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麦田还有驴子，曾一起在某化工厂做工，专门生产各种一线品牌的洗发水，生意很火。
　　每当午后，老板会用小货车拉来大桶大桶的原料，命我们夜间上工，将它们灌装进不同的洗发水瓶里。灌装时无须关注瓶子上的品牌，但必须区分不同的香型，比如木瓜味儿的原料绝不能灌进青瓜香型的瓶子里，否则就是一起生产事故，要扣发工资。
　　来厂提货的人以理发店和传销组织的采购员居多。这两种行业，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混为一谈，认为它们没啥大区别，都使人迷失自我，心甘情愿地掏空腰包。
　　有个传销头目，每次来厂总是侃侃而谈，神采飞扬，像授课。他有一个习惯，总是以“戴尔·卡纳基有言曰”作为讲话的起语。起初，我以为是他发音的问题，但时间长了才意识到他可能念错了字，于是纠正他：“你说的‘卡纳基’应该叫‘卡耐基’。”他先是一怔，随即稳下神来，说“卡耐基”最初就叫“卡纳基”，都怪书商译错了人家的名字，大家就跟着以讹传讹，只有他还坚持固本守源。
　　我说：“哥，你真牛。”
　　厂里还有一部分产品，会换上更为华丽的新衣，再搭上一张境外的购物发票和写有“此宝贝为×空姐在×国×店‘纯手工挑选’，绝对物超所值”之类的卡片，就摇身一变，成了海外代购品，价值也随之翻了好几倍。
　　当然，这些都是驴子说的。驴子还给我们说，老板在城郊另有一个车间，专门打印各种发票和报关单据，文员妹子长得娇艳可人，是老板的小秘。我和麦田不信，说：“鬼才信你的鬼话。”驴子坏笑道：“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他俩的八卦我还有一箩筐。”
　　驴子与我们聊八卦时，通常是在工厂的楼顶。有时，我们也会相互怂恿对方讲自己的糗事，不糗不欢的那种。我说，我在餐馆当服务员时，曾把店里来之不易的“五好商家”锦旗以30元的价格卖给了对面商家，因此还挨了老板的耳光。驴子说，他曾向前任老板的轿车油箱里撒尿，可惜被发现了，他只好提起裤子就跑，连工资都没敢结。
　　麦田也讲了一个。他曾遇到一群做市场调查的大妈，只要完成她们的问卷就能得到一个面包。对方问他来这儿多久了，他说仨月。对方说：“那不行，我们调查的对象须居住两年以上。”于是，他走到另一位大妈面前说：“我来三年了，送我个面包吧。”眼看即将得逞，先前那位大妈跑来拦住，说：“他是个骗子，才来仨月。”
　　麦田讲这个事儿时，驴子正接着发小打来的电话，发小问他：“最近忙啥呢？”
　　“打工。”
　　“打啥工？”
　　“不打啥工，就是打工。”驴子的脸色很难看。
　　麦田问驴子是不是对当下不满意。驴子没回答，只是说发小在南方早就立住了脚，公司的办公大楼很高，直冲云霄，手可摘星辰的那种高。
　　突然，驴子问：“我们屁股下的这栋楼高10米，中午时它的影长是2米，中秋月光下，它的影长18米。請问，如果月亮是太阳，这栋楼房有多高？”
　　我和麦田愣愣地望着驴子，不说话。我们三个陷入久久的沉思。
　　此后，驴子说过多次要离开工厂，说离开前要把厂里的质检合格证书烧掉，再往老板汽车的油箱里撒一大泡尿水。
　　“要走一起走。”
　　“让工厂停产，让那个文员妹子来当灌装工人。”
　　“对，要等到老板大批进原料后再走，让他赔个精光。”
　　“几桶原料值几个钱？毛毛雨啦！”驴子说，“干这一行，赚钱得很。”
　　我们的话题开始围绕着“钱”展开，说自古马要吃草人要吃饭，谁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又说没钱只能驴拉磨，有钱能使磨拉驴。
　　聊着聊着，驴子冷不丁地说：“我老家有个独院，空着，要不咱也开个这样的厂吧？”
　　看着无比兴奋的他们，我平静地说：“抱歉，我已找好了新工作，在地下通道的一个书摊儿当售书员，全白班，没夜班。”
　　我离开工厂后，就与他们少了联络，但后来驴子打来电话，说他们的工厂已经整好了，原料供应商也谈好了，“卡纳基”答应做他们的经销商。
　　“万事俱备，就等你来。”驴子说。
　　我说：“不啦，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不累，踏实，还有书看。”
　　“这个行业真的很赚钱。”
　　“知道。”我说，“但你不怕哪天员工烧了你的产品质量合格证？不怕他们往你油箱里撒尿？”驴子半晌没吭声儿，挂掉了电话。
　　半年后，我在书摊儿前遇见麦田，他告诉我，他们的计划泡汤了，还搭进去不少本钱。我本想再打听驴子的近况，麦田摇摇手说：“不提他了，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一个彻头彻尾的软蛋。”
　　好久以后，“软蛋”联系我，说：“我的信用卡还不起了，先帮我还一个月，等开了工资还你。”
　　我问他：“最近忙啥呢？”
　　“打工。”
　　“打啥工？”
　　“不打啥工，就是打工。”驴子冷冷地说。
　　那天下夜班，我走出地下通道，看着一条被月光拖长的影子，突然想起当年驴子出的那道数学题，至今我还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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