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的电影《黄金时代》，讲述的是作家萧红的人生经历，上映后一度引起各方关注。片中出现的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丁玲、白朗、聂绀弩等很多文学界前辈，我都采访过。看完电影，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那些熟悉的面孔。一天早上，我在家中整理材料，无意间翻到端木蕻良1985年送给我们夫妇的新婚题词，内容居然是“黄金时代”四个大字！我一下愣住了。
　　凝望题字，我有了一种历史“穿越”之感。
　　1940年，病重的萧红和丈夫端木蕻良来到香港，辗转多家医院治病。第二年，同为东北籍作家的骆宾基（本名张璞君）流亡到香港，投奔端木蕻良。一天，端木蕻良说要外出筹取医药费，拜托骆宾基代为照顾萧红。谁也没想到，他此后一去不复返。骆宾基独自一人陪伴萧红走过了她人生中最后的44天。在生命垂危的日子里，萧红向骆宾基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骆宾基第一次深入地了解萧红。
　　《黄金时代》片尾，年仅31岁的萧红在残破的临时医院病逝后，骆宾基失魂落魄地走在香港空旷的街道上，随手买了两角钱糖果塞进嘴里，嚼着嚼着忍不住哭出声来。
　　萧红在香港最后的日子，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恐怕不是我们这代人所能厘清的。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初到香港的骆宾基确实得到了端木蕻良的帮助。骆宾基的儿子回忆：
　　1941年皖南事变后，骆宾基流亡到香港，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人与土地》。当时他带的钱不多，过了些日子就付不起店钱了。只得请求同是东北流亡作家的端木蕻良协助。端木委托别人为他付清了店钱，安置了住处，还在自己主编的《时代文学》上刊发了他的长篇小说《人与土地》，使得他能够凭稿费维持生活。
　　1946年，萧红离世4年后，在内地安定下来的骆宾基为萧红写下第一部纪实性传记。一方面“为了摆脱由于她的巨星般的殒落而在精神上所给予的一种不胜悲怆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出于对萧红独特精神世界的景仰和惋惜。
　　骆宾基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边陲线上》，讲述了东北边陲一支抗日游击队阻击日军的艰难历程。他还写过《年假》《山区收購站》等反映东北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表现出浓郁的黑土地情结。
　　1984年初，我认识骆宾基时，他已半身不遂，住在北京前门西大街的一幢临街高楼里。虽然行动不便，他仍坚持亲自为我沏茶。
　　那时，原本写小说的萧军、端木蕻良都已经远离了小说。萧军整理萧红与他的往来书信，出版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端木蕻良把目光转向《红楼梦》，撰写曹雪芹传记。骆宾基则走得更远，对几千年前的金文走火入魔般地着迷。他对我滔滔不绝地谈论研究古金文的体会，坚信自己的研究是对中国最古老文字的最新解读，我则如听天书一般。
　　采访归来，我写了一篇“作家近况”，题为《骆宾基：抱病钻研古金文，艰辛撰文五十万》，发表于1984年4月27日的《北京晚报》：
　　一沓厚厚的书稿放在桌上，这不是小说，而是一般人难以欣赏的学术著作——《金文新考》；坐在桌边的作者，恰恰是以写小说著称的作家骆宾基。
　　如果是小说，50万字对他来说，并不为多；可如此枯燥、繁琐的考古著作，这个数字确实令人惊叹。更何况，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半身不遂已有6年！这50万字是他的心血、智慧和毅力的结晶。
　　……在一些问题上，骆宾基针对历代金文学家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他身体恢复尚好，但走路仍然不便，每日拄着拐杖散散步，算是他的锻炼活动。他说自己脑子还算清醒，只是眼力欠佳，精力不够，容易疲倦。但他不愿寂寞下去，手中的笔还要写下去。
　　骆宾基的金文研究成果颇丰。1972年，他先后完成了《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左传新解与古史新辨》两部著作。1973年，他把《左传新解与古史新辨》寄给周总理，一个星期后上面传下来两条意见：一是骆宾基可以不坐班，二是建议他把此书改成白话文。这对他是莫大鼓舞，于是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艰难考证，完成了50万字的《金文新考》。1987年，《金文新考》出版，骆宾基晚年的心愿终得实现。
　　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改革刚刚起步，许多国营服务行业发展缓慢。我负责的《北京晚报》副刊开设了一个名为“居京琐记”的专栏，收到不少在北京居住的文人投稿，谈的大多是在北京生活的难处。
　　萧乾写来文章《“泡”》，谈他在三里河浴池理发时，遭遇到一位傲慢理发师的经历。吴晓铃写来《谏全聚德》，讲她在全聚德饭店用餐时，服务员脸色很难看，要点的菜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董乐山写来《问路》，谈北京道路命名之乱。吴祖光写来《洗衣记》，谈洗衣店对不同顾客的种种刁难。周汝昌写来《救救胡同》，呼吁保留北京的胡同。陈敬容写来《绿色地带》和《心远地未偏》，谈北京绿地建设和夜间汽车轰隆巨响……
　　骆宾基也曾寄给我一篇文章，谈北京的出租车行业。或许因为患病，他的字写得斗大，密密麻麻，看上去乱成一片，但其实每个字并不难认：
　　今年正月初二，夜晚有香港出版公司的编者朋友来访，他年过60且有寒腿病，那晚饭后他有些醉意，临走我请共餐的文友代我送别。
　　那位编者朋友住在华侨饭店，前门西口就是出租汽车站，我当会“照顾”。哪想到，一如往日，尽管场上停车密密麻麻，我询问售票亭闲谈的工作人员能否乘车时，他们的回答仍是“有车没有人开”！后来，他们听说客人住在华侨饭店，又改变冷漠的口气，告以“等一个小时之后会有车开回来的”。数九寒天，我们要在街头等候一小时啊！不过这已经是够体贴人的回答了。难道三五十辆出租车闲置“待业”，仅一辆出租车轮班执勤吗？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不久，电影《兵临城下》的编剧白刃先生也寄来一篇文章——《也向出租车开一炮》，开篇第一句就是：“读了骆宾基同志的《谈谈出租汽车》，很有同感，觉得也有话要说。”他举了不同例子，写北京叫车难的问题。比如，即便托了熟人关系，还要付双程车费，才有可能叫到车；他的海外亲友来京，前往同仁堂买药，出租车也百般刁难。
　　如今重读这些30多年前谈北京出租车的文章，又想到已遍布北京的滴滴打车、首汽约车、携程专车、神州租车……国家发展之快，真是恍若隔世。
　　今年6月中旬，我收到骆宾基女儿张小新寄来的请柬，才想到今年6月19日是骆宾基先生的百岁诞辰。那天，中国作协在现代文学馆举办了骆宾基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我走进现代文学馆，迎面看见一个巨幅招贴画。画上，骆宾基先生拿着一沓手稿冲我微笑。座谈会上，作家铁凝发言，缅怀这位从东北黑土地走出来的作家。她说的一段话，我很欣赏，也很赞同：
　　在多种风格的探索中，他逐渐形成了鲜明的“骆宾基式”的特色：抒情的、略带忧伤的回忆性语调，北方壮阔寂静的风景与朴实亲切的世态人情。他是含蓄的、节制的，他的作品如引而不发的绷紧的弓，有着契诃夫式的沉着、幽默和微妙。他追求幽默，但并没有流于油滑；他直面残酷的现实，但他的作品中少见血淋淋的场景，那些充满了人生辛酸的场面，从未失去对人生的肯定。多少年来，他的创作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黑土地情结。……他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根深深地扎在黑土地中，深深地扎在他的时代和人民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