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有青年朋友向我推荐一本新书《绝版魏晋——(世说新语)另类解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12月版)，说是很好看。于是，我也弄一本来看。此书围绕《世说新语》讲魏晋间人物的故事，内容相当有趣，文字清新通脱，娓娓说来，头头是道。翻了翻。见到小标题里还用了不少流行的新派词语，例如“愤青”、“VS”、“PK”之类，青年人喜欢读是可以理解的。我也觉得耳目一新。但抽读了一小部分以后就废然而止了。书中随便说话甚至信口开河之处实在不少，用这种比较轻率的态度来写书恐怕很危险。观点和文风追求新鲜或“另类”本自无妨，乃是好事，但凡是涉及具体史实及相关背景还是要有切实可信的根据。非守正不足以言创新，以意为之总归不大好——这样岂非自误而且误人。
试就这本书开头部分略举二例以见一斑。书中第二则说起孔融，有道是：
在征袁绍的战斗中，曹丕纳当时的美女袁绍的儿媳为妾。针对此事，孔融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曹操的目标是孔融。他不担心孔融威胁自己的统治，他无法接受的是在首都有一个人，四海青年才俊皆以其为师；这个人的家里，每天宾客盈门，议论他曹丞相的活动，连自己的儿子找个姑娘也跳出来点评两句。
……因死于“大逆不道”，横尸街头后，竟一时无人为其收尸。关于孔融的名字和著作，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也很少被人再提及。直到曹操死了，曹丕即位建立魏国，才给孔融进行了平反。孔融作品的文学性虽一般，但毕竟学问和名气很大。被认为是建安时代的一代宗师。
这里有许多问题。曹丕纳袁绍的儿媳、袁熙的夫人甄氏，是正式迎娶过来的，史书没有说起过她是妾；曹丕当了皇帝以后，她就是皇后，虽然不久就被赐死了。曹丕与甄氏的儿子曹敹后来继承皇位，是为明帝。又上文既然说她原是“袁绍的儿媳”，下文却道“(曹操)自己的儿子找个姑娘”，措辞前后矛盾，后文恐怕应当适当加以修改。
孔融决非只因虚名遭忌，他对曹操实在是构成了威胁的；对此，谋虑深远的政治家曹操予以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后汉书·孔融传》载：
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又尝奏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见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
曹操为了完成自己的“大业”，非除去这样一个反对派不可。按曹操表制酒禁是为了节省粮食，保障军需，大约是怕人心动摇吧，公开宣示的理由没有涉及这一点，讲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孔融却公开表示反对，并且揭出粮食紧张这一敏感话题。孔融这样做应当说是不恰当的。鲁迅先生就禁酒问题议论道：“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文人议政，最容易犯这种只讲某种道理而不顾实际情形的毛病。建安九年(204)，孔融在曹操自领冀州牧并力图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之时提出《卜书请准古王畿制》，中心思想是加强皇室的实力，抵制曹操扩充地盘的企图。按照他的意见，连邺城这个曹操的大本营也得取消。《后汉书·荀或传》载：“九年，操拔邺，自领冀州牧。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操将从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操报日：‘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遂寝九州议。”恢复古九州则冀帅管辖的范围将大大扩大，这一建议很对曹操的心事，可惜正如荀或指出的那样，当下条件尚不成熟，于是只好先行搁置。孔融的另一种复古方案则意义完全相反，正如《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胡三省注所说：“《周礼》：方千里日国畿，其外方五百里为侯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则操不可以居邺矣，故惮之。”表面上都引经据典地讲复古，其实双方各有深意。诸如此类的事实表明，孔融乃是曹操最重要的反对派之一，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界的领军人物而已。
书中又说：“直到曹操死了，曹丕即位建立魏国。才给孔融进行了平反。”这话也不符合实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高度评价孔融的创作成就，列为七子之首，可算是为孔融平了反，而此文写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此时上距孔融被杀正好十年。曹丕这时的身份是魏国(诸侯国。不是魏王朝)的太子，曹操当然也还健在(详见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P441—442)。被父亲杀掉的政治犯，儿子却出来说好话，似乎很奇怪，但这是可以解释的，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曹丕这样做，很可能得到父王曹操的默许，甚至授意。没有一个太子是敢于在重大问题上妄自有什么主张的。
这本书第七则题曰“战死街头”，说的是魏高贵乡公曹髦的故事：
一个年轻的皇帝，不甘心受权臣的摆弄。带领一帮残弱卫士欲作决死反击，冲上洛阳街头，但终于寡不敌众，血染长路。
……在洛阳的大街上，贾充的人马和曹髦的亲军相遇了。这曹髦也豁出命去了，挥剑冲杀。贾充所带的军队见皇帝怒了，都不敢近前，不断往后退。眼看形势不妙，贾充急忙扭头对身边的部将成济说：“司马大将军养你何用?”成济愣了一下，随即催马上前，一枪将年仅二十岁的魏国皇帝曹髦刺死于辇上。(P16—17)
文字颇为生动，但这一场恶战的概况如《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所载，是这样的：
帝(曹髦)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伯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伯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
可知这一场战斗发生在宫阙之内，并不在洛阳大街上。不敢近前的是司马俑的部下；成济乃是太子舍人，并非贾充的部将。关于这一事件。裴松之注还引了另外一些史料，细节略有出入，但也都没有血染洛阳街头等情节。作者大约是用写小说的思路来作古书的另类解读了，用在这本书里自然并不合适。
这本书有三再二十多页，只看了不到一个零头，就不大看得下去了。琐细的不准确之处就更多，不复一一。这样的书实在让人很不敢放心，而向我推荐此书的青年人却说好看，这就更让人忧心忡忡了。
近年来出版了不少通俗地讲述古代以及近现代人物掌故的书，大抵讲究可读性，可惜真正能够深入浅出的好像不太多，而多处带有硬伤或简直信口开河的却不甚少见。这个领域看上去很繁荣，其实很令人担忧。出版家恐怕要另动些脑筋，不能只顾一时的码洋和利润。书评工作者在这个领域中应当敢于开展不讲客气的批评，进行认真切实心平气和的讨论。
试就这本书开头部分略举二例以见一斑。书中第二则说起孔融，有道是：
在征袁绍的战斗中，曹丕纳当时的美女袁绍的儿媳为妾。针对此事，孔融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曹操的目标是孔融。他不担心孔融威胁自己的统治，他无法接受的是在首都有一个人，四海青年才俊皆以其为师；这个人的家里，每天宾客盈门，议论他曹丞相的活动，连自己的儿子找个姑娘也跳出来点评两句。
……因死于“大逆不道”，横尸街头后，竟一时无人为其收尸。关于孔融的名字和著作，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也很少被人再提及。直到曹操死了，曹丕即位建立魏国，才给孔融进行了平反。孔融作品的文学性虽一般，但毕竟学问和名气很大。被认为是建安时代的一代宗师。
这里有许多问题。曹丕纳袁绍的儿媳、袁熙的夫人甄氏，是正式迎娶过来的，史书没有说起过她是妾；曹丕当了皇帝以后，她就是皇后，虽然不久就被赐死了。曹丕与甄氏的儿子曹敹后来继承皇位，是为明帝。又上文既然说她原是“袁绍的儿媳”，下文却道“(曹操)自己的儿子找个姑娘”，措辞前后矛盾，后文恐怕应当适当加以修改。
孔融决非只因虚名遭忌，他对曹操实在是构成了威胁的；对此，谋虑深远的政治家曹操予以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后汉书·孔融传》载：
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又尝奏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见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
曹操为了完成自己的“大业”，非除去这样一个反对派不可。按曹操表制酒禁是为了节省粮食，保障军需，大约是怕人心动摇吧，公开宣示的理由没有涉及这一点，讲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孔融却公开表示反对，并且揭出粮食紧张这一敏感话题。孔融这样做应当说是不恰当的。鲁迅先生就禁酒问题议论道：“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文人议政，最容易犯这种只讲某种道理而不顾实际情形的毛病。建安九年(204)，孔融在曹操自领冀州牧并力图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之时提出《卜书请准古王畿制》，中心思想是加强皇室的实力，抵制曹操扩充地盘的企图。按照他的意见，连邺城这个曹操的大本营也得取消。《后汉书·荀或传》载：“九年，操拔邺，自领冀州牧。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操将从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操报日：‘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遂寝九州议。”恢复古九州则冀帅管辖的范围将大大扩大，这一建议很对曹操的心事，可惜正如荀或指出的那样，当下条件尚不成熟，于是只好先行搁置。孔融的另一种复古方案则意义完全相反，正如《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胡三省注所说：“《周礼》：方千里日国畿，其外方五百里为侯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则操不可以居邺矣，故惮之。”表面上都引经据典地讲复古，其实双方各有深意。诸如此类的事实表明，孔融乃是曹操最重要的反对派之一，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界的领军人物而已。
书中又说：“直到曹操死了，曹丕即位建立魏国。才给孔融进行了平反。”这话也不符合实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高度评价孔融的创作成就，列为七子之首，可算是为孔融平了反，而此文写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此时上距孔融被杀正好十年。曹丕这时的身份是魏国(诸侯国。不是魏王朝)的太子，曹操当然也还健在(详见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P441—442)。被父亲杀掉的政治犯，儿子却出来说好话，似乎很奇怪，但这是可以解释的，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曹丕这样做，很可能得到父王曹操的默许，甚至授意。没有一个太子是敢于在重大问题上妄自有什么主张的。
这本书第七则题曰“战死街头”，说的是魏高贵乡公曹髦的故事：
一个年轻的皇帝，不甘心受权臣的摆弄。带领一帮残弱卫士欲作决死反击，冲上洛阳街头，但终于寡不敌众，血染长路。
……在洛阳的大街上，贾充的人马和曹髦的亲军相遇了。这曹髦也豁出命去了，挥剑冲杀。贾充所带的军队见皇帝怒了，都不敢近前，不断往后退。眼看形势不妙，贾充急忙扭头对身边的部将成济说：“司马大将军养你何用?”成济愣了一下，随即催马上前，一枪将年仅二十岁的魏国皇帝曹髦刺死于辇上。(P16—17)
文字颇为生动，但这一场恶战的概况如《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所载，是这样的：
帝(曹髦)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伯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伯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
可知这一场战斗发生在宫阙之内，并不在洛阳大街上。不敢近前的是司马俑的部下；成济乃是太子舍人，并非贾充的部将。关于这一事件。裴松之注还引了另外一些史料，细节略有出入，但也都没有血染洛阳街头等情节。作者大约是用写小说的思路来作古书的另类解读了，用在这本书里自然并不合适。
这本书有三再二十多页，只看了不到一个零头，就不大看得下去了。琐细的不准确之处就更多，不复一一。这样的书实在让人很不敢放心，而向我推荐此书的青年人却说好看，这就更让人忧心忡忡了。
近年来出版了不少通俗地讲述古代以及近现代人物掌故的书，大抵讲究可读性，可惜真正能够深入浅出的好像不太多，而多处带有硬伤或简直信口开河的却不甚少见。这个领域看上去很繁荣，其实很令人担忧。出版家恐怕要另动些脑筋，不能只顾一时的码洋和利润。书评工作者在这个领域中应当敢于开展不讲客气的批评，进行认真切实心平气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