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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7月到1999年6月退休之前,他率领我国“化学武器核查国际实验室间比较测试”(简称“国际联试”)小组,在同西方发达国家实验室进行的激烈竞争中,连续10次取得“国际联试”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为我们的国家和军队赢得了荣誉;他从我国首次核试验起,16次奔赴新疆罗布泊参加大气层核试验,是我国参加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研人员之一。他亲自主持了数十项科研工作,在科研战线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却不追求个人名利。最近,笔者拜访他,他谦虚地说:“我只是科研战线上的一个小兵,或者说是一个老兵。”他的老战友韦锡新、李国有和夫人贾秀义对笔者说,他继承和发扬了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作风,对工作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对自己却要求得很少,总是把荣誉和提升的机会让给他人。《中国科协报》(现为《大众科技报》)、《北京日报》等媒体报道他时,说他对“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多次把立功名额让给其他同志”;在晋升技术级别有比例的情况下,他主动放弃晋升机会,让同事晋级。
他就是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原总工程师兼高级工程师、江西籍人士段金龙。
国际争先 享誉世界
化学武器是面孔狰狞的嗜血幽灵、吃人不眨眼的恶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共使用毒剂11万吨,造成130多万人中毒伤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动战争的各国共生产毒剂50多万吨,杀伤数百万人。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也广泛使用化学武器毒害中国人民。战争结束后,侵华日军遗弃在我国的200多万发化学弹、100多吨毒剂仍然严重地危害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军大量使用了化学毒剂,不仅大大地残害了越南人民,也伤害了美军士兵自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要求禁止研制、使用化学武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19年5月签订的《凡尔赛和约》、1925年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也称《日内瓦议定书》)、1997年4月29日正式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国际社会发出的三张“通缉魔鬼令”。在签署第三张“通缉令”的仪式上,外交部长钱其琛代表中国政府庄严表示:“中国将积极履行《公约》,与其他国家一道,不遗余力地尽早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对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进行明确的认定。采集现场的空气、水样、土壤、植物等样品,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样品进行分析测试、作出鉴定,是最科学、最理想的认定(核查)方法。1990年5月,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接管了芬兰民间实验室组织的,由英国、法国、西德等十个国家实验室参加的比较测试,并着手组织第二次“国际联试”。中国、美国、前苏联、捷克和印度等国家的有关实验室应邀参加了第二次“国际联试”。
1990年7月,我国成立了以段金龙为组长的“国际联试”领导小组。10月中旬,他们接到了远涉重洋寄来的“国际联试”样品:29支如香烟大小的透明玻璃管,管里有的是几粒泥土,有的是几滴水,有的只是一点棉签。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试样,大家感到束手无策。段金龙带领国际联试小组成员展开讨论,鼓励大家献计献策,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分析测试方案。他们运用色谱、质谱、红外光谱以及核磁共振波谱等多种仪器和方法对样品反复进行测试,终于在水样里发现了比针尖还小的油珠,并以此为突破口,从小小的油珠里发现了两个含磷化学物。经进一步认真分析,鉴定出一个是磷-氧-碳键,属农药型;另一个是磷-碳键,属毒剂型。大家通宵达旦地研究图谱,分析数据。试验,推测,再试验,再推测。反复数十次,测得油珠中的含磷-碳键化合物是毒剂异辛基沙林的降解产物。经过30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他们完成了第二次“国际联试”任务,按时提交了测试报告。
1991年3月,有15个国家的官员和专家参加的第二次“国际联试”结果通报会宣布:这次“国际联试”的样品加入化合物42个,中国等国检测出39个,其他国家分别检出38个、31个、17个,有的国家一个也未检出。会议结束时,不少国家的与会人士对我国专家表示祝贺说:“你们的仪器并不先进,但你们的测试成绩是第一流的。”
1993年3月,段金龙他们参加了以某一军事设施为背景进行模拟核查(接近真实核查)的第四次“国际联试”。试样为混凝土和有机溶液。大家对第一个混凝土样品进行了连续3天3夜分析测试,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经过仔细研究,他们对样品进一步进行萃取、净化、纯化、分析,最终得出这是一个空白样品。经过48小时的连续艰苦努力,他们从第二个混凝土样品密密麻麻杂草丛般的色谱峰丛中,找到了潜藏的芥子气降解产物:硫二甘醇、硫二甘醇砜和硫二甘醇亚砜。有机溶液样品的检测,由于样品中的酸、碱互相咬在一起,变得十分困难。他们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从中检测出包括丁基膦酸、二噻烷砜和亚砜三种化合物在内的诸多少见的化合物。虽然上述三种化合物不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43种化学品中(只是履约清单中化合物的降解产物),他们还是自信地将这三种化合物也写进了测试报告。设置空白样品和加进这三种化合物,是负责配样的美国实验室为了考验各国技术水平而有意这样做的。面对中国的检验结果,负责配样的美国专家握着中国专家的手连连称赞。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不仅认为中国的检测结果完全正确,而且把中国的操作程序作为标准操作程序,向各国推荐。
1996年5月,段金龙他们参加了第七次“国际联试”。这次联试与以往各次不同的是,这是第一次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举办的,旨在遴选国际核查实验室测试水平的正式考试。如果这次考试成绩优秀,我国分析化学实验室就有可能成为国际核查实验室。段金龙深知此次考试对国家声望与荣誉的重要意义。他鼓励和带领联试小组的科技人员发扬敢打硬仗的拼搏精神,科学、严密、高效地展开了各项工作。段金龙和实验室主任许大年研究员一道,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年轻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高质量地按时完成了测试报告。1996年9月13日,第一次正式水平考试专家会议在荷兰国家大会堂举行。会议主席在会上宣布说:“14号实验室(注:中国实验室)的测试结果完全正确,报告非常好,可以作为优秀的样板来展示。”1997年3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正式下达文件,公布第一次正式水平考试成绩:中国、法国、以色列等7个国家获得优秀成绩,中国名列榜首。其他19个国家的实验室分别为良好、及格和不及格。
以段金龙为组长的“国际联试”小组,由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科技人员和其他相关科技人员组成。在与美、英、法、俄、德、日、意、芬兰、荷兰、瑞士、瑞典等众多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的国家实验室的较量中,他们连续10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联试”,不仅每次都以检出率最高、定量最准确、分析手段最全、操作程序最完善的成绩名列世界前茅,而且他们研究的科学有效的核查技术、方法和程序,被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确定为标准的核查技术、方法和程序。1998年11月24日,防化研究院收到来自荷兰海牙的电传: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指定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为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用于分析真实样品的实验室。在被指定的7个国家实验室中,中国实验室名列榜首。
1999年2月9日,新落成的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门前,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挂牌揭幕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我国外交部、总装备部、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这一仪式。
贡献卓越 居功不傲
段金龙领导的“国际联试”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影响,为国家和军队争了光。在国内,他们的精神和贡献,更是受到领导和大家的称赞。
1995年1月19日,防化研究院收到了第六次“国际联试”样品,按要求必须在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之前提交测试报告。由于这次“国际联试”规定的完成时间比以往各次少了一半,工作十分紧张,为了按时完成任务,科研人员主动吃住在实验室,除夕之夜仍在实验室团结奋斗,夜以继日地工作。解放军总参谋长张万年上将了解这一情况后,非常感动,他在家里说:“我们全家人向他们表示敬意!”他还多次在总参谋部的会议上对他们进行褒奖。
我国裁军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沙祖康在一次会议上说:“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连续在‘国际联试’中取得名列世界前茅的优异成绩,树立了我国的国际威信。为中国谈判代表提供的材料,拿到谈判会议上具有权威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结是当代军备控制和裁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装备部政治部主办的《神剑》双月刊2000年第1期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以段金龙为首的防化研究院科研人员参加“国际联试”的事迹,称他们是“享誉世界的收魔人”。文章说,“段金龙领受任务后,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经常深入实验室,与科技人员一道制定工作计划,研究分析测试方案。他凭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求实的态度,为‘国际联试’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开始,段金龙16次奔赴新疆罗布泊参加大气层核试验工作。每次参试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多。在核试验中,他冒着危险,多次进入爆炸区、放射性云迹区,测量地面放射性沾染程度,研究地面放射性沾染分布规律;负责试验场区空气、土壤、饮水、粮秣的放射性监测工作,对保障试验场区参试人员的辐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在一次核试验时,他胃出血住进医院才3天,就不顾医生的劝阻,坚决要求出院,继续参加试验工作。
段金龙在我国的防化科研战线上奋斗了近40个春秋,为我国防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可贵贡献。他的成绩显著,可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立功受奖机会让给他人。他说:“我只不过是做了点应该做的工作。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绝不能见了好处就伸手要。”1998年年底,面临退休的段金龙最后一次组织大家参加第十次“国际联试”,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大家一致要为他请功。他说:“我一辈子献身防化科研,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化学武器。在我有生之年能参加‘国际联试’,为国家争了光,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我就满足了。”
段金龙曾任技术员、参谋、专业组长、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总工程师,研究院科技部部长、副院长、总工程师。担任院领导以后,他亲自主持并参加多项重点装备科研工作。他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一丝不苟。从科研项目立项论证、方案制定、计划实施、技术攻关到成果鉴定或设计定型的全过程,他都精心组织和参加。许多科研成果的取得都洒下了他的辛勤汗水。但是,当这些科研成果获奖时,由于他的推让,在获奖名单里总见不到他的名字。他仅有的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一项军队科技进步奖,还是他以前做课题研究时获得的。
段金龙在担任防化研究院总工程师期间,兼任防化研究院科技委员会主任、科技进步奖评委会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曾是总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委会副主任,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评委会委员等。他经常参加军内外的科技成果鉴定会、学术研讨会、科技进步奖评审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会等各种学术、技术会议,一些学术、技术会议发给的评审费,他就作为党费上交,曾上交的评审费达上万元。
出身农家 勤劳朴实
段金龙于1938年11月在江西省进贤县长山晏乡一个农民家庭出生。1952年7月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昌市第一中学,成为乡里的第一位中学生。1958年7月高中毕业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段金龙在北京大学学习两年基础课后,于1960年7月,服从军队建设的需要,放弃原来所喜爱的专业,由北大党委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防化科学与技术。1961年7月,他再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工程学院继续学习。根据我国首次核试验的需要,1963年1月,他被提前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第207研究室,从事核爆炸放射性沾染监测的科研工作,并参加了我国首次核试验的现场测试,以保障参试人员的内照射安全。此后,他长期从事核爆炸放射性沾染规律研究、核爆炸观测研究、核武器毁伤预测(估算)研究以及核监测仪器的研制等。其中,核爆炸放射性沾染规律研究中的部分成果,曾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与此同时,他被评为总参谋部先进科技工作者。1987年春调到院里工作,到1999年6月退休,他一直分管防化科研工作。由于防化科研涉及的学科、专业多,他边工作边学习有关专业知识,虚心请教,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适应了工作需要。退休后,他又不断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在新的科技领域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保持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本色。
段金龙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他待人诚恳、谦让,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和本单位的干部、战士、职工相处融洽,与有工作关系的军内外人员结下了深厚友谊。同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为人处世往往会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不少同志说:“段金龙平易近人,没有领导架子,真诚、朴实、可交。”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
他就是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原总工程师兼高级工程师、江西籍人士段金龙。
国际争先 享誉世界
化学武器是面孔狰狞的嗜血幽灵、吃人不眨眼的恶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共使用毒剂11万吨,造成130多万人中毒伤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动战争的各国共生产毒剂50多万吨,杀伤数百万人。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也广泛使用化学武器毒害中国人民。战争结束后,侵华日军遗弃在我国的200多万发化学弹、100多吨毒剂仍然严重地危害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军大量使用了化学毒剂,不仅大大地残害了越南人民,也伤害了美军士兵自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要求禁止研制、使用化学武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19年5月签订的《凡尔赛和约》、1925年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也称《日内瓦议定书》)、1997年4月29日正式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国际社会发出的三张“通缉魔鬼令”。在签署第三张“通缉令”的仪式上,外交部长钱其琛代表中国政府庄严表示:“中国将积极履行《公约》,与其他国家一道,不遗余力地尽早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对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进行明确的认定。采集现场的空气、水样、土壤、植物等样品,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样品进行分析测试、作出鉴定,是最科学、最理想的认定(核查)方法。1990年5月,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接管了芬兰民间实验室组织的,由英国、法国、西德等十个国家实验室参加的比较测试,并着手组织第二次“国际联试”。中国、美国、前苏联、捷克和印度等国家的有关实验室应邀参加了第二次“国际联试”。
1990年7月,我国成立了以段金龙为组长的“国际联试”领导小组。10月中旬,他们接到了远涉重洋寄来的“国际联试”样品:29支如香烟大小的透明玻璃管,管里有的是几粒泥土,有的是几滴水,有的只是一点棉签。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试样,大家感到束手无策。段金龙带领国际联试小组成员展开讨论,鼓励大家献计献策,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分析测试方案。他们运用色谱、质谱、红外光谱以及核磁共振波谱等多种仪器和方法对样品反复进行测试,终于在水样里发现了比针尖还小的油珠,并以此为突破口,从小小的油珠里发现了两个含磷化学物。经进一步认真分析,鉴定出一个是磷-氧-碳键,属农药型;另一个是磷-碳键,属毒剂型。大家通宵达旦地研究图谱,分析数据。试验,推测,再试验,再推测。反复数十次,测得油珠中的含磷-碳键化合物是毒剂异辛基沙林的降解产物。经过30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他们完成了第二次“国际联试”任务,按时提交了测试报告。
1991年3月,有15个国家的官员和专家参加的第二次“国际联试”结果通报会宣布:这次“国际联试”的样品加入化合物42个,中国等国检测出39个,其他国家分别检出38个、31个、17个,有的国家一个也未检出。会议结束时,不少国家的与会人士对我国专家表示祝贺说:“你们的仪器并不先进,但你们的测试成绩是第一流的。”
1993年3月,段金龙他们参加了以某一军事设施为背景进行模拟核查(接近真实核查)的第四次“国际联试”。试样为混凝土和有机溶液。大家对第一个混凝土样品进行了连续3天3夜分析测试,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经过仔细研究,他们对样品进一步进行萃取、净化、纯化、分析,最终得出这是一个空白样品。经过48小时的连续艰苦努力,他们从第二个混凝土样品密密麻麻杂草丛般的色谱峰丛中,找到了潜藏的芥子气降解产物:硫二甘醇、硫二甘醇砜和硫二甘醇亚砜。有机溶液样品的检测,由于样品中的酸、碱互相咬在一起,变得十分困难。他们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从中检测出包括丁基膦酸、二噻烷砜和亚砜三种化合物在内的诸多少见的化合物。虽然上述三种化合物不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43种化学品中(只是履约清单中化合物的降解产物),他们还是自信地将这三种化合物也写进了测试报告。设置空白样品和加进这三种化合物,是负责配样的美国实验室为了考验各国技术水平而有意这样做的。面对中国的检验结果,负责配样的美国专家握着中国专家的手连连称赞。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不仅认为中国的检测结果完全正确,而且把中国的操作程序作为标准操作程序,向各国推荐。
1996年5月,段金龙他们参加了第七次“国际联试”。这次联试与以往各次不同的是,这是第一次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举办的,旨在遴选国际核查实验室测试水平的正式考试。如果这次考试成绩优秀,我国分析化学实验室就有可能成为国际核查实验室。段金龙深知此次考试对国家声望与荣誉的重要意义。他鼓励和带领联试小组的科技人员发扬敢打硬仗的拼搏精神,科学、严密、高效地展开了各项工作。段金龙和实验室主任许大年研究员一道,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年轻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高质量地按时完成了测试报告。1996年9月13日,第一次正式水平考试专家会议在荷兰国家大会堂举行。会议主席在会上宣布说:“14号实验室(注:中国实验室)的测试结果完全正确,报告非常好,可以作为优秀的样板来展示。”1997年3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正式下达文件,公布第一次正式水平考试成绩:中国、法国、以色列等7个国家获得优秀成绩,中国名列榜首。其他19个国家的实验室分别为良好、及格和不及格。
以段金龙为组长的“国际联试”小组,由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科技人员和其他相关科技人员组成。在与美、英、法、俄、德、日、意、芬兰、荷兰、瑞士、瑞典等众多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的国家实验室的较量中,他们连续10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联试”,不仅每次都以检出率最高、定量最准确、分析手段最全、操作程序最完善的成绩名列世界前茅,而且他们研究的科学有效的核查技术、方法和程序,被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确定为标准的核查技术、方法和程序。1998年11月24日,防化研究院收到来自荷兰海牙的电传: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指定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为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用于分析真实样品的实验室。在被指定的7个国家实验室中,中国实验室名列榜首。
1999年2月9日,新落成的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门前,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挂牌揭幕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我国外交部、总装备部、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这一仪式。
贡献卓越 居功不傲
段金龙领导的“国际联试”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影响,为国家和军队争了光。在国内,他们的精神和贡献,更是受到领导和大家的称赞。
1995年1月19日,防化研究院收到了第六次“国际联试”样品,按要求必须在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之前提交测试报告。由于这次“国际联试”规定的完成时间比以往各次少了一半,工作十分紧张,为了按时完成任务,科研人员主动吃住在实验室,除夕之夜仍在实验室团结奋斗,夜以继日地工作。解放军总参谋长张万年上将了解这一情况后,非常感动,他在家里说:“我们全家人向他们表示敬意!”他还多次在总参谋部的会议上对他们进行褒奖。
我国裁军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沙祖康在一次会议上说:“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连续在‘国际联试’中取得名列世界前茅的优异成绩,树立了我国的国际威信。为中国谈判代表提供的材料,拿到谈判会议上具有权威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结是当代军备控制和裁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装备部政治部主办的《神剑》双月刊2000年第1期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以段金龙为首的防化研究院科研人员参加“国际联试”的事迹,称他们是“享誉世界的收魔人”。文章说,“段金龙领受任务后,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经常深入实验室,与科技人员一道制定工作计划,研究分析测试方案。他凭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求实的态度,为‘国际联试’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开始,段金龙16次奔赴新疆罗布泊参加大气层核试验工作。每次参试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多。在核试验中,他冒着危险,多次进入爆炸区、放射性云迹区,测量地面放射性沾染程度,研究地面放射性沾染分布规律;负责试验场区空气、土壤、饮水、粮秣的放射性监测工作,对保障试验场区参试人员的辐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在一次核试验时,他胃出血住进医院才3天,就不顾医生的劝阻,坚决要求出院,继续参加试验工作。
段金龙在我国的防化科研战线上奋斗了近40个春秋,为我国防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可贵贡献。他的成绩显著,可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立功受奖机会让给他人。他说:“我只不过是做了点应该做的工作。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绝不能见了好处就伸手要。”1998年年底,面临退休的段金龙最后一次组织大家参加第十次“国际联试”,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大家一致要为他请功。他说:“我一辈子献身防化科研,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化学武器。在我有生之年能参加‘国际联试’,为国家争了光,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我就满足了。”
段金龙曾任技术员、参谋、专业组长、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总工程师,研究院科技部部长、副院长、总工程师。担任院领导以后,他亲自主持并参加多项重点装备科研工作。他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一丝不苟。从科研项目立项论证、方案制定、计划实施、技术攻关到成果鉴定或设计定型的全过程,他都精心组织和参加。许多科研成果的取得都洒下了他的辛勤汗水。但是,当这些科研成果获奖时,由于他的推让,在获奖名单里总见不到他的名字。他仅有的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一项军队科技进步奖,还是他以前做课题研究时获得的。
段金龙在担任防化研究院总工程师期间,兼任防化研究院科技委员会主任、科技进步奖评委会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曾是总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委会副主任,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评委会委员等。他经常参加军内外的科技成果鉴定会、学术研讨会、科技进步奖评审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会等各种学术、技术会议,一些学术、技术会议发给的评审费,他就作为党费上交,曾上交的评审费达上万元。
出身农家 勤劳朴实
段金龙于1938年11月在江西省进贤县长山晏乡一个农民家庭出生。1952年7月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昌市第一中学,成为乡里的第一位中学生。1958年7月高中毕业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段金龙在北京大学学习两年基础课后,于1960年7月,服从军队建设的需要,放弃原来所喜爱的专业,由北大党委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防化科学与技术。1961年7月,他再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工程学院继续学习。根据我国首次核试验的需要,1963年1月,他被提前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第207研究室,从事核爆炸放射性沾染监测的科研工作,并参加了我国首次核试验的现场测试,以保障参试人员的内照射安全。此后,他长期从事核爆炸放射性沾染规律研究、核爆炸观测研究、核武器毁伤预测(估算)研究以及核监测仪器的研制等。其中,核爆炸放射性沾染规律研究中的部分成果,曾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与此同时,他被评为总参谋部先进科技工作者。1987年春调到院里工作,到1999年6月退休,他一直分管防化科研工作。由于防化科研涉及的学科、专业多,他边工作边学习有关专业知识,虚心请教,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适应了工作需要。退休后,他又不断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在新的科技领域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保持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本色。
段金龙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他待人诚恳、谦让,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和本单位的干部、战士、职工相处融洽,与有工作关系的军内外人员结下了深厚友谊。同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为人处世往往会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不少同志说:“段金龙平易近人,没有领导架子,真诚、朴实、可交。”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