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孔原,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海关总署署长,孔原不仅是新中国海关事业的开拓者,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经历。
孔原,原名陈铁铮,1906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九里坪(现为张家湾村),父亲是个理发匠,社会地位低下,家境贫寒。孔原自幼跟随姑父长大,11岁时就到杂货店给人当学徒。
由于姑父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孔原经常有机会去矿上。矿工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悲惨的生活境遇深深地刺激了他幼小的心灵,尤其是矿难发生时的惨状,更令他终生难忘,他从小便暗下决心要为劳苦大众谋幸福。
1924年冬,孔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时值国共合作,孔原先后担任了萍乡县总工会纠察部部长、学生会会长以及国民党萍乡县党部农工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21岁的孔原出任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孔原被组织上派到上海从事工运工作,由于表现优异,又于次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9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8月,孔原学成归国,他先是被派到武汉从事兵运工作,后又到上海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由于向忠发叛变,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一度遭受重创,孔原临危受命,出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从此开始了他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生涯。
卓越的隐蔽战线领导者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组建南方局,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此时,正值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反共气焰十分嚣张。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迅速扩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越来越艰难。1940年5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提出在国统区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总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这时,孔原接替博古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之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与大后方抗日民主救亡和统战工作。
孔原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又有极强的组织工作能力。他一到重庆,就着手组建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以领导川东、川康、贵州、湖南、云南、鄂西、湘鄂边等地党的工作。重庆的环境异常险恶,连孔原自己都险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但他临危不惧,出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后,积极协助周恩来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既富有创见又具有操作性的构想。
孔原认为,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就越是要埋头苦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要想尽办法把党组织转入地下,一方面及时充实可靠的干部,另一方面及时撤离暴露的干部。皖南事变后,孔原又提出要使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完全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他还大胆提出党员“职业化”的构想,即引导党员通过从事国统区的一些公开职业来掩护党的工作,指出不能把现实的斗争环境与理想化的党的工作环境简单对立起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同志在牢记初心使命的同时,要积极从事具体的社会生产,从而通过有效的“社会化”来掩护党的工作。1942年1月,孔原还特别提醒大家,在隐蔽时期的工作要尽量避免公开的“硬碰硬”,要广交朋友,不断创新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为了强化地下交通人员的革命气节教育,孔原专门翻译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的传记,在《新华日报》上热情介绍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号召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向季米特洛夫学习,既要在斗争中经受住考验,又要善于以敌人之矛攻敌人之盾,即利用各种合乎当时国统区法律的手段进行斗争。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国统区反共活动此起彼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贵阳交通站、驻韶关办事处先后被迫关闭或撤销,中共贵州省委、鄂西特委等不同程度遭到破坏。为了应对这种严峻形势,孔原受南方局常委会委托,组织制定了保密工作六条规定,对内部文件的流转使用、日常保管,人员外出以及突发事件应对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大搞“短促突击”,经常在一些公共场合突然秘密逮捕被他们锁定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并不择手段地力求在两个小时内攻破一些立场不坚定、贪生怕死之徒的防线,然后再把那些人悄悄放掉,以便那些叛徒若无其事地返回岗位从事内部破坏活动。对此,孔原一方面反复强调要充分认识到敌人伎俩的恶毒和危害,另一方面从工作纪律层面明确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外出尽量“双人同行”,以保护同志、保全组织。
在孔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同时集中了南方局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周恩来正式提出了南方局細化落实隐蔽战线“十六字”方针的具体策略,即著名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工作策略。勤学,主要针对学生地下党员,要求他们学好功课,争取优异成绩;勤业,主要针对非学生地下党员,要求他们利用各种关系找到合法社会职业,尤其是在国统区的保甲、教育、军事、经济等领域找工作,不断提高业务水平,而在衣着、发式和言谈举止上也必须与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相符合,不要让他人看出破绽产生怀疑;勤交友,则是对所有地下党员提出的共同准则,要求每名同志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广交各方朋友,开展好统一战线工作。“三勤”“三化”工作策略,为抗战后期国统区党组织的发展、民主运动兴起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孔原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说服贾唯英安心工作
1942年2月的一天,有个叫贾唯英的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重庆日报社工作)突然从成都跑到南方局在重庆的驻地红岩。原来,她前不久识破了一个伪装成地下党试图与其接头的特务。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贾唯英深深感到只身在外、远离党组织的辛酸和委屈,便不想再从事隐蔽工作。孔原一见她还没张口说话,就已是眼泪汪汪,心里猜出了个八九不离十。其实,他也正想找贾唯英谈一谈隐蔽战线的工作方法问题,因为他听说贾唯英前不久在成都公开组织工人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孔原先给贾唯英倒了杯热水,和蔼地鼓励她说:“不要难过,有什么委屈和困难,说出来!”果不其然,贾唯英抹了抹眼泪,哽咽地说道:“我不隐蔽了,像没娘的孤儿一样,日子太难过了……”接着,她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并且固执地说:“我不隐蔽,我要干革命,死也要和你们在一起!”
孔原,原名陈铁铮,1906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九里坪(现为张家湾村),父亲是个理发匠,社会地位低下,家境贫寒。孔原自幼跟随姑父长大,11岁时就到杂货店给人当学徒。
由于姑父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孔原经常有机会去矿上。矿工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悲惨的生活境遇深深地刺激了他幼小的心灵,尤其是矿难发生时的惨状,更令他终生难忘,他从小便暗下决心要为劳苦大众谋幸福。
1924年冬,孔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时值国共合作,孔原先后担任了萍乡县总工会纠察部部长、学生会会长以及国民党萍乡县党部农工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21岁的孔原出任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孔原被组织上派到上海从事工运工作,由于表现优异,又于次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9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8月,孔原学成归国,他先是被派到武汉从事兵运工作,后又到上海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由于向忠发叛变,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一度遭受重创,孔原临危受命,出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从此开始了他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生涯。
卓越的隐蔽战线领导者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组建南方局,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此时,正值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反共气焰十分嚣张。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迅速扩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越来越艰难。1940年5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提出在国统区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总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这时,孔原接替博古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之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与大后方抗日民主救亡和统战工作。
孔原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又有极强的组织工作能力。他一到重庆,就着手组建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以领导川东、川康、贵州、湖南、云南、鄂西、湘鄂边等地党的工作。重庆的环境异常险恶,连孔原自己都险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但他临危不惧,出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后,积极协助周恩来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既富有创见又具有操作性的构想。
孔原认为,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就越是要埋头苦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要想尽办法把党组织转入地下,一方面及时充实可靠的干部,另一方面及时撤离暴露的干部。皖南事变后,孔原又提出要使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完全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他还大胆提出党员“职业化”的构想,即引导党员通过从事国统区的一些公开职业来掩护党的工作,指出不能把现实的斗争环境与理想化的党的工作环境简单对立起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同志在牢记初心使命的同时,要积极从事具体的社会生产,从而通过有效的“社会化”来掩护党的工作。1942年1月,孔原还特别提醒大家,在隐蔽时期的工作要尽量避免公开的“硬碰硬”,要广交朋友,不断创新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为了强化地下交通人员的革命气节教育,孔原专门翻译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的传记,在《新华日报》上热情介绍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号召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向季米特洛夫学习,既要在斗争中经受住考验,又要善于以敌人之矛攻敌人之盾,即利用各种合乎当时国统区法律的手段进行斗争。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国统区反共活动此起彼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贵阳交通站、驻韶关办事处先后被迫关闭或撤销,中共贵州省委、鄂西特委等不同程度遭到破坏。为了应对这种严峻形势,孔原受南方局常委会委托,组织制定了保密工作六条规定,对内部文件的流转使用、日常保管,人员外出以及突发事件应对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大搞“短促突击”,经常在一些公共场合突然秘密逮捕被他们锁定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并不择手段地力求在两个小时内攻破一些立场不坚定、贪生怕死之徒的防线,然后再把那些人悄悄放掉,以便那些叛徒若无其事地返回岗位从事内部破坏活动。对此,孔原一方面反复强调要充分认识到敌人伎俩的恶毒和危害,另一方面从工作纪律层面明确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外出尽量“双人同行”,以保护同志、保全组织。
在孔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同时集中了南方局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周恩来正式提出了南方局細化落实隐蔽战线“十六字”方针的具体策略,即著名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工作策略。勤学,主要针对学生地下党员,要求他们学好功课,争取优异成绩;勤业,主要针对非学生地下党员,要求他们利用各种关系找到合法社会职业,尤其是在国统区的保甲、教育、军事、经济等领域找工作,不断提高业务水平,而在衣着、发式和言谈举止上也必须与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相符合,不要让他人看出破绽产生怀疑;勤交友,则是对所有地下党员提出的共同准则,要求每名同志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广交各方朋友,开展好统一战线工作。“三勤”“三化”工作策略,为抗战后期国统区党组织的发展、民主运动兴起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孔原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说服贾唯英安心工作
1942年2月的一天,有个叫贾唯英的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重庆日报社工作)突然从成都跑到南方局在重庆的驻地红岩。原来,她前不久识破了一个伪装成地下党试图与其接头的特务。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贾唯英深深感到只身在外、远离党组织的辛酸和委屈,便不想再从事隐蔽工作。孔原一见她还没张口说话,就已是眼泪汪汪,心里猜出了个八九不离十。其实,他也正想找贾唯英谈一谈隐蔽战线的工作方法问题,因为他听说贾唯英前不久在成都公开组织工人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孔原先给贾唯英倒了杯热水,和蔼地鼓励她说:“不要难过,有什么委屈和困难,说出来!”果不其然,贾唯英抹了抹眼泪,哽咽地说道:“我不隐蔽了,像没娘的孤儿一样,日子太难过了……”接着,她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并且固执地说:“我不隐蔽,我要干革命,死也要和你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