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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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颖的小说《红颜》发表于将近20年前,作为对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人文的深入摹写与探究,之后不断被收入各种版本,并于2005年翻拍成电影。在当年的电影海报上写道:“物质生活的荣华富贵犹如过眼烟云,只有心与心的贴近与融合,才是真正难能可贵的人生境界。”
  或许原作者唐颖并不满足于这种为迎合市场而采取的“精神胜利法”态度,所以借着这次舞台剧上演,她要亲自阐释这个看似平淡的故事中的奥义,顺便过一把导演瘾。她的第一个决定便是做一个沪语版的《小世界》。
  长久以来,“话剧”似乎只是用普通话表演的剧,其他地方语言的戏剧,要么被归入戏曲,要么被称作“方言剧”,总有点不那么正宗的味道。不过正宗的话剧也有其自相矛盾之处,北京人艺的《茶馆》明明讲的是北京方言,却被推崇为中国话剧最高峰。其后东北方言、陕北方言、四川方言都以一种“准普通话”的姿态在电影电视乃至舞台剧领域登堂入室,并未引发多少异议。这说明什么?在我看来它说明了,语言被分成三六九等,而强势语言文化可以碾压弱势语言文化。这种现象很不正常,但我们却熟视无睹。试想,在上海地域用本地语言演一出戏,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吗?听不懂难道是这出戏的错?
  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舞台剧,用沪语来讲述上海故事,其优势很明显。它可以逼真地还原故事中的环境、气氛、细节乃至人物的腔调、性格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共生關系。过去类似这样的演出,导演和演员倾尽全力,通过布景设计、服装道具,乃至音响灯光来还原上海的氛围和特色,但舞台上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抹杀了这一切努力。这种情况发生在电影电视剧里,尚且可以忍受,因为在这些艺术门类里,语言毕竟不是主要手段。而所谓的“话剧”,台词(语言)是情节推进、人物刻画和主题表达的基石。一出话剧,把其他一切都拿掉只留下台词,它还是“话剧”,反之如果把台词拿掉却留下所有其他,它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这里不包括那些实验的、前卫的、“反戏剧”的作品)。
话剧《小世界》的剧照。

  可惜,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忘记了这一点,或者囿于惯性,把不讲本地生活语言的话剧奉为正宗,使话剧远离了真实而质朴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次的演出,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但原作者兼导演唐颖的思考,似乎并未止步于此。
  上海在本质上是一个市民社会,唐颖生于斯长于斯,对这个社会的某一类人有着鞭辟入里的观察。她洞察这类人的心理,懂得用他们特有的行为和语言表现出他们的内心奥秘。换一种较为理论的说法,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化形式,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语言,或者对同样一件事做看似相同的描述和评价,但意思或韵味却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这就是地域语言和“普通话”根本的差别。一句把北方人逗得乐不可支的笑话,南方人尽管也听懂了却完全笑不出来,道理就在于此。
  戏里的许多对话,都是用汉字写的,但我觉得用普通话说和用上海话说,意思和味道就有点不一样,这恰恰反映了上海人不同于其他地方人的特性。这种渗透在语言里的人格基因,只有通过不同的语言才能分辨出来,可惜过去我们的艺术作品,很少思考这样的问题。
  是时候做些改变了。不久前的《繁花》,这次的《小世界》,但愿唐颖们的每次努力,都能在探索艺术真实的漫漫长途中,跨出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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