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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庄，古名柳溪。
“溪中十八镇，柳溪第一镇”，作为自古而今的赞誉之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编撰《嘉善县乡镇志·陶庄镇》时，就把它放在了开篇引言之中。
一直以来，总想着弄清楚到底是哪十八个镇，在什么时候都以“溪”冠名的，“溪中”指的是多大的范围……环顾四境，还真有不少名之为“溪”的地方，比如麟溪（杨庙）、凝溪（天凝）、蓉溪（大云）、洪溪、双溪、秀溪、锦溪、沙溪等等，好像都在太湖流域范围内，眼下常常会称之为“吴根越角”。问题是，真有十八个名之为“溪”的镇吗？不知道。一二十年过去了，始终也没去做学究式的考证。现在想想，这个“十八”的说法，或许如十八般武艺的说法一样，不是实数。传统文化之中，有关“三”啊、“九”啊、“十八”啊，等等，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数字。而且，往往是意味深长的。
于是，随手去翻阅了一下《新华字典》，对“溪”的注释为：山里的小河沟。从文字学的角度，应该查《说文解字》，限于手头没有。相信“小河沟”的解释，还是能够成立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幅情景的想象：江南大地，溪流纵横，水网如织。星如棋布的市集小镇，散落其中。有云烟之浩渺，见水雾之蒸腾。那么，古名柳溪之“古”，便成就了另一种意境，幽远流长。明人周鼎《柳溪怀古》诗云：“不见当年种柳人，数株犹自绕湖滨”，写出了诗人的感慨，抑或还能透漏着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气息。
在陶庄镇的历史底片上，第一个应该被显影的人物，肯定是陶文干。“往者保义郎陶文干自姑苏徙此，因号陶庄。从此世家鼎峙，桥亭相望，有南陶庄、北陶庄。”清·光绪《县志·卷二乡镇》抄录有嘉善建县后第一部志书（俗称倪志）中这样一段文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文干迁居陶庄后的影响。陶文干从姑苏苏州迁来陶庄的时间，是“宋绍兴中”。那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公元1131-1162年），长达32年，肯定无法确定具体年份。
对陶文干本人及其家族，可以找得到的史料极少。首先，百度告诉我们，“保义郎”是官名，而且是武职官名。说是在北宋徽宗赵佶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定武职官阶为五十二阶。改右班殿直为保义郎，列第五十阶。南宋高宗时，保义郎在武职五十二阶中，依然列第五十。保义郎品级不太高，但很尊贵。皇上微服出行时，让别人称呼自己为“保义郎”。《水浒传》里宋江的绰号就叫“呼保义”，意思是宋江对皇上的无比忠诚。在宋江征辽功成后，皇上“加宋江为保义郎”，可谓得偿所愿。
其次，转引《浙江通志》记载：明弘治年间，有人在陶庄镇北妙员山盗挖了陶文干墓，得一石碑有云：“宋淳熙十四年，新监镇江府榷务都茶场门陶达，自为志，葬其父于此。”从中，能得到的信息是，新监镇江府榷务都茶场门的陶文干之子陶达，在宋淳熙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187年，葬父于妙员山。榷货务都茶场是宋代署理茶盐税务的官署，在南宋财政经济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绍兴年间宋金战事重启以后，为了便于籌集军饷，淮东、淮西总领所兼提辖榷货务都茶场。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闰十月，诏令榷货务都茶场拨隶户部，与左藏库、文思院、杂买场并称“四辖”，兼涉盐事、酒事、楮币事。监官依旧堂除，各地监场官则由本路提举茶盐官举辟。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好像陶氏家人，所做的官职都不大，品阶也都挺低。但却非常尊贵，而且还相当重要。因此，也就能理解倪志所谓的“世家鼎峙，桥亭相望”。元代诗人杨维祯在《陶庄诗》中，是这样来描写的：
村落成行市井连，日中云集自年年。刀锥有利图衣食，贸易无人索税钱。渔鼓画桥杨柳外，酒旗茅店杏花前。陶家义塾闻相近，教子何须孟母传。
陶家的后人如何如何了，我们真的无从知晓。就连陶文干当年为何会从姑苏迁居于此，我们也不晓得。但陶庄确是因陶家而繁荣、发达。或许，也正因此才会有了所谓的“溪中第一镇”之誉。
比较一下在清·光绪《县志》中所载有关境内几个市镇的记述，魏塘镇有“宋置巡司元为魏塘务”一说，陶庄镇则是“元置巡司并置陶庄务”，还有风泾镇也是“旧名白牛村市，元改为镇置巡司并设白牛务”。相对而言，西塘镇是在明“正统十二年，徙陶庄税课于此”。宋元时期，已设有巡检构的还有王带镇，“元有巡检”。除魏塘镇外，起码是在元朝以前，陶庄、风泾（今为枫泾）、王带（清朝就没落了，在今惠民境内），都已经集市为镇，并设有巡检税务机构。西塘镇或许是个例外，一直要到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置县后近二十年，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才迁建“陶庄税课于此”。
进行这么一番比较的用意，只是想证明宋元时期，甚而至明朝前期，起码有三百来年时间，陶庄镇保持着相当的繁华。也正因此，在嘉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几个文化名人，比如吴镇，比如袁黄，等等，都与陶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显影在陶庄镇历史相册中的那个背影模糊的人物，应该是“元季四家”之一的大画家吴镇。
这里使用“背影模糊的人物”来形容吴镇，想传达的意思是，把吴镇也扯进陶庄镇的历史相册之中，有点牵强。依《义门吴氏谱》载，吴镇祖父“名泽，字伯常，仕承信郎，因官居汴梁，继与杨宣慰同职，后与吕文德守襄阳有功，同故将李曾伯移家嘉兴思贤乡，号雪樵居士。宋亡不臣元，航于海。卒葬澉浦，因名吴家山”。名门望族历代都有编修家谱族谍传统，而且又往往非常重视记录祖上之功德。上述引文里，可以读到的信息应该有这样几点：一是吴泽在宋时有官职，且有守城之功；二是 “移家嘉兴思贤乡”，思贤乡即在陶庄镇境内，而且，就在集镇所在区域；三是宋亡后不再为“臣”，开启了海上航运经商的营生。也正因此，到吴镇父亲吴禾手里，航海而成巨富，人称“大船吴”。当然，到“大船吴”时代，吴禾为守父墓而家居澉浦。再晚一辈的吴镇兄弟，便成了坐享荣华富贵的人物了，也早已移居到了父辈在各地为他们营造的富丽堂皇的花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作为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吴镇，按历代《县志》所作的传记，“工诗翰，善画山水、竹石，每题诗其上，当时称为三绝。”人们将与其同朝的黄公望、倪瓒、王蒙三人一起，并称为“元季四家”，将诗、书、画并呈的绘画，称之为文人画。换言之，“元季四家”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文人画的先河。 真正应该在陶庄镇历史相册中充分显现的人物，是袁黄和袁氏家族。
翻阅清·光绪《县志》，在“人物志”中，列传或在传记里提到与袁黄有关的有不下十人。这里的有关是指或为其先祖，或为其子孙。试着按先后罗列如下：袁顺、袁颢、袁祥、袁仁、袁俨、袁黄、袁豫、袁营、袁荫槐、袁青、袁茂、袁昌龄、袁嵩龄、袁召龄、袁汝淦、袁泽等。一个家族，在《县志》中被点到如此众多的人物，自当能称为名门望族了。如果以袁黄为基准，那么义薄云天的义士袁顺是其四世祖，医术精湛的神医袁颢为三世祖，袁祥为其祖父，袁仁、袁俨则应是其父辈。被誉为“汾湖三杰”的袁豫、袁营、袁荫槐是儿孙辈中重新“出息”的人物，已是“八世孙”。那么，龄字辈的几位便是其“九世孙”，带水的（三点水）便是“十世孙”了。按袁嵩龄《赵田袁氏家谱续刻叙》云：“吾家旧住陶庄，族类蕃衍。经家难，迁徙流离，遂衰弱。”袁氏家族自明而清历三百年之盛衰，也是历史发展之大势。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政治时事的起起落落，造就了如袁氏家族这样名门望族的兴衰变迁。
袁氏家族将袁顺列为其家谱之宗，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诏示着袁氏仗义重情的家风。凡读过中国历史的，都晓得“赵氏孤儿”的故事。千百年来的传说演义，又将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妇孺皆知。袁顺的故事，堪比“赵氏孤儿”。
明惠帝朱允炆继位后，依齐泰、黄子澄等大臣主张“削藩”，而燕王朱棣却想当皇帝。于是，便有了史称“靖难之役”的事变。结果当然是打着“清君侧”旗号的朱棣，不仅清除了齐泰、黄子澄等皇帝身边所谓的“奸臣”，而且连皇帝也一起赶跑了，弄了个小皇帝朱允炆不知所踪的千古之谜。
据《明史》中关于黄子澄、姚善的传记载：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惠帝一面想谈和，一面又暗中遣派黄子澄、齐泰等，到苏州和知府姚善等联络镇江、常州、嘉兴、松江等地起兵勤王。未料勤王之兵尚未聚集，南京却已陷落。姚善以守城为责，欲与苏州城共存亡。后被部下绑送朝廷处死。黄子澄躲到了嘉兴杨任家中，密謀起兵。被人告发而被捕，受磔刑而死，其亲属都或被杀或被流放。杨任和儿子也和黄子澄一并被捕，同样受磔刑而死，亲属朋友一百多家同样或被杀或被流放。
《分湖志》和《分湖小识》有记载，杨家住汾湖边陶庄，杨任曾在江西袁州任太守，黄子澄视之为国士。靖难之役发生时，杨任已因病退养在家。杨家受难之时，其小妾沈氏正怀着身孕，知县领兵去捉拿时，出于同情偷偷放走了她。沈氏后投亲乡下，生了一个男孩。
黄子澄也有一个儿子逃过了劫难的，后改名田经，流落到了湖北咸宁。《分湖志》里告诉我们，带着黄子澄儿子出逃的人，就是袁顺。《县志》中袁顺的传记中，只记录了其豪侠仗义，在黄子澄等被捕遇害时，“自投于河”而被人救起。《分湖志》则接着交代了袁顺因听说黄子澄尚有一儿隐姓埋名藏匿于乡下，便放弃自杀念头，找到了黄子并逃往湖广。直到朝廷赦免建文朝旧臣，袁顺才回到故乡陶庄养老。
在“靖难之役”血雨腥风之时，从杨任收留黄子澄、知县私放杨任小妾，到袁顺带黄子出逃，正应了人间自有正义在。有竹枝词云：“义侠高风不可攀，南都回首泪潸潸。千忠戮尽身犹在，绝命词留袁杞山。”（注：袁顺，字杞山。投河之时曾作绝命词四首。）
袁召龄《赵田宗祠记》有云：“余家世居嘉善之东亭桥，自九世祖赠尚宝司少卿、万历丙戌进士、直隶宝坻县知县了凡公，以职方司主事，赞画东征，与主帅某不协，告归，卜居吴江赵田村。”亭桥，现今仍为亭桥。现在一中校内的慈山、慈湖等所在，就是当年袁黄在魏塘所居之东园。袁黄自“告归”后，就移居去了吴江赵田。所以，袁召龄辈以其为赵田袁氏之“宗”。
在现今惠民新润独社浜发现的袁黄墓，从墓碑所刻的文字，知道为其“九世孙召龄敬立”，应该是袁氏认祖归宗的纪念场所，是在清咸丰年间才设置的（袁召龄乃清咸丰辛亥举人）。
明清以来，因《了凡四训》而声名远播于海内外，袁黄（了凡）俨然成为了中国善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成为了几百年来影响深远的善学思想大家。
“翠岩亭下问棠梨，上客同舟过柳溪。”这是元代的诗人杨维桢应朋友之约游历汾湖时写下的，表达着相对纯粹的寄情于景的感怀。经历了随后的数百年岁月变迁，棠梨之花依然，柳溪肯定不再是那纯粹寄情的柳溪了……
“溪中十八镇，柳溪第一镇”，作为自古而今的赞誉之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编撰《嘉善县乡镇志·陶庄镇》时，就把它放在了开篇引言之中。
一直以来，总想着弄清楚到底是哪十八个镇，在什么时候都以“溪”冠名的，“溪中”指的是多大的范围……环顾四境，还真有不少名之为“溪”的地方，比如麟溪（杨庙）、凝溪（天凝）、蓉溪（大云）、洪溪、双溪、秀溪、锦溪、沙溪等等，好像都在太湖流域范围内，眼下常常会称之为“吴根越角”。问题是，真有十八个名之为“溪”的镇吗？不知道。一二十年过去了，始终也没去做学究式的考证。现在想想，这个“十八”的说法，或许如十八般武艺的说法一样，不是实数。传统文化之中，有关“三”啊、“九”啊、“十八”啊，等等，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数字。而且，往往是意味深长的。
于是，随手去翻阅了一下《新华字典》，对“溪”的注释为：山里的小河沟。从文字学的角度，应该查《说文解字》，限于手头没有。相信“小河沟”的解释，还是能够成立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幅情景的想象：江南大地，溪流纵横，水网如织。星如棋布的市集小镇，散落其中。有云烟之浩渺，见水雾之蒸腾。那么，古名柳溪之“古”，便成就了另一种意境，幽远流长。明人周鼎《柳溪怀古》诗云：“不见当年种柳人，数株犹自绕湖滨”，写出了诗人的感慨，抑或还能透漏着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气息。
在陶庄镇的历史底片上，第一个应该被显影的人物，肯定是陶文干。“往者保义郎陶文干自姑苏徙此，因号陶庄。从此世家鼎峙，桥亭相望，有南陶庄、北陶庄。”清·光绪《县志·卷二乡镇》抄录有嘉善建县后第一部志书（俗称倪志）中这样一段文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文干迁居陶庄后的影响。陶文干从姑苏苏州迁来陶庄的时间，是“宋绍兴中”。那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公元1131-1162年），长达32年，肯定无法确定具体年份。
对陶文干本人及其家族，可以找得到的史料极少。首先，百度告诉我们，“保义郎”是官名，而且是武职官名。说是在北宋徽宗赵佶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定武职官阶为五十二阶。改右班殿直为保义郎，列第五十阶。南宋高宗时，保义郎在武职五十二阶中，依然列第五十。保义郎品级不太高，但很尊贵。皇上微服出行时，让别人称呼自己为“保义郎”。《水浒传》里宋江的绰号就叫“呼保义”，意思是宋江对皇上的无比忠诚。在宋江征辽功成后，皇上“加宋江为保义郎”，可谓得偿所愿。
其次，转引《浙江通志》记载：明弘治年间，有人在陶庄镇北妙员山盗挖了陶文干墓，得一石碑有云：“宋淳熙十四年，新监镇江府榷务都茶场门陶达，自为志，葬其父于此。”从中，能得到的信息是，新监镇江府榷务都茶场门的陶文干之子陶达，在宋淳熙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187年，葬父于妙员山。榷货务都茶场是宋代署理茶盐税务的官署，在南宋财政经济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绍兴年间宋金战事重启以后，为了便于籌集军饷，淮东、淮西总领所兼提辖榷货务都茶场。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闰十月，诏令榷货务都茶场拨隶户部，与左藏库、文思院、杂买场并称“四辖”，兼涉盐事、酒事、楮币事。监官依旧堂除，各地监场官则由本路提举茶盐官举辟。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好像陶氏家人，所做的官职都不大，品阶也都挺低。但却非常尊贵，而且还相当重要。因此，也就能理解倪志所谓的“世家鼎峙，桥亭相望”。元代诗人杨维祯在《陶庄诗》中，是这样来描写的：
村落成行市井连，日中云集自年年。刀锥有利图衣食，贸易无人索税钱。渔鼓画桥杨柳外，酒旗茅店杏花前。陶家义塾闻相近，教子何须孟母传。
陶家的后人如何如何了，我们真的无从知晓。就连陶文干当年为何会从姑苏迁居于此，我们也不晓得。但陶庄确是因陶家而繁荣、发达。或许，也正因此才会有了所谓的“溪中第一镇”之誉。
比较一下在清·光绪《县志》中所载有关境内几个市镇的记述，魏塘镇有“宋置巡司元为魏塘务”一说，陶庄镇则是“元置巡司并置陶庄务”，还有风泾镇也是“旧名白牛村市，元改为镇置巡司并设白牛务”。相对而言，西塘镇是在明“正统十二年，徙陶庄税课于此”。宋元时期，已设有巡检构的还有王带镇，“元有巡检”。除魏塘镇外，起码是在元朝以前，陶庄、风泾（今为枫泾）、王带（清朝就没落了，在今惠民境内），都已经集市为镇，并设有巡检税务机构。西塘镇或许是个例外，一直要到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置县后近二十年，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才迁建“陶庄税课于此”。
进行这么一番比较的用意，只是想证明宋元时期，甚而至明朝前期，起码有三百来年时间，陶庄镇保持着相当的繁华。也正因此，在嘉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几个文化名人，比如吴镇，比如袁黄，等等，都与陶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显影在陶庄镇历史相册中的那个背影模糊的人物，应该是“元季四家”之一的大画家吴镇。
这里使用“背影模糊的人物”来形容吴镇，想传达的意思是，把吴镇也扯进陶庄镇的历史相册之中，有点牵强。依《义门吴氏谱》载，吴镇祖父“名泽，字伯常，仕承信郎，因官居汴梁，继与杨宣慰同职，后与吕文德守襄阳有功，同故将李曾伯移家嘉兴思贤乡，号雪樵居士。宋亡不臣元，航于海。卒葬澉浦，因名吴家山”。名门望族历代都有编修家谱族谍传统，而且又往往非常重视记录祖上之功德。上述引文里，可以读到的信息应该有这样几点：一是吴泽在宋时有官职，且有守城之功；二是 “移家嘉兴思贤乡”，思贤乡即在陶庄镇境内，而且，就在集镇所在区域；三是宋亡后不再为“臣”，开启了海上航运经商的营生。也正因此，到吴镇父亲吴禾手里，航海而成巨富，人称“大船吴”。当然，到“大船吴”时代，吴禾为守父墓而家居澉浦。再晚一辈的吴镇兄弟，便成了坐享荣华富贵的人物了，也早已移居到了父辈在各地为他们营造的富丽堂皇的花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作为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吴镇，按历代《县志》所作的传记，“工诗翰，善画山水、竹石，每题诗其上，当时称为三绝。”人们将与其同朝的黄公望、倪瓒、王蒙三人一起，并称为“元季四家”，将诗、书、画并呈的绘画，称之为文人画。换言之，“元季四家”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文人画的先河。 真正应该在陶庄镇历史相册中充分显现的人物，是袁黄和袁氏家族。
翻阅清·光绪《县志》，在“人物志”中，列传或在传记里提到与袁黄有关的有不下十人。这里的有关是指或为其先祖，或为其子孙。试着按先后罗列如下：袁顺、袁颢、袁祥、袁仁、袁俨、袁黄、袁豫、袁营、袁荫槐、袁青、袁茂、袁昌龄、袁嵩龄、袁召龄、袁汝淦、袁泽等。一个家族，在《县志》中被点到如此众多的人物，自当能称为名门望族了。如果以袁黄为基准，那么义薄云天的义士袁顺是其四世祖，医术精湛的神医袁颢为三世祖，袁祥为其祖父，袁仁、袁俨则应是其父辈。被誉为“汾湖三杰”的袁豫、袁营、袁荫槐是儿孙辈中重新“出息”的人物，已是“八世孙”。那么，龄字辈的几位便是其“九世孙”，带水的（三点水）便是“十世孙”了。按袁嵩龄《赵田袁氏家谱续刻叙》云：“吾家旧住陶庄，族类蕃衍。经家难，迁徙流离，遂衰弱。”袁氏家族自明而清历三百年之盛衰，也是历史发展之大势。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政治时事的起起落落，造就了如袁氏家族这样名门望族的兴衰变迁。
袁氏家族将袁顺列为其家谱之宗，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诏示着袁氏仗义重情的家风。凡读过中国历史的，都晓得“赵氏孤儿”的故事。千百年来的传说演义，又将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妇孺皆知。袁顺的故事，堪比“赵氏孤儿”。
明惠帝朱允炆继位后，依齐泰、黄子澄等大臣主张“削藩”，而燕王朱棣却想当皇帝。于是，便有了史称“靖难之役”的事变。结果当然是打着“清君侧”旗号的朱棣，不仅清除了齐泰、黄子澄等皇帝身边所谓的“奸臣”，而且连皇帝也一起赶跑了，弄了个小皇帝朱允炆不知所踪的千古之谜。
据《明史》中关于黄子澄、姚善的传记载：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惠帝一面想谈和，一面又暗中遣派黄子澄、齐泰等，到苏州和知府姚善等联络镇江、常州、嘉兴、松江等地起兵勤王。未料勤王之兵尚未聚集，南京却已陷落。姚善以守城为责，欲与苏州城共存亡。后被部下绑送朝廷处死。黄子澄躲到了嘉兴杨任家中，密謀起兵。被人告发而被捕，受磔刑而死，其亲属都或被杀或被流放。杨任和儿子也和黄子澄一并被捕，同样受磔刑而死，亲属朋友一百多家同样或被杀或被流放。
《分湖志》和《分湖小识》有记载，杨家住汾湖边陶庄，杨任曾在江西袁州任太守，黄子澄视之为国士。靖难之役发生时，杨任已因病退养在家。杨家受难之时，其小妾沈氏正怀着身孕，知县领兵去捉拿时，出于同情偷偷放走了她。沈氏后投亲乡下，生了一个男孩。
黄子澄也有一个儿子逃过了劫难的，后改名田经，流落到了湖北咸宁。《分湖志》里告诉我们，带着黄子澄儿子出逃的人，就是袁顺。《县志》中袁顺的传记中，只记录了其豪侠仗义，在黄子澄等被捕遇害时，“自投于河”而被人救起。《分湖志》则接着交代了袁顺因听说黄子澄尚有一儿隐姓埋名藏匿于乡下，便放弃自杀念头，找到了黄子并逃往湖广。直到朝廷赦免建文朝旧臣，袁顺才回到故乡陶庄养老。
在“靖难之役”血雨腥风之时，从杨任收留黄子澄、知县私放杨任小妾，到袁顺带黄子出逃，正应了人间自有正义在。有竹枝词云：“义侠高风不可攀，南都回首泪潸潸。千忠戮尽身犹在，绝命词留袁杞山。”（注：袁顺，字杞山。投河之时曾作绝命词四首。）
袁召龄《赵田宗祠记》有云：“余家世居嘉善之东亭桥，自九世祖赠尚宝司少卿、万历丙戌进士、直隶宝坻县知县了凡公，以职方司主事，赞画东征，与主帅某不协，告归，卜居吴江赵田村。”亭桥，现今仍为亭桥。现在一中校内的慈山、慈湖等所在，就是当年袁黄在魏塘所居之东园。袁黄自“告归”后，就移居去了吴江赵田。所以，袁召龄辈以其为赵田袁氏之“宗”。
在现今惠民新润独社浜发现的袁黄墓，从墓碑所刻的文字，知道为其“九世孙召龄敬立”，应该是袁氏认祖归宗的纪念场所，是在清咸丰年间才设置的（袁召龄乃清咸丰辛亥举人）。
明清以来，因《了凡四训》而声名远播于海内外，袁黄（了凡）俨然成为了中国善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成为了几百年来影响深远的善学思想大家。
“翠岩亭下问棠梨，上客同舟过柳溪。”这是元代的诗人杨维桢应朋友之约游历汾湖时写下的，表达着相对纯粹的寄情于景的感怀。经历了随后的数百年岁月变迁，棠梨之花依然，柳溪肯定不再是那纯粹寄情的柳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