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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送信 刺刀下遭遇惊险
1926 年我出生在梨树沟村。1940 年，刚满 14 岁的我在村里任秘密交通员，主要任务就是秘密与各村联系，传送党的信件或口信。
平谷北部山区是“无人区”的一部分，包括梨树沟、刁窝、玻璃台等村的大片地区。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盘山至平谷北山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我们秘密交通员成为党地下斗争的一个“传输纽带”，专送党内机密信件。
所送的急件要插火柴或鸡毛，有时一夜可送出一二百里地远，真是日夜兼程，风雨无阻。送信时，为避开敌人，要钻山沟，翻山过梁，拣没人的地方走。
我们交通员有三条纪律：一是接信绝对保密，二是保证送到，三是遇到敌情及时处理，来不及时将信毁掉。
交通员随时可能遭遇生命危险，我知道一个叫陈毓秀的交通员就在井儿峪当站长时不幸牺牲了。有一次，我去刁窝村送信，因为塔洼村是日本鬼子的驻地，意味着随时可能遇到敌人。
果然，出村不久，突然发现远处一伙日本鬼子走来。我赶紧钻进路旁的一个棒子秸垛里。鬼子经过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居然用刺刀向我躲藏的棒子秸垛乱捅一气，其中一刀的刀尖眼看就到了面前，就在離我仅仅三五厘米远时停下了。在万分惊险中我屏住呼吸没有动弹，我当时想，即使被刺伤了也不能暴露。
估摸着鬼子走远了，我才小心翼翼地爬出来，观察四周没人，便飞一般向刁窝村奔去，在生死边缘我完成了这次送信任务。
和我一样，方圆十几个村都有秘密交通员，至今我还记得一些交通员的名字：塔洼村刘满、刁窝村魏云恒、玻璃台村王明善、大段洼村胡春元、南水峪村张金堂、上营村张品一、关上村张守仁等等。
1942 年，我在村党支部书记王山民、区干部任久林的介绍下，光荣入党。就在一棵核桃树下，我对党宣誓，下定决心一辈子跟党走。
克服困难 与日寇奋战到底
提起日寇的罪行，真是数也数不完。我们住的草房经常让日本鬼子放火烧毁，有时全村所有的房子都被烧光了。敌人烧光我们的房子，是因为要制造“无人区”，也是因为我们的房子住过八路军、养过军马。敌人反复烧，我们就反复建。
敌人还想把我们饿死，经常来“割青”，就在庄稼还没有成熟时，他们疯狂地来割青苗，一遍遍地割，不让长粮食，不让我们生存。
就在敌人的“三光”政策和严密封锁下，我们战胜了缺粮少盐没衣穿等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粮食，我们就吃野菜、树叶;没有火柴，就用敌人电线杆上瓷瓶里的硫磺加麻秸杆制成“大取灯”，把烧着的树疙瘩埋在灰堆里当火种。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抗日。
我们军民一条心，坚持和敌人进行斗争。在有限的条件下，主要通过“麻雀战”“地雷战”等方式对抗敌人。
“麻雀战”一般是在敌人大规模来抢粮、抢牲畜、“割青”时进行的。记得一次收秋时，从陡子峪下来几百个日本鬼子，我们村民兵提前知道情况，就做好了准备，分布在靠近山口附近的几个山头。
因为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我们的人员有限、枪支弹药有限，于是我们就分散开来，这个山头站几个人、那个山头站几个人，眼看着敌人走近了，就接连放枪，只见这山头发几枪，紧接着那山头又来几枪，这边扔出几个手榴弹，那边又放几发土炮。
敌人见到这种情景，一下子就懵了，也不知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不敢再贸然前进。
一天下来，敌人不但粮食没抢着，反而丢下几具尸体，惊慌失措地跑了。我们在给养不足的情况下，靠着“麻雀战”一次次战胜了敌人。
“地雷战”也是我们克敌制胜的好办法。当时，挂甲峪村山上有一座兵工厂，以制造地雷为主。我曾去取过地雷，走一天，取一两个地雷。我们在鬼子必经之路上“埋雷”，靠着为数不多的地雷，让鬼子吃了大亏。
在兵工厂的指导下，我们还自制了一种 2 米多长的“大抬杆”，就是像长枪一样的小火炮，内装火药和碎锅片，威力很大。
另外，有时我们也主动袭扰敌人。一般在晚上，我们专门到黄松峪、陡子峪、祖务、将军关等鬼子据点周围，打几枪、扔几个手榴弹，随后安全撤退。就这么袭击骚扰日本鬼子，鬼子一宿都不得安宁，吓得他们又是打枪，又是放炮，白白消耗大量子弹。
生死无畏 始终不渝跟党走
1948 年，我到密云县巨各庄担任区长。当时，“伙会儿”组织在密云地区十分猖獗。他们依靠国民党的支持，有武装有组织，不但阻挠我们的土改工作，还杀害了我们的农会主任。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们和“伙会儿”的斗争激烈而残酷，小战天天有，大仗常常打。
在一次战斗中，子弹从我的右腹穿出，身负重伤的我被组织转移到平谷红石坎疗伤。说是疗伤，其实只是用盐水消毒，并没有其他的药品。
当晚见到我的人连连惋惜：“最多活到明天早上。”可我大难不死，不仅活到了第二天早上，而且又参加了打击“伙会儿”的斗争，眼看着“伙会儿”组织被消灭，眼看着新中国成立。更难忘的是，作为华北局党校的学生，我还有幸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1949 年解放后，我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在通县地委组织部工作，1953 年回到平谷，先后担任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领导职务。
掐指一算，从抗日战争到建国后，我为党的事业奋斗了70余年。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多大风险，我这颗红心永远向着党，一辈子始终不渝地跟党走。
（责任编辑：闫正宇）
1926 年我出生在梨树沟村。1940 年，刚满 14 岁的我在村里任秘密交通员，主要任务就是秘密与各村联系，传送党的信件或口信。
平谷北部山区是“无人区”的一部分，包括梨树沟、刁窝、玻璃台等村的大片地区。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盘山至平谷北山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我们秘密交通员成为党地下斗争的一个“传输纽带”，专送党内机密信件。
所送的急件要插火柴或鸡毛，有时一夜可送出一二百里地远，真是日夜兼程，风雨无阻。送信时，为避开敌人，要钻山沟，翻山过梁，拣没人的地方走。
我们交通员有三条纪律：一是接信绝对保密，二是保证送到，三是遇到敌情及时处理，来不及时将信毁掉。
交通员随时可能遭遇生命危险，我知道一个叫陈毓秀的交通员就在井儿峪当站长时不幸牺牲了。有一次，我去刁窝村送信，因为塔洼村是日本鬼子的驻地，意味着随时可能遇到敌人。
果然，出村不久，突然发现远处一伙日本鬼子走来。我赶紧钻进路旁的一个棒子秸垛里。鬼子经过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居然用刺刀向我躲藏的棒子秸垛乱捅一气，其中一刀的刀尖眼看就到了面前，就在離我仅仅三五厘米远时停下了。在万分惊险中我屏住呼吸没有动弹，我当时想，即使被刺伤了也不能暴露。
估摸着鬼子走远了，我才小心翼翼地爬出来，观察四周没人，便飞一般向刁窝村奔去，在生死边缘我完成了这次送信任务。
和我一样，方圆十几个村都有秘密交通员，至今我还记得一些交通员的名字：塔洼村刘满、刁窝村魏云恒、玻璃台村王明善、大段洼村胡春元、南水峪村张金堂、上营村张品一、关上村张守仁等等。
1942 年，我在村党支部书记王山民、区干部任久林的介绍下，光荣入党。就在一棵核桃树下，我对党宣誓，下定决心一辈子跟党走。
克服困难 与日寇奋战到底
提起日寇的罪行，真是数也数不完。我们住的草房经常让日本鬼子放火烧毁，有时全村所有的房子都被烧光了。敌人烧光我们的房子，是因为要制造“无人区”，也是因为我们的房子住过八路军、养过军马。敌人反复烧，我们就反复建。
敌人还想把我们饿死，经常来“割青”，就在庄稼还没有成熟时，他们疯狂地来割青苗，一遍遍地割，不让长粮食，不让我们生存。
就在敌人的“三光”政策和严密封锁下，我们战胜了缺粮少盐没衣穿等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粮食，我们就吃野菜、树叶;没有火柴，就用敌人电线杆上瓷瓶里的硫磺加麻秸杆制成“大取灯”，把烧着的树疙瘩埋在灰堆里当火种。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抗日。
我们军民一条心，坚持和敌人进行斗争。在有限的条件下，主要通过“麻雀战”“地雷战”等方式对抗敌人。
“麻雀战”一般是在敌人大规模来抢粮、抢牲畜、“割青”时进行的。记得一次收秋时，从陡子峪下来几百个日本鬼子，我们村民兵提前知道情况，就做好了准备，分布在靠近山口附近的几个山头。
因为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我们的人员有限、枪支弹药有限，于是我们就分散开来，这个山头站几个人、那个山头站几个人，眼看着敌人走近了，就接连放枪，只见这山头发几枪，紧接着那山头又来几枪，这边扔出几个手榴弹，那边又放几发土炮。
敌人见到这种情景，一下子就懵了，也不知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不敢再贸然前进。
一天下来，敌人不但粮食没抢着，反而丢下几具尸体，惊慌失措地跑了。我们在给养不足的情况下，靠着“麻雀战”一次次战胜了敌人。
“地雷战”也是我们克敌制胜的好办法。当时，挂甲峪村山上有一座兵工厂，以制造地雷为主。我曾去取过地雷，走一天，取一两个地雷。我们在鬼子必经之路上“埋雷”，靠着为数不多的地雷，让鬼子吃了大亏。
在兵工厂的指导下，我们还自制了一种 2 米多长的“大抬杆”，就是像长枪一样的小火炮，内装火药和碎锅片，威力很大。
另外，有时我们也主动袭扰敌人。一般在晚上，我们专门到黄松峪、陡子峪、祖务、将军关等鬼子据点周围，打几枪、扔几个手榴弹，随后安全撤退。就这么袭击骚扰日本鬼子，鬼子一宿都不得安宁，吓得他们又是打枪，又是放炮，白白消耗大量子弹。
生死无畏 始终不渝跟党走
1948 年，我到密云县巨各庄担任区长。当时，“伙会儿”组织在密云地区十分猖獗。他们依靠国民党的支持，有武装有组织，不但阻挠我们的土改工作，还杀害了我们的农会主任。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们和“伙会儿”的斗争激烈而残酷，小战天天有，大仗常常打。
在一次战斗中，子弹从我的右腹穿出，身负重伤的我被组织转移到平谷红石坎疗伤。说是疗伤，其实只是用盐水消毒，并没有其他的药品。
当晚见到我的人连连惋惜：“最多活到明天早上。”可我大难不死，不仅活到了第二天早上，而且又参加了打击“伙会儿”的斗争，眼看着“伙会儿”组织被消灭，眼看着新中国成立。更难忘的是，作为华北局党校的学生，我还有幸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1949 年解放后，我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在通县地委组织部工作，1953 年回到平谷，先后担任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领导职务。
掐指一算，从抗日战争到建国后，我为党的事业奋斗了70余年。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多大风险，我这颗红心永远向着党，一辈子始终不渝地跟党走。
（责任编辑：闫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