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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慈善法草案内部征求意见稿后，杨团欣喜地发现提交的民间版慈善法都“非常有用”，她告诉记者：“民间版本大约有70%的内容被吸纳进了国家立法的草案当中”
3月16日，在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获表决通过，历经十年磨砺，《慈善法》最终出台，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
继2015年的立法法后，作为又一部由全国人大审议的法律，慈善法草案在亮相之初就备受关注，甚至还有争议。
3月4日，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有人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近十年来审议通过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法律，如物权法、反分裂国家法等，“（慈善法）这部法律好像分量不够”，对此，全国人大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回应称，慈善法是我国慈善事业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其分量“不可低估”。
但少有人知的是，慈善法立法的初衷却并不是要立一个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10余年前，慈善立法之初，民政部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立法建议时，其提法为《慈善事业促进法》；到了2014年，慈善立法工作从民政部转交到了全国人大内司委，这个提法也一直没变。
“中国慈善事业需要的是一部基本法，是上位法，其它相关的法律要按这个法的原则来设立，迄今我国有基金会、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后改为社会服务组织）的行政法规，但是没有法律，今后都要立法，就要遵循上位法。所以，我和公益界的同行都认为，这个法就应该明确定名为慈善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表示。
说起杨团，她也算得中国公益慈善的第一拨人了。自1993年进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担任秘书长起，20多年间，杨团的工作岗位和研究领域几经变迁，但她一直行走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前沿，“不在一线就在二线”。此次慈善法的立法过程被称赞为开门立法的典范，而杨团也是推动、直至推开这扇门的人。
从2005年起，慈善立法就成为杨团一直关注的大事。她认为“慈善事业促进法”的提法并不能体现慈善法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基本法的地位，在2015年3月的一次研讨会上，杨团向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王胜民明确提出应该以“慈善法”定名的建议，最终被采纳。
“几字之差，意思大不一样。”杨团表示，“慈善事业促进法”的定名似乎重点在于制定政府对慈善领域的管理办法，但定名为“慈善法”，则重点是慈善是什么？如何依法自组织、慈善行为例如公募如何界定，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如何培育、扶持慈善组织，和对其行为实施监督等，“立意高了，面广了，准确了”。
开门立法的典范
“十年长跑，一朝提速。”杨团向记者这样描述了慈善立法的过程。
2005年，民政部提出的慈善立法建议正式开启了慈善法立法元年，但对杨团来说，慈善法的起点是更早的2002年。从1993年进入慈善事业起，杨团先后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担任要职，是“慈善一线实际的一把手”，1998年进入社科院并成立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后，她将慈善“拉”入自己研究的课题，“那时关于慈善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杨团告诉记者，“从2002年开始，慈善公益界就有了要推进慈善立法的想法。”
当民政部要立慈善法的消息传来时，杨团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我非常拥护慈善立法；另一方面，我担心民政部只立自己部门的‘小法’，那可不行。”从慈善立法一开始，杨团便认为慈善法应是界定、厘清慈善组织、慈善行为与政府关系的大法，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支持并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立意要高远，范围要宽广，要做成大法，而不是一个部门的法，慈善不是小慈善”。
事实证明杨团的担心是对的。在关于慈善事业促进法的讨论过程中，杨团等一部分慈善公益界的学者与民政部门的一些人一直持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慈善就是救济鳏寡孤独的，扶贫济困的，甚至个人之间的互助捐款才是慈善，教科文卫体都是公益不是慈善。”杨团说道，之后民政部拟出的草案她也觉得不足，认为它是“展不开大慈善的真正定义，也谈不上促进，虽然名字叫（慈善事业）促进法。”由于该草案的争议很大，慈善立法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搁置了。
五部民间版本的《慈善法》
2014年初，慈善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慢跑了8年的慈善法被推上了快车道。
身为研究社会政策的学者，杨团明白一旦纳入“一类立法项目”，立法的速度将会很快，“两年，甚至一年出来都不稀奇”。
“得知消息后，我们就自我动员起来。”杨团说，虽然自己一直呼吁为慈善立法，但中央提速慈善法的决定还是让她颇感意外，“太快，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担心出台的慈善法成为限制慈善事业发展的“恶法”，公益界的知名专家如金锦萍、徐永光、王名等人都迅速调整了步伐。
杨团的目标很明确，“公益界自己撰写的法案一定要赶在中央之前做出来。”杨团说道。
自此，许多公益团队开始紧张的工作，自2014年4月到同年12月，仅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合办的“慈善立法半月谈”就有14期之多。
2014年12月21日，杨团作为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的副秘书长，组织和主持召开了“慈善法民间五版本研讨会”，邀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山大学这六家机构自发撰写的五个民间版本的慈善法集体亮相，并组织了上百人进行全天讨论，全国人大内司委、法工委、民政部的领导也应邀出席倾听。
这样的集体立法行动被全国人大立法机构和社会誉为“开门立法”。
“我们赶上了。”杨团笑道，研讨会的同一天，这五部法条交给了全国人大。而人大内司委在慈善法草案一读之前的立法内部征求意见稿是在2015年3月出台的。 1966年6月，随着父亲杨述被打倒，杨团一家人一夜间从“红五类”变成“黑九类”，正在读高一的杨团也结束了“一路鲜花一路凯歌”的生活，“从管人的人变成了受歧视的人”。
为了激励自己，也为了去看一看父母口中常提到的延安，17岁的杨团背起背包和水壶，背包中只装着极少量的粮票和钱，决定一个人步行到延安，“路上很多经过的车辆邀请我们上车，很多人走不下去就上车了，但我坚持步行。”杨团告诉记者，在这一路上她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农民，吃农家、住农家，走了三个多月终于抵达延安，身上的粮票和钱也消耗得干干净净。
在这一路上农民的悉心照顾让杨团深受感动，“那时候我已经习惯被歧视了，但路上遇见的农民没有一个是歧视我的，他们对我都很好。”在出发前，学校在杨团的介绍信上特地标注为“非红卫兵”，使她在路上仍顶着“黑九类”的帽子，但“农民是一点都不介意的”，杨团回忆，有时她被同学嘲笑，农民还会为她打抱不平。
“我得和农民一样，和人相处就不要看人高低。”三个月的长征强烈刺激了杨团的思想，她告诉记者，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憨厚淳朴，“我得一生为他们做事情。”
1976年文革结束，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的杨团在1973年回到了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离开农村后，杨团与农民所结下的缘并没有就此断绝，“就算是后来到了社科院，还是会经常去考察农村，我应该是社科院里面去农村次数最频繁的一个了。”杨团表示，尤其在退休以后，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农村里。
回到城市，杨团没忘记自己要为农民做一生的事，从2005年起，由杨团牵头在社科院成立的“农禾之家联盟”正是这样一件事，杨团介绍，“农禾之家联盟”其实就是一个农村的公益组织，以农民合作组织为单位，在农民合作组织中，由农民自己筹款，自主、自治和自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事务，到现在，农禾之家联盟发展了11年，由最初的7家扩大到现在拥有170多家农民合作组织，遍及23个省。
无界的大公益时代
事实上，从1998年进入社科院成为社会政策研究学者起，杨团一直频繁地前往农村实地考察、研究农村问题，2004年，为了寻找以农民合作组织为支点，破解“三农”问题的出路，杨团到韩国、日本等地考察了当地农村，带回了“综合农协”，也就是翌年成立的农禾之家联盟，“到现在发展得很好，应该就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杨团说道。
农禾之家联盟成立之初，不少农民对杨团表示希望能注册成立为一个正式的组织，但囿于政策限制，到现在农禾之家也未能注册，而是用合法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以“小马拉大车”的方式发展联盟。
在慈善法空缺的数十年里，民间慈善组织和农禾之家一样，也面对登记难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对慈善组织实行双重管理制，成立民间慈善组织，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且要找一个政府机关或党政部门做主管，然而种种原因，民间慈善组织很难找到愿意负责的主管部门，这导致大量民间慈善组织一直背负“黑户”之名，或被迫工商注册。
尽管民间慈善的发展一直受到诸多限制，但都在“政策的夹缝中顽强求生，而且发展得不错”，在杨团看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科学技术，如互联网等。
2010年3月，在筹备世界公益论坛发起人会议时，杨团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学者身份首提大公益概念，“在全球新的时代，国界的区分已经不大了，人口、金融或是恐怖主义都在流动，一个地方的事会影响到另一个距离很远的地方。”杨团告诉记者，她提出的大公益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公益成为跨地域、跨国家、跨种族的，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发出的协同一致的行动。”而她把公益无国界，最大限度统合的多主体协同行动作为大公益的最高理想。
3月16日，在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获表决通过，历经十年磨砺，《慈善法》最终出台，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
继2015年的立法法后，作为又一部由全国人大审议的法律，慈善法草案在亮相之初就备受关注，甚至还有争议。
3月4日，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有人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近十年来审议通过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法律，如物权法、反分裂国家法等，“（慈善法）这部法律好像分量不够”，对此，全国人大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回应称，慈善法是我国慈善事业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其分量“不可低估”。
但少有人知的是，慈善法立法的初衷却并不是要立一个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10余年前，慈善立法之初，民政部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立法建议时，其提法为《慈善事业促进法》；到了2014年，慈善立法工作从民政部转交到了全国人大内司委，这个提法也一直没变。
“中国慈善事业需要的是一部基本法，是上位法，其它相关的法律要按这个法的原则来设立，迄今我国有基金会、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后改为社会服务组织）的行政法规，但是没有法律，今后都要立法，就要遵循上位法。所以，我和公益界的同行都认为，这个法就应该明确定名为慈善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表示。
说起杨团，她也算得中国公益慈善的第一拨人了。自1993年进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担任秘书长起，20多年间，杨团的工作岗位和研究领域几经变迁，但她一直行走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前沿，“不在一线就在二线”。此次慈善法的立法过程被称赞为开门立法的典范，而杨团也是推动、直至推开这扇门的人。
从2005年起，慈善立法就成为杨团一直关注的大事。她认为“慈善事业促进法”的提法并不能体现慈善法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基本法的地位，在2015年3月的一次研讨会上，杨团向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王胜民明确提出应该以“慈善法”定名的建议，最终被采纳。
“几字之差，意思大不一样。”杨团表示，“慈善事业促进法”的定名似乎重点在于制定政府对慈善领域的管理办法，但定名为“慈善法”，则重点是慈善是什么？如何依法自组织、慈善行为例如公募如何界定，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如何培育、扶持慈善组织，和对其行为实施监督等，“立意高了，面广了，准确了”。
开门立法的典范
“十年长跑，一朝提速。”杨团向记者这样描述了慈善立法的过程。
2005年，民政部提出的慈善立法建议正式开启了慈善法立法元年，但对杨团来说，慈善法的起点是更早的2002年。从1993年进入慈善事业起，杨团先后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担任要职，是“慈善一线实际的一把手”，1998年进入社科院并成立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后，她将慈善“拉”入自己研究的课题，“那时关于慈善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杨团告诉记者，“从2002年开始，慈善公益界就有了要推进慈善立法的想法。”
当民政部要立慈善法的消息传来时，杨团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我非常拥护慈善立法；另一方面，我担心民政部只立自己部门的‘小法’，那可不行。”从慈善立法一开始，杨团便认为慈善法应是界定、厘清慈善组织、慈善行为与政府关系的大法，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支持并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立意要高远，范围要宽广，要做成大法，而不是一个部门的法，慈善不是小慈善”。
事实证明杨团的担心是对的。在关于慈善事业促进法的讨论过程中，杨团等一部分慈善公益界的学者与民政部门的一些人一直持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慈善就是救济鳏寡孤独的，扶贫济困的，甚至个人之间的互助捐款才是慈善，教科文卫体都是公益不是慈善。”杨团说道，之后民政部拟出的草案她也觉得不足，认为它是“展不开大慈善的真正定义，也谈不上促进，虽然名字叫（慈善事业）促进法。”由于该草案的争议很大，慈善立法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搁置了。
五部民间版本的《慈善法》
2014年初，慈善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慢跑了8年的慈善法被推上了快车道。
身为研究社会政策的学者，杨团明白一旦纳入“一类立法项目”，立法的速度将会很快，“两年，甚至一年出来都不稀奇”。
“得知消息后，我们就自我动员起来。”杨团说，虽然自己一直呼吁为慈善立法，但中央提速慈善法的决定还是让她颇感意外，“太快，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担心出台的慈善法成为限制慈善事业发展的“恶法”，公益界的知名专家如金锦萍、徐永光、王名等人都迅速调整了步伐。
杨团的目标很明确，“公益界自己撰写的法案一定要赶在中央之前做出来。”杨团说道。
自此，许多公益团队开始紧张的工作，自2014年4月到同年12月，仅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合办的“慈善立法半月谈”就有14期之多。
2014年12月21日，杨团作为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的副秘书长，组织和主持召开了“慈善法民间五版本研讨会”，邀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山大学这六家机构自发撰写的五个民间版本的慈善法集体亮相，并组织了上百人进行全天讨论，全国人大内司委、法工委、民政部的领导也应邀出席倾听。
这样的集体立法行动被全国人大立法机构和社会誉为“开门立法”。
“我们赶上了。”杨团笑道，研讨会的同一天，这五部法条交给了全国人大。而人大内司委在慈善法草案一读之前的立法内部征求意见稿是在2015年3月出台的。 1966年6月，随着父亲杨述被打倒，杨团一家人一夜间从“红五类”变成“黑九类”，正在读高一的杨团也结束了“一路鲜花一路凯歌”的生活，“从管人的人变成了受歧视的人”。
为了激励自己，也为了去看一看父母口中常提到的延安，17岁的杨团背起背包和水壶，背包中只装着极少量的粮票和钱，决定一个人步行到延安，“路上很多经过的车辆邀请我们上车，很多人走不下去就上车了，但我坚持步行。”杨团告诉记者，在这一路上她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农民，吃农家、住农家，走了三个多月终于抵达延安，身上的粮票和钱也消耗得干干净净。
在这一路上农民的悉心照顾让杨团深受感动，“那时候我已经习惯被歧视了，但路上遇见的农民没有一个是歧视我的，他们对我都很好。”在出发前，学校在杨团的介绍信上特地标注为“非红卫兵”，使她在路上仍顶着“黑九类”的帽子，但“农民是一点都不介意的”，杨团回忆，有时她被同学嘲笑，农民还会为她打抱不平。
“我得和农民一样，和人相处就不要看人高低。”三个月的长征强烈刺激了杨团的思想，她告诉记者，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憨厚淳朴，“我得一生为他们做事情。”
1976年文革结束，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的杨团在1973年回到了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离开农村后，杨团与农民所结下的缘并没有就此断绝，“就算是后来到了社科院，还是会经常去考察农村，我应该是社科院里面去农村次数最频繁的一个了。”杨团表示，尤其在退休以后，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农村里。
回到城市，杨团没忘记自己要为农民做一生的事，从2005年起，由杨团牵头在社科院成立的“农禾之家联盟”正是这样一件事，杨团介绍，“农禾之家联盟”其实就是一个农村的公益组织，以农民合作组织为单位，在农民合作组织中，由农民自己筹款，自主、自治和自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事务，到现在，农禾之家联盟发展了11年，由最初的7家扩大到现在拥有170多家农民合作组织，遍及23个省。
无界的大公益时代
事实上，从1998年进入社科院成为社会政策研究学者起，杨团一直频繁地前往农村实地考察、研究农村问题，2004年，为了寻找以农民合作组织为支点，破解“三农”问题的出路，杨团到韩国、日本等地考察了当地农村，带回了“综合农协”，也就是翌年成立的农禾之家联盟，“到现在发展得很好，应该就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杨团说道。
农禾之家联盟成立之初，不少农民对杨团表示希望能注册成立为一个正式的组织，但囿于政策限制，到现在农禾之家也未能注册，而是用合法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以“小马拉大车”的方式发展联盟。
在慈善法空缺的数十年里，民间慈善组织和农禾之家一样，也面对登记难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对慈善组织实行双重管理制，成立民间慈善组织，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且要找一个政府机关或党政部门做主管，然而种种原因，民间慈善组织很难找到愿意负责的主管部门，这导致大量民间慈善组织一直背负“黑户”之名，或被迫工商注册。
尽管民间慈善的发展一直受到诸多限制，但都在“政策的夹缝中顽强求生，而且发展得不错”，在杨团看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科学技术，如互联网等。
2010年3月，在筹备世界公益论坛发起人会议时，杨团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学者身份首提大公益概念，“在全球新的时代，国界的区分已经不大了，人口、金融或是恐怖主义都在流动，一个地方的事会影响到另一个距离很远的地方。”杨团告诉记者，她提出的大公益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公益成为跨地域、跨国家、跨种族的，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发出的协同一致的行动。”而她把公益无国界，最大限度统合的多主体协同行动作为大公益的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