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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福正把成串的蚝从水里捞出来，身后的农家小院升起炊烟，山边小道，栉比鳞次的梯田，偶尔会传来一声鸡啼。每到傍晚，踩着杂草和砾石，行至河边，魏德福习惯性地仰起脖子望向河对岸。
河对面是澳门。有人在奢华的赌厅里一掷千金，威尼斯人酒店里布置着人造天空，新葡京酒店里陈列着保时捷跑车。
横琴岛距香港特区34海里，与澳门一水之隔，水面最近距离不过200米。
以前，这里是“一国两制”的交汇点，眼下，它正被打造成一国两制第三地。2011年10月，横琴开发满两年后，珠海市委书记甘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国有融合，两制有竞争，融合与竞争，创造第三地。”
为六亿人民站岗无限光荣
1976年，魏德福出生在横琴岛最古老的村庄：旧村。据说建于明朝。他还记得，小时候，岛上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通讯不通，父母往往要走一两个小时去种田。
横琴下辖11个自然村，常住人口7000多人，其中拥有横琴户籍的原居民约4000多人。除了海水，横琴没什么资源，多数人以养蚝、打渔为生，少许人还种植些香蕉。资源匮乏，当地自古以后就有“生不到横琴，死不到广州”的说法。
连接横琴岛与珠海的横琴大桥尚未落成时，岛上居民坐船去珠海需要3个小时，相比起来，去澳门却只需几分钟。因此，多数横琴岛居们选择将自家的农海产品运到澳门出售，会获得更高的回报。
虽然穷，横琴却比内地更早接触了“资本主义玩艺儿”：澳门的老婆饼，顺水漂到村口的塑料袋、塑料瓶，或者塑料花，都被村民们当成稀奇物件捡起来，看半天。不过，顺海漂流而来的都叫“海上漂浮物”，必须上缴，私藏资本主义玩艺儿，要犯政治错误。
作为离资本主义最近的地区之一，横琴既是社会主义的最后坚守阵地，同时也是宣传阵地。村民们回忆，当时入横琴便可见一条醒目的标语，这边是“为六亿人民站岗无限光荣”，对面码头是：“风景这边独好”；两条标语之间，站岗的哨兵都荷枪实弹，面孔严肃而紧张地注视着两岸的动静。
虽然穷，横琴人也有内地人羡慕的特权：拥有横琴户口的居民，凭横琴岛村民证，可以自由进出澳门。在红旗村所设的码头，是专为岛上居民来往澳门所用。但是，“自由”只能在早7点30分至下午4点半之间，若有人逾时不归，留宿在资本主义社会，将视情节获得几个月至一年不得去澳门的惩罚。
码头附近停着很多渔船，鱼贩在码头附近收鱼，渔民大多是外来的。在码头排队的人不屑于去打渔：横琴人是不会干这些的，去澳门打工才体面。
去了澳门，横琴人一般也是出苦力，男人去挖坟场、做建筑工人，女人则是做帮佣。40岁以上的横琴女人出门，多要戴帽子或用花布包着头，她们怕晒黑——晒黑了，或穿得差，就不容易在澳门找到工作。
魏德福在五六岁时就跟着父母去过澳门。他至今仍记得，每次准备去澳门时，魏德福都很兴奋，四点就起床，走两个小时到码头，然后坐“叭叭”叫的木头船，五六分钟后，就到达了梦想的彼岸。船费为葡币两元，相当于人民币几毛钱。
初到澳门的魏德福伸长了脖子，哪里都想看。他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街上每一个青年都穿着一条裤脚很大的牛仔喇叭裤，女士都有一头飘逸、靓丽、帖服的直发，不过每个人走在街上都急惶惶的，好像被狗追的兔子一样。
在资本主义赚钱，回社会主义睡觉
谢速莲是1988年从广东梅州来横琴岛的。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得知横琴岛离澳门只有一条河，谢速莲花了两块钱从梅州坐船来到横琴。“觉得怎么都好，比大陆好。”尽管身边很多人去广州、深圳打工，谢速莲都觉得比不上自己在横琴，她坚信成为横琴人就是成了澳门人。澳门对谢速莲来说，有“国外的感觉”，儿子将来也上澳门大学。
最初靠发豆芽谋生，之后开了一间杂货店，丈夫做水电工，谢速莲渐渐站稳了脚跟。2003年，她终于通过购房入户，拿到横琴户口，她和家人开始和横琴的原住民一样，早上7点一过，就到红旗村码头上热闹地去排队到澳门。
终于可以自由出入澳门，谢速莲却没感到向往的自由。4点半必须返岛，但澳门许多工作通常这时还没下班。为了保证岛民按时返岛，横琴与澳门方面分别制订了出入政策，早上出横琴时，用村民证换来一个黄色的上街证，入了澳门港口后，再用黄上街证换一个澳门发放的白色上街证。
“还不如回来做个小生意。”谢速莲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在横琴做起了小买卖。
魏德福很少提澳门两个字，他总是说“那边”。他也不愿谈起父母的澳门人身份。1990年，在澳门卖菜的母亲正好赶上澳门大赦：当天在澳门的人，都可以申请成为澳门人。魏德福的母亲当天刚好在澳门，怕人家觉得她是卖菜的看低她，连秤杆都扔了。那一晚回到横琴，知道这个消息的一家人有些兴奋和忐忑。
七年后，魏德福的母亲成为澳门永久居民，父亲也申请去了澳门。按规定，双方均满60岁后，可为一个子女申请澳门身份。
与谢速莲的感受不同，魏德福的父母对在澳门的生活非常满意，父亲做保安，母亲做清洁工，“岁数大了，回到横琴没人聘请，在那边工资很高”，而且每天上下午各有一次半小时的咖啡时间，“人性化一点”。但由于澳门的消费很高，二人仍选择回横琴居住，父亲一星期回来一次，母亲每天都回来。
魏德福一直慎谈父母成为澳门人的事。他觉得“追求资本主义生活”不是个好名声。但是，父母到了澳门以后，魏德福觉得，“气质上不一样了，衣服穿得整洁多了，说话也文绉绉的。”
尽管如此，他也承认，资本主义澳门的有些事，他不太能理解，比如，澳门路不宽，车也很多，但就是不堵车，人们之间很礼让；还有，澳门人的房子不如横琴的宽敞，但养老福利特别好，每年年底都发钱，还有水果金；到医院去看病也不要钱，去卫生局的小药店买药也不要钱，魏德福因此不需要负担父母太多花销，比别的村民少了很多负担；澳门的幼儿园免费，而横琴岛的孩子们没有自己的幼儿园，必须坐车20分钟到珠海湾仔，即便如此，魏德福除了要为他四岁的女儿付幼儿园的书费、饭费、牛奶费，每月账单还有一项他始终搞不清楚的“其他收费”。
资本主义看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不是一切如意。
澳门人李贤礼以前时常从离横琴最近的路环岛搭船去横琴，钓上一天鱼再返回澳门。但他从没有在横琴留宿，因为“横琴实在找不出其他可以消费的事情”。
他因此十分理解当年从横琴偷渡到澳门的人。澳门回归前夕，他经常听到街上响起的警笛声。警笛一响，意味着发现了偷渡的内地人。十几年过去了，偷渡问题似乎得到控制，但澳门自己的问题越来越多。
地道的澳门人卓重贤是工程顾问，他发现招人越来越难。澳门楼宇越盖越高，窄窄的街道，密密麻麻的房子，可供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金融风暴伊始，澳门赌业渐陷困境，随着建筑业、房地产业的下滑，就业率遭受重大打击。“澳门太小了，既缺产业，又缺人才。”
然而卓重贤发现，原来死岛一般的横琴如今动起来了。车流潮动汹涌，打桩机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入夜，与澳门夜生活的霓红灯相辉映的，是横琴岛上挑灯施工的灯光。
2009年8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作为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横琴新区成立近两年，澳门大学新校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及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17个重点项目先后动工。
在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横琴片区的市政道路施工现场，百台打桩机同时施工，业内称这是国内少有的“像盖楼一样来建马路”，基础设施按100年标准设计，埋在地下的水电气管道，修建得像英国老城的下水道一样，“大到可以开小汽车”。
“横琴岛的开发会对澳门经济多元化提供新的空间。”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考察澳门和珠海时曾说。为了跟澳门产业形成互动，横琴选择了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此外还确定了如金融创新、金融服务、高新技术、科教研发和中医保健等产业。
魏德福和谢速莲从来没敢想横琴还会对澳门有这么大作用。魏德福只是觉得自己好几年没去澳门了，“去了有什么用，他们有的我们全都有了”。
横琴新区大开发，为岛民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到澳门谋生横琴居民越来越少。横琴渡口最高峰时，曾经每天有近600人次往返两岸，为了摆渡这些人，横琴顺达运输公司为这条航线总共雇佣了40名船员；如今，日摆渡人次最高只有100多。
制度创新最大的障碍是旧体制
在广东省发改委网站上，对横琴岛的描述是：“一国两制”的交会点和“内外辐射”的接合部。
对于魏德福来说，“一国两制”在他生活中也时时交会。一方面，他曾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和村干部，负责传达落实来自上级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要求他们向社会工作者转型，并设定了考核标准，1000分的考核内容里，社会工作占了900分。为了实现这种转型，横琴实行了基层组织委员负责制，只要村民打报告反映问题，马上有人去落实。
曾有官员计划修个牌坊——仅仅是为了装饰，征求意见后，村民们普遍认为，路灯、排水管道是最急需解决的。于是，立牌坊换成了修路灯和排水管道。
横琴还尝试精简高效的新区管委会，设立了不同于内地的党群工作部、财金事务局、交流合作局等组织架构，官员都是从全国各地公选过来，有博士，有海归。珠海政府还打算为横琴启用特区立法权，起草有“横琴基本法”之称的《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条例（草案）》。
但这部“基本法”还在讨论中，当地官员预测，这部基本法将和许多现在体制及法律发生冲突，因此需要好好研究，“制度创新最大的障碍是老的体制”。他们说。
通过公选从珠海海关到横琴的赵振武，现任横琴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在他看来，到横琴的官思想都比较开放，而且都是新人，内地的官僚文化氛围还没有在这里生根，这正是横琴改革和发展的机会。
高楼大厦起来了，霓虹灯亮起来了，魏德福在享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他们盼了几十年的横琴开发。“横琴地很多，进来几个企业，马上就能搞起来，但这样的发展对我们也不一定是好事。”他们希望，和经济共同发展的还有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更加人性的社会制度。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于老百姓来说，最想要的还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他说。
河对面是澳门。有人在奢华的赌厅里一掷千金，威尼斯人酒店里布置着人造天空，新葡京酒店里陈列着保时捷跑车。
横琴岛距香港特区34海里，与澳门一水之隔，水面最近距离不过200米。
以前，这里是“一国两制”的交汇点，眼下，它正被打造成一国两制第三地。2011年10月，横琴开发满两年后，珠海市委书记甘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国有融合，两制有竞争，融合与竞争，创造第三地。”
为六亿人民站岗无限光荣
1976年，魏德福出生在横琴岛最古老的村庄：旧村。据说建于明朝。他还记得，小时候，岛上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通讯不通，父母往往要走一两个小时去种田。
横琴下辖11个自然村，常住人口7000多人，其中拥有横琴户籍的原居民约4000多人。除了海水，横琴没什么资源，多数人以养蚝、打渔为生，少许人还种植些香蕉。资源匮乏，当地自古以后就有“生不到横琴，死不到广州”的说法。
连接横琴岛与珠海的横琴大桥尚未落成时，岛上居民坐船去珠海需要3个小时，相比起来，去澳门却只需几分钟。因此，多数横琴岛居们选择将自家的农海产品运到澳门出售，会获得更高的回报。
虽然穷，横琴却比内地更早接触了“资本主义玩艺儿”：澳门的老婆饼，顺水漂到村口的塑料袋、塑料瓶，或者塑料花，都被村民们当成稀奇物件捡起来，看半天。不过，顺海漂流而来的都叫“海上漂浮物”，必须上缴，私藏资本主义玩艺儿，要犯政治错误。
作为离资本主义最近的地区之一，横琴既是社会主义的最后坚守阵地，同时也是宣传阵地。村民们回忆，当时入横琴便可见一条醒目的标语，这边是“为六亿人民站岗无限光荣”，对面码头是：“风景这边独好”；两条标语之间，站岗的哨兵都荷枪实弹，面孔严肃而紧张地注视着两岸的动静。
虽然穷，横琴人也有内地人羡慕的特权：拥有横琴户口的居民，凭横琴岛村民证，可以自由进出澳门。在红旗村所设的码头，是专为岛上居民来往澳门所用。但是，“自由”只能在早7点30分至下午4点半之间，若有人逾时不归，留宿在资本主义社会，将视情节获得几个月至一年不得去澳门的惩罚。
码头附近停着很多渔船，鱼贩在码头附近收鱼，渔民大多是外来的。在码头排队的人不屑于去打渔：横琴人是不会干这些的，去澳门打工才体面。
去了澳门，横琴人一般也是出苦力，男人去挖坟场、做建筑工人，女人则是做帮佣。40岁以上的横琴女人出门，多要戴帽子或用花布包着头，她们怕晒黑——晒黑了，或穿得差，就不容易在澳门找到工作。
魏德福在五六岁时就跟着父母去过澳门。他至今仍记得，每次准备去澳门时，魏德福都很兴奋，四点就起床，走两个小时到码头，然后坐“叭叭”叫的木头船，五六分钟后，就到达了梦想的彼岸。船费为葡币两元，相当于人民币几毛钱。
初到澳门的魏德福伸长了脖子，哪里都想看。他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街上每一个青年都穿着一条裤脚很大的牛仔喇叭裤，女士都有一头飘逸、靓丽、帖服的直发，不过每个人走在街上都急惶惶的，好像被狗追的兔子一样。
在资本主义赚钱，回社会主义睡觉
谢速莲是1988年从广东梅州来横琴岛的。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得知横琴岛离澳门只有一条河，谢速莲花了两块钱从梅州坐船来到横琴。“觉得怎么都好，比大陆好。”尽管身边很多人去广州、深圳打工，谢速莲都觉得比不上自己在横琴，她坚信成为横琴人就是成了澳门人。澳门对谢速莲来说，有“国外的感觉”，儿子将来也上澳门大学。
最初靠发豆芽谋生，之后开了一间杂货店，丈夫做水电工，谢速莲渐渐站稳了脚跟。2003年，她终于通过购房入户，拿到横琴户口，她和家人开始和横琴的原住民一样，早上7点一过，就到红旗村码头上热闹地去排队到澳门。
终于可以自由出入澳门，谢速莲却没感到向往的自由。4点半必须返岛，但澳门许多工作通常这时还没下班。为了保证岛民按时返岛，横琴与澳门方面分别制订了出入政策，早上出横琴时，用村民证换来一个黄色的上街证，入了澳门港口后，再用黄上街证换一个澳门发放的白色上街证。
“还不如回来做个小生意。”谢速莲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在横琴做起了小买卖。
魏德福很少提澳门两个字，他总是说“那边”。他也不愿谈起父母的澳门人身份。1990年，在澳门卖菜的母亲正好赶上澳门大赦：当天在澳门的人，都可以申请成为澳门人。魏德福的母亲当天刚好在澳门，怕人家觉得她是卖菜的看低她，连秤杆都扔了。那一晚回到横琴，知道这个消息的一家人有些兴奋和忐忑。
七年后，魏德福的母亲成为澳门永久居民，父亲也申请去了澳门。按规定，双方均满60岁后，可为一个子女申请澳门身份。
与谢速莲的感受不同，魏德福的父母对在澳门的生活非常满意，父亲做保安，母亲做清洁工，“岁数大了，回到横琴没人聘请，在那边工资很高”，而且每天上下午各有一次半小时的咖啡时间，“人性化一点”。但由于澳门的消费很高，二人仍选择回横琴居住，父亲一星期回来一次，母亲每天都回来。
魏德福一直慎谈父母成为澳门人的事。他觉得“追求资本主义生活”不是个好名声。但是，父母到了澳门以后，魏德福觉得，“气质上不一样了，衣服穿得整洁多了，说话也文绉绉的。”
尽管如此，他也承认，资本主义澳门的有些事，他不太能理解，比如，澳门路不宽，车也很多，但就是不堵车，人们之间很礼让；还有，澳门人的房子不如横琴的宽敞，但养老福利特别好，每年年底都发钱，还有水果金；到医院去看病也不要钱，去卫生局的小药店买药也不要钱，魏德福因此不需要负担父母太多花销，比别的村民少了很多负担；澳门的幼儿园免费，而横琴岛的孩子们没有自己的幼儿园，必须坐车20分钟到珠海湾仔，即便如此，魏德福除了要为他四岁的女儿付幼儿园的书费、饭费、牛奶费，每月账单还有一项他始终搞不清楚的“其他收费”。
资本主义看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不是一切如意。
澳门人李贤礼以前时常从离横琴最近的路环岛搭船去横琴，钓上一天鱼再返回澳门。但他从没有在横琴留宿，因为“横琴实在找不出其他可以消费的事情”。
他因此十分理解当年从横琴偷渡到澳门的人。澳门回归前夕，他经常听到街上响起的警笛声。警笛一响，意味着发现了偷渡的内地人。十几年过去了，偷渡问题似乎得到控制，但澳门自己的问题越来越多。
地道的澳门人卓重贤是工程顾问，他发现招人越来越难。澳门楼宇越盖越高，窄窄的街道，密密麻麻的房子，可供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金融风暴伊始，澳门赌业渐陷困境，随着建筑业、房地产业的下滑，就业率遭受重大打击。“澳门太小了，既缺产业，又缺人才。”
然而卓重贤发现，原来死岛一般的横琴如今动起来了。车流潮动汹涌，打桩机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入夜，与澳门夜生活的霓红灯相辉映的，是横琴岛上挑灯施工的灯光。
2009年8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作为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横琴新区成立近两年，澳门大学新校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及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17个重点项目先后动工。
在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横琴片区的市政道路施工现场，百台打桩机同时施工，业内称这是国内少有的“像盖楼一样来建马路”，基础设施按100年标准设计，埋在地下的水电气管道，修建得像英国老城的下水道一样，“大到可以开小汽车”。
“横琴岛的开发会对澳门经济多元化提供新的空间。”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考察澳门和珠海时曾说。为了跟澳门产业形成互动，横琴选择了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此外还确定了如金融创新、金融服务、高新技术、科教研发和中医保健等产业。
魏德福和谢速莲从来没敢想横琴还会对澳门有这么大作用。魏德福只是觉得自己好几年没去澳门了，“去了有什么用，他们有的我们全都有了”。
横琴新区大开发，为岛民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到澳门谋生横琴居民越来越少。横琴渡口最高峰时，曾经每天有近600人次往返两岸，为了摆渡这些人，横琴顺达运输公司为这条航线总共雇佣了40名船员；如今，日摆渡人次最高只有100多。
制度创新最大的障碍是旧体制
在广东省发改委网站上，对横琴岛的描述是：“一国两制”的交会点和“内外辐射”的接合部。
对于魏德福来说，“一国两制”在他生活中也时时交会。一方面，他曾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和村干部，负责传达落实来自上级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要求他们向社会工作者转型，并设定了考核标准，1000分的考核内容里，社会工作占了900分。为了实现这种转型，横琴实行了基层组织委员负责制，只要村民打报告反映问题，马上有人去落实。
曾有官员计划修个牌坊——仅仅是为了装饰，征求意见后，村民们普遍认为，路灯、排水管道是最急需解决的。于是，立牌坊换成了修路灯和排水管道。
横琴还尝试精简高效的新区管委会，设立了不同于内地的党群工作部、财金事务局、交流合作局等组织架构，官员都是从全国各地公选过来，有博士，有海归。珠海政府还打算为横琴启用特区立法权，起草有“横琴基本法”之称的《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条例（草案）》。
但这部“基本法”还在讨论中，当地官员预测，这部基本法将和许多现在体制及法律发生冲突，因此需要好好研究，“制度创新最大的障碍是老的体制”。他们说。
通过公选从珠海海关到横琴的赵振武，现任横琴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在他看来，到横琴的官思想都比较开放，而且都是新人，内地的官僚文化氛围还没有在这里生根，这正是横琴改革和发展的机会。
高楼大厦起来了，霓虹灯亮起来了，魏德福在享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他们盼了几十年的横琴开发。“横琴地很多，进来几个企业，马上就能搞起来，但这样的发展对我们也不一定是好事。”他们希望，和经济共同发展的还有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更加人性的社会制度。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于老百姓来说，最想要的还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