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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利用现代史学中新兴的口述史学方法，对浙江省各个市县乡土社会中现存的大量祠堂、学堂、礼堂等建筑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基于此形成的近50万字口述成果，展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公共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从祠堂变为学堂又改为礼堂的建筑，不仅见证了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一种演变过程，更能够阐释现代化的巨大力量使该社会从传统家族式的“血缘社会”逐渐转变为现代地域式的“人民社会”。
【关键词】公共空间；口述史；血緣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2016年，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开展了一项将专业训练、社会实践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的大型研究性课题。它利用现代史学中新兴的口述历史的基本方法，以浙江省各市县祠堂、学堂、礼堂等历史建筑为载体进行田野调查，探寻20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发展，展示中国普通民众的公共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变化。
乡土社会公共空间，是近年来学界开始研究的一个课题。农村中常见的祠堂、学堂、礼堂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村庄里很多此类公共建筑，有一条共同点——它们曾是祠堂，后作为学堂，现今又成了新修的文化礼堂。
祠堂，为族人祭祀先祖之所。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祭祖起到“收族”的作用——凝聚宗族，从而可作为巩固宗族的组织和手段。“宗”是尊重的意思，“族”指的是聚合的、相互恩爱的、从高祖到玄孙几代人的家庭。所谓宗祠就是某一姓氏宗族在某一村定居繁衍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单姓或者主姓村落后，由族众建立的祠堂。
“家天下”伊始，中国人就对血缘有一种特别的“迷恋”。而因此衍生出的祠堂，也几经发展：它始见于战国，两汉时发展为墓祠，魏晋至隋唐中期中断，在宋代时又出现家祠，元以后出现祭祀群祖的祠堂。明清以后，祠堂便成为宗族的代称。宗族形成的要素是血缘、地缘、领导者和组织机构。前两个因素是抽象的但却是最核心的。领导者是族长，也通常是祠堂的管理人，组织机构便是祠堂了。
祠堂也是族人集体活动、族长施政的地方。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各地的祠堂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如：祠堂一般是村子里最好或者最大的建筑，位于村子的中心；大部分的祠堂都有一块匾额，或是先祖题名，或是名家题词，又或是纪念先辈功勋，还有的是皇帝御赐加以表彰的；族谱，通常是存放在祠堂里；修谱也在祠堂里进行，它被认为是村里仅次于祭祖的一等一的大事……
村子里的重大事务、活动都是由族长召集村民在祠堂里商议决定的。祠堂日常运行的开销一般来自祭田或祠田，最让村民喜闻乐见的活动是请戏班唱戏。每逢佳节，尤其春节、元宵，村里就会请戏班唱上几天戏。大家都可以去看，这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不仅很受村民们欢迎，还成为很多小朋友美好的儿时记忆。
然而，20世纪前，祠堂总的来说却不是一个温馨的场所，它有血淋淋的家族故事，也有冷冰冰的中国式伦理和血缘尊卑：男尊女卑、家族国家化、国家家族化……这些在诸多书籍、影视作品中时常会看到。这种状况延续千年，却在20世纪有了剧变。
学堂，是近现代对学校的称呼。区别于古代的私塾，有更强的公共性；也不同于现代的学校，带有很明显的小集体私有和非普及化。它们相对古代传统的私塾是新的，相对现代先进的学校又是旧的。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这一新旧过渡时期，中国历史上曾出现武备学堂、实务学堂等著名的学堂。
但是，遍布乡村的学堂又有其“特殊性”：校舍是不正规的，往往利用旧有的建筑，比如祠堂作为校舍；教学也是不正规的，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半工半读，劳动多、运动多，而且是非义务教育；师资同样不正规，他们大多没接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学历。从采访中我们得知，很多祠堂本设有学堂供族人子弟上学，有学生自费，也有由祠堂出钱的。此时的学堂只是祠堂很小的组成部分，祠堂首要功用并不在此。
20世纪以后，很多祠堂“学堂化”日益加强，甚至取代了祠堂的主导地位。除了上述宏观的共性，它们还有微观的相似点：其一，学堂的学生通常限制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除了客观上交通条件的限制，农村中存在的“族”“亲眷”的观念，使不同族的人一般情况下不会也不能一起上学，这一观念近代以来逐渐弱化；其二，美其名曰是“学堂”，但学习往往最易被影响和搁置。“打土豪，分田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每次学堂都会受到波及；第三，学堂的学生过着艰苦的学习生活，他们有的努力，有的散漫，那些认真的学生多是生活更加艰难；第四，学堂里学习的内容比较少，层次也比较低，都是小学教育，学的也只是语文和算术两类而已。
学堂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是学校的特殊形式。古代向近代转型的近整个20世纪里，学堂逐渐取代私塾，成为基层教育的主要媒介。它是祖辈、父辈两代人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也几乎承载了他们最艰苦岁月里所有的酸甜苦辣。
礼堂，是举行典礼的厅堂。从“礼”诞生，持续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礼堂一直存在。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礼堂一直扮演“礼”的捍卫者的身份。中国农村作为社会基层，一直遵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社会原则。“礼”就是它的规范，首先是强制性的，然后逐渐化为整个社会的“公共信条”。
直至近代前期，礼堂都仅是作为一个隐性的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改变。1951年初，邓小平在决策修建重庆大礼堂时说：“我们不仅要有生产工厂，还要有政治工厂。”“大跃进”时期，出现了“单位不论级别，村镇不论大小，都要建礼堂”的现象。该时期的礼堂不设座位，有的甚至是泥地面。主席台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两边是主席语录，背景是主席舵手。“文革”时期，主席台的权力登峰造极，成了政治风暴的策源地；革命成了“礼”的新概念。礼堂的主要活动就是批斗。
到了现代，礼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为政治服务的成分大大减少，而成为构建一个全新乡土社会的“文化媒介”。改革开放初，礼堂用来举办学习、报告、联欢、电影、追悼等各种活动，而因此它们也有了全新的名字——文化礼堂。 浙江省就是“文化礼堂”建设的大省。2013年起，浙江省人民政府实施为期五年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争取五年内50%的行政村建有文化礼堂，并以此作为省政府十件实事工程之一。现今全省建成的文化礼堂约4000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它是打造农村文化品牌的全新亮点，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村“精神富有，打造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
中国乡村的公共空间，民间的祠堂，在20世纪饱经战火和各种意识形态打压后，多已经分崩离析，其背后的农村宗法结构和家庭伦理，也已不再。特殊时代产生、具有过渡性质的学堂，切断了农村教育中的“旧学”，逐步建立起“新学”，尝试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礼堂也从“政治工厂”到“文化新角”实现了角色的转变。在这三者两变中，中国乡土社会从传统家族式的“血缘社会”过渡到了现代地域式的“人民社会”，现代化力量对传统社会进行了瓦解。
现代化，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以及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自由化。这三者相互交织，互相促进并且又是缺一不可的。20世纪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的的风云变幻，使得中国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血缘”“宗族”“父权”联系被打破。“公民”一词渐渐取代“子民”和“臣民”。
如果说，“公民”带有比较明显的西方色彩。那么，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的标杆又向“人民”倾斜。这一变化体现的是政治上不断克服错误而越发民主，经济上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蓬勃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更加百花齐放。
从祠堂到学堂再到礼堂的嬗变，沧海桑田历经过的是现代化的大洪流。人们从传统血缘社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却不是与过去完全划清界限。迈入到现代化的人民社会中，又能够认清大方向、不迷失。中国的乡村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在党和国家以及人民自身的努力下，会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它引导乡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和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邵建东.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何兰萍.公共空间与文化生活——冀中平原N村调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5]李礼.祠堂的乡村信仰[J].意林文匯，2015（14）.
[6]丁贤勇.祠堂·学堂·礼堂：20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关键词】公共空间；口述史；血緣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2016年，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开展了一项将专业训练、社会实践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的大型研究性课题。它利用现代史学中新兴的口述历史的基本方法，以浙江省各市县祠堂、学堂、礼堂等历史建筑为载体进行田野调查，探寻20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发展，展示中国普通民众的公共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变化。
乡土社会公共空间，是近年来学界开始研究的一个课题。农村中常见的祠堂、学堂、礼堂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村庄里很多此类公共建筑，有一条共同点——它们曾是祠堂，后作为学堂，现今又成了新修的文化礼堂。
祠堂，为族人祭祀先祖之所。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祭祖起到“收族”的作用——凝聚宗族，从而可作为巩固宗族的组织和手段。“宗”是尊重的意思，“族”指的是聚合的、相互恩爱的、从高祖到玄孙几代人的家庭。所谓宗祠就是某一姓氏宗族在某一村定居繁衍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单姓或者主姓村落后，由族众建立的祠堂。
“家天下”伊始，中国人就对血缘有一种特别的“迷恋”。而因此衍生出的祠堂，也几经发展：它始见于战国，两汉时发展为墓祠，魏晋至隋唐中期中断，在宋代时又出现家祠，元以后出现祭祀群祖的祠堂。明清以后，祠堂便成为宗族的代称。宗族形成的要素是血缘、地缘、领导者和组织机构。前两个因素是抽象的但却是最核心的。领导者是族长，也通常是祠堂的管理人，组织机构便是祠堂了。
祠堂也是族人集体活动、族长施政的地方。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各地的祠堂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如：祠堂一般是村子里最好或者最大的建筑，位于村子的中心；大部分的祠堂都有一块匾额，或是先祖题名，或是名家题词，又或是纪念先辈功勋，还有的是皇帝御赐加以表彰的；族谱，通常是存放在祠堂里；修谱也在祠堂里进行，它被认为是村里仅次于祭祖的一等一的大事……
村子里的重大事务、活动都是由族长召集村民在祠堂里商议决定的。祠堂日常运行的开销一般来自祭田或祠田，最让村民喜闻乐见的活动是请戏班唱戏。每逢佳节，尤其春节、元宵，村里就会请戏班唱上几天戏。大家都可以去看，这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不仅很受村民们欢迎，还成为很多小朋友美好的儿时记忆。
然而，20世纪前，祠堂总的来说却不是一个温馨的场所，它有血淋淋的家族故事，也有冷冰冰的中国式伦理和血缘尊卑：男尊女卑、家族国家化、国家家族化……这些在诸多书籍、影视作品中时常会看到。这种状况延续千年，却在20世纪有了剧变。
学堂，是近现代对学校的称呼。区别于古代的私塾，有更强的公共性；也不同于现代的学校，带有很明显的小集体私有和非普及化。它们相对古代传统的私塾是新的，相对现代先进的学校又是旧的。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这一新旧过渡时期，中国历史上曾出现武备学堂、实务学堂等著名的学堂。
但是，遍布乡村的学堂又有其“特殊性”：校舍是不正规的，往往利用旧有的建筑，比如祠堂作为校舍；教学也是不正规的，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半工半读，劳动多、运动多，而且是非义务教育；师资同样不正规，他们大多没接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学历。从采访中我们得知，很多祠堂本设有学堂供族人子弟上学，有学生自费，也有由祠堂出钱的。此时的学堂只是祠堂很小的组成部分，祠堂首要功用并不在此。
20世纪以后，很多祠堂“学堂化”日益加强，甚至取代了祠堂的主导地位。除了上述宏观的共性，它们还有微观的相似点：其一，学堂的学生通常限制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除了客观上交通条件的限制，农村中存在的“族”“亲眷”的观念，使不同族的人一般情况下不会也不能一起上学，这一观念近代以来逐渐弱化；其二，美其名曰是“学堂”，但学习往往最易被影响和搁置。“打土豪，分田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每次学堂都会受到波及；第三，学堂的学生过着艰苦的学习生活，他们有的努力，有的散漫，那些认真的学生多是生活更加艰难；第四，学堂里学习的内容比较少，层次也比较低，都是小学教育，学的也只是语文和算术两类而已。
学堂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是学校的特殊形式。古代向近代转型的近整个20世纪里，学堂逐渐取代私塾，成为基层教育的主要媒介。它是祖辈、父辈两代人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也几乎承载了他们最艰苦岁月里所有的酸甜苦辣。
礼堂，是举行典礼的厅堂。从“礼”诞生，持续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礼堂一直存在。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礼堂一直扮演“礼”的捍卫者的身份。中国农村作为社会基层，一直遵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社会原则。“礼”就是它的规范，首先是强制性的，然后逐渐化为整个社会的“公共信条”。
直至近代前期，礼堂都仅是作为一个隐性的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改变。1951年初，邓小平在决策修建重庆大礼堂时说：“我们不仅要有生产工厂，还要有政治工厂。”“大跃进”时期，出现了“单位不论级别，村镇不论大小，都要建礼堂”的现象。该时期的礼堂不设座位，有的甚至是泥地面。主席台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两边是主席语录，背景是主席舵手。“文革”时期，主席台的权力登峰造极，成了政治风暴的策源地；革命成了“礼”的新概念。礼堂的主要活动就是批斗。
到了现代，礼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为政治服务的成分大大减少，而成为构建一个全新乡土社会的“文化媒介”。改革开放初，礼堂用来举办学习、报告、联欢、电影、追悼等各种活动，而因此它们也有了全新的名字——文化礼堂。 浙江省就是“文化礼堂”建设的大省。2013年起，浙江省人民政府实施为期五年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争取五年内50%的行政村建有文化礼堂，并以此作为省政府十件实事工程之一。现今全省建成的文化礼堂约4000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它是打造农村文化品牌的全新亮点，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村“精神富有，打造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
中国乡村的公共空间，民间的祠堂，在20世纪饱经战火和各种意识形态打压后，多已经分崩离析，其背后的农村宗法结构和家庭伦理，也已不再。特殊时代产生、具有过渡性质的学堂，切断了农村教育中的“旧学”，逐步建立起“新学”，尝试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礼堂也从“政治工厂”到“文化新角”实现了角色的转变。在这三者两变中，中国乡土社会从传统家族式的“血缘社会”过渡到了现代地域式的“人民社会”，现代化力量对传统社会进行了瓦解。
现代化，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以及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自由化。这三者相互交织，互相促进并且又是缺一不可的。20世纪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的的风云变幻，使得中国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血缘”“宗族”“父权”联系被打破。“公民”一词渐渐取代“子民”和“臣民”。
如果说，“公民”带有比较明显的西方色彩。那么，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的标杆又向“人民”倾斜。这一变化体现的是政治上不断克服错误而越发民主，经济上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蓬勃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更加百花齐放。
从祠堂到学堂再到礼堂的嬗变，沧海桑田历经过的是现代化的大洪流。人们从传统血缘社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却不是与过去完全划清界限。迈入到现代化的人民社会中，又能够认清大方向、不迷失。中国的乡村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在党和国家以及人民自身的努力下，会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它引导乡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和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邵建东.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何兰萍.公共空间与文化生活——冀中平原N村调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5]李礼.祠堂的乡村信仰[J].意林文匯，2015（14）.
[6]丁贤勇.祠堂·学堂·礼堂：20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