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财经网》述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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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希克·巴苏：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在连续多年强调基于实证的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后，经济学家显然开始对政治家拥有了一定影响力。不过经济学家现在要做的，就是给同样一批政治家洗脑，好让他们明白，那种在采纳任何政策之前都必须引用一点什么证据的做法，根本算不上是基于实证的政策制定。
　　土耳其总统不断引用各种数据来捍卫他用国家担保信贷来淹没土耳其经济的决定。但这一政策只是服务于用短期增长换取公众支持的政治动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同样依靠列举一系列简单化的贸易逆差数字，来支撑他的保护主义政策。但事实表明，这样的政策会损害那些特朗普声称要保护的人民。
　　如今，特朗普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试图为国会共和党人削减企业税的做法辩护，声称在过去发达国家这样做的时候，劳动者每年的增收远高于4000美元。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减税措施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回购股票而股东获得更高分红来实现的。目前还不清楚哈塞特究竟从哪得到的这一数据。但至少他有可能会误读了这个数字。
　　此外，重要的是认识到数据本身并不足以确定未来的期望或政策。虽然数据的收集必然有其价值，但也得在常识的引导下进行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因为那些无视老百姓观点和看法的经济学家可能会遗漏一些关键见解。
　　人们的日常经验提供了大量可能有用的信息。虽然基于个人经验的常识性方法并不是最科学的，但也不应被忽视。直觉和常识对我们的进化至关重要。毕竟如果人类无法通过经验或观察得出关于世界的相对准确结论，我们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物种存续下来。
　　更系统科学研究方法的發展并没有减少对这种直觉推理的需求。事实上，某些重要而不明显的事实最适用于用纯粹的理性来进行推理。以毕达哥拉斯定理为例，它建立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三面关系。如果所有的结论都必须通过大量的数据集才能得出，毕达哥拉斯将不得不去测量大量的直角三角形。当然批评者可能会争辩说，毕达哥拉斯看过的样本是有偏差的，因为所有的三角形都是从地中海地区收集得来的。
　　归纳推理对于实现某种知识来说也至关重要。我们知道一个苹果不会停在半空中，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东西掉到了地上。但是这样的推理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指出的：“每天精心喂养和把鸡杀掉的可以是同一个人，这说明鸡还需要对自然的统一性具备更为细致的看法。”
　　当然，许多政策制定者——不仅仅是埃尔多安和特朗普——作出错误决定的原因可不是对证据的误读，而是因为他们更喜欢追求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以让其赞助者或自身得益。在这种情况下，揭露他们口中所谓证据的不恰当性可能是唯一的选择。但在其余情况下必须倡导一个更全面的方法，好让领导者能在过硬数据的支持下使用“合理的直觉”来得出有效的结论。只有这样，基于实证进行有效决策的时代才会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