的时候，除了受到武侠主题吸引，还得以从中感受传统中国文化，在香港这个殖民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更显武侠小说的吸引之处。当时读者的喜好，我们可以从1956年由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轮流合写的《大公报》副刊栏目“三剑楼随笔”了解一二。因为从现行《三剑楼随笔》的合订本得知，当时连载的文章，除了提到有关梁羽生、金庸正在连载的武侠小说情节背景和人物角色构建的内容外，还有不少文章是谈及棋、画、音乐、诗词的，可见当时读者的口味。e可以说，当时读者的阅读偏好乃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东西。
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化元素，可以说是十分多元化的，诗词、宗教、武艺、五行、道术、书画，无一不是传递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亦是传统中国武侠小说的重要元素，非金庸小说独占鳌头，只是他表达得比较自然流畅和合情合理，特别是文学知识和历史事件的铺陈。《射雕英雄传》的东邪黄药师是一个深谙中国文化精粹的人物，琴棋书画、医相星卜，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奇门术数文学武功更不在话下。小说常借其女儿黄蓉来证明其父的过人之处，最重要的是娓娓道来不觉刻意，例如写郭靖黄蓉二人刚到陆家庄时，黄蓉对书房壁上的画作和题词有所抒发，小说描写黄蓉解释岳武穆 《小重山》词的精妙之处，说得头头是道。与其说这是为了表现黄蓉的学识，不如说是作者借黄蓉之口来表现黄药师及自己的才学，这段提及岳飞的内容亦切合小说南宋抗金的时代背景及中心思想。又如另一回，黄蓉和郭靖在西湖一家酒家的所见所闻，都值得玩味。小说写二人见屏风上有《风入松》诗句，而又巧遇几位文人雅士，因此二人向一文士请教，文士竟大赞宋高宗，激得郭靖大怒。金庸借用周密的《武林旧事》上载的故事入文，来带出国族之间的矛盾，同时传达了宋朝的历史知识，宋高宗向金人的屈从，导致三十年的短暂太平，却令一众士大夫以致朝廷上下无意反抗，苟且偷生，郭靖的“恃强凌弱”在小说中罕见，突显国家大义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重要题旨。当然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经常借黄蓉之口来阐释中国诗词和历史，用意明显，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着正面作用，但手法比较单调和外露。
武侠小说世界本身已经是一个原始世界的重构，令读者回归古旧传统中国社会，不论是语言、情节、人物、背景，都从传统历史中汲取养分，重新建构。不难想象，小说角色的一言一行，场景的一砖一瓦，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元素，因此在殖民地，武侠小说较易流行起来。殖民地的群众很容易产生一种遗民心理，所谓遗民心理，是指江山易主后，忠于前朝的一众产生国破家亡的负面心理。王德威曾说：“作为一种政治身份，遗民的传统由来已久。”f王德威引用伯夷叔齐的故事，说明遗民的处境。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不难找到这种遗民意识，有识之士在兵荒马乱、朝代更易之时都会产生这种意识。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都建构在这种国家兴亡与民族矛盾的处境之中。《书剑恩仇录》借乾隆来凸显满汉冲突，《碧血剑》和《鹿鼎记》所表现的晚明的遗民之风，《天龙八部》中的金、辽、宋、大理的多元家国民族矛盾，如此种种，都强调一种遗民意识。香港的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必然引起共鸣。因此对中国文化产生浓烈的渴求，对富有中国文化意涵的武侠小说产生好感。50年代香港生活境况低下，大部分香港人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只有少部分在港的英国人，他们位高权重，身居要职，就是政府高管，过着奢华的生活。普通民众对港英政府并无好感，虽然对香港民生教育等都采取较为不干预的政策，但香港人对认祖归宗的观念仍是根深蒂固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文化的根，这亦是50年代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得以迅速传播的原因。沈恩登和林保淳都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此话不错，读者捧读武侠小说时，正有忘却现实的好处，对现实生活带来的压力，起到舒减的作用。因为读者既可从武侠小说中的诗词歌赋、锦绣山河暂时缓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思之苦，又可借小说角色的奇遇，暂时忘却现实的生活苦况。
四、结语
金庸小说的诞生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香港的地理、人口、文化等因素都催生了金庸小说的出现和风行。香港20世纪50年代的独特性，金庸小说的文体风格等的变革，都切合了当时社会的大众需要，迸发出延续至今的闪烁光芒。
a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4页。
b 罗永生：《后殖民评论与文化统治》，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cd鲁言等：《生活纵览──反贪、时装、食住行》，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第27页。
e 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三剑楼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f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如此繁华》，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8页。
参考文献：
[1] 冼玉仪编. 香港文化与社会[M]. 香港： 香港大学出版社，1995.
[2] 罗立群. 中国武侠小说史[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3] 陈墨. 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作 者： 区肇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香港公开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