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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正确义利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和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继承和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经验、借鉴和扬弃国际关系规范准则的创造性理论结晶。正确义利观把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统筹起来，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胸怀和负责任大国担当。正确义利观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提升了中国外交话语权和软实力，有助于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南。
〔关 键 词〕正确义利观、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李佳轩，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3期0023-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准确把握世界局势新发展和中国外交新任务，深刻思考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发展方向，总结升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与中国外交实践的行为准则，创造性提出了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这一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取向，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南。
一、正确义利观的思想渊源
正确义利观传承和创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义理念，吸收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义利思想，继承和转化了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借鉴和扬弃了当代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既有对优秀思想理论的创造性升华，也有对中国外交实践和全球治理变革的深刻思考，是扎根中国又面向世界、立足当下又放眼未来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对义利关系的深刻探讨，古代先贤围绕义利之辩形成了诸多不同观点，如墨家的“仁爱义利”、法家的“贵利轻义”、道家的“义利两忘”等，在后世发展中儒家义利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从孔子“君子喻于义”到孟子“舍生而取义”，再到荀子“先义而后利者荣”，以义为上、先义后利、义利相兼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成为深深烙进中国人民血脉的精神品格，为正确义利观注入了文化灵魂。
1.“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
《中庸》将“义”解释为“义者宜也”，即行为公平合理正当，遵循“人道”，顺应“天道”。在实践中，要求人们自觉理性地克制弱肉强食、唯利是图的本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义”具有优先的价值地位，是一切行为的依据和准则，是人伦之本，也是利的前提和基础，以义为先是修身治国的终极伦理原则。《论语》提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主张“见利思义”，认为不义之利是“浮云”，甚至可能招致怨恨，因而利“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孟子主张“舍生取义”，认为利益相争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所以务以义为先，将道义作为根本出发点才能义利相济，进而义利兼得。荀子继承这种思想，认为“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君子应当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秦儒家在对义利关系的论证中明确道义的终极价值，认为义是利的根本，决定了利的性质，是利的指南和目的。
面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强调义字当头，主张“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始终坚守“以义为先”的古训，从不吝于力所能及的帮助，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甚至主动让利，不搞斤斤計较。
2.“义利相兼”的辩证思想
“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利是指基于物质收益的利益，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儒家看来，利有公私之分，不能一概而论。以公谋私、损人利己是为“私利”，必须遏制;强国富民、改善民生则是“公利”，应当支持。尽管在儒家思想中义有着根本性的地位，但儒家先贤并不否定利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义利相兼的辩证思想。儒家思想将利作为实现义的物质条件和重要手段，主张用利来引导“教之”行义，以使“小人利而后可义”。孔子认为义利对于国家均不可偏废，否则都是国之耻辱。孟子还在对公利的肯定中发展出“民本”思想，指出“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是“王道之始”，认为安国富民，改善民生的公利是国家大义的重要内容。荀子“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的思想也肯定了利作为义的实现路径和物质基础的重要价值。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既推崇道义的绝对优先，也肯定利益的现实作用，主张义利相兼辩证统一。
中国的和平发展旨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做贡献。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乐见他国的发展壮大，世界“大同”始终是我们的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放弃自身正当权益，更不会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这既是对实现中国人民全面小康的公义追求，也是对传统文化义利统一思想的时代传承。
3.“协和万邦”的国际道义观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义”对天下秩序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中国古代先贤推崇“王道”“仁政”，认为国家之间要讲道义修仁德，以“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方能“天下大同”。人人求利而不言义则势必导致利益相争，对于国家也是如此，国家施“仁政”、行“德治”、守“道义”是实现“天下和合”的前提。“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世界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内涵着中华民族“以仁义治天下”与“和合共生”的道义理念。中华传统文化的道义思想还包含有明确的责任意识，展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展现了强烈的自律内敛和守义尽责的文明特色。 正确义利观与“协和万邦”的道义理念一脉相承，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建立和谐繁荣的“大同”世界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既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
马克思主义是启迪中国共产党发展新思想、开创新理论的重要来源，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义利观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使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和利益的辨证思想，奠定了正确义利观的哲学基础。
1.集体主义的义利观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人们的伦理观念是从其所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的，道德由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所决定，它反映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利益关系。因此，道德和利益息息相关，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这种利益就是人类整体利益，对于个人就是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可见，马克思主义倡导集体主义义利观，体现了道义追求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无产阶级思想。尽管这种价值取向使其明确反对将个别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但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并非仅是与人无关的宏大叙事，而是有着真实内涵的道德追求。马克思主义反对抛弃个人利益而对整体利益进行抽象理解，而是主张引导个人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相统一，倡导“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伦理秩序。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义利观既强调人类整体利益作为道德的真实内容具有优先性，倡导自觉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同时也认同个人利益是构成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主张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义利观，倡导全球公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际交往中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义利辩证统一思想，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谋求本国发展，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全球善治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2.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
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属性，是评判世界革命运动中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指导着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国际交往与外交实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具有超越国家界限、倡导跨国合作的世界主义特征，其精神内核随着时代变化和国际环境变迁而与时俱进发展。在战争与革命年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指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旨在用“世界革命”缔造一个新的世界。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别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国际主义思想淡化了意识形态纷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抗，主张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新时代的国际主义包含了构建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和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的道义精神，倡導把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作为使命，主张在国际社会反对霸权主义和狭隘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国际主义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中国始终秉持公道、坚持正义，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援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国际道义，甚至付出了许多牺牲，生动诠释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这是新时代中国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生动表达。
（三）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
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特色。70多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践行道义优先的外交理念，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形成了中国风格的国际道义主张，彰显了正确义利观的鲜明实践特色。
1.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也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既维护国家主权又秉持国际道义的和平发展道路。由中国率先提出并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当今世界国际交往的准则。在7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始终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支持和维护联合国的合法权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努力推动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世界的和谐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合理化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和引领者，对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促进世界公平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发展形势，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体现了中国的道义担当与外交风骨。
2.履行大国责任开展对外援助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积极参与国际援助，把道义传统贯彻于对外交往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中国自身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但仍然坚持向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其反抗压迫、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民族大义，维护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整体利益，慷慨无私地提供人力、资源、技术等支援。1964年，周恩来在访非期间提出以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为核心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尊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扩大援助规模和援助效益，形成了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等一系列多样的对外援助形式。1983年，指导对外援助的新“四项原则”进一步强调“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准则。中国高举国际主义旗帜，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国际道义，有力促进了世界的和谐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2.以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为手段
只有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才能确保国际公正，实现全球全面协调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所追求的公利，是全人类共同繁荣和集体幸福，既符合功利主义谋求最大利益的现实追求，又契合国际道义关注人类公益的内在要求，是谋利益与树道义的有机结合，是实现义利融合统一的途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所有国家共同发展繁荣才是好发展，所有国家共同快乐幸福才是人类真幸福。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必须以互利共赢为前提，只有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相互成就，才能突破零和博弈和对抗思维，实现全球共同繁荣。“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各国人民。”中国将始终坚持公道正义、互利共赢理念，积极推动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创新高效、开放包容、普惠共享、公正合理的全球共同发展，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和义利关系的辩证统一。
3.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破坏国际公平正义，损害国际规则秩序，而且引发地区冲突、制造国际动荡，是国际道义的践踏者与和平赤字的制造者，严重危害世界和平稳定与全球均衡发展。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两种表现形式，霸权国家以一己之好，插手别国事务，破坏他国政治结构和社会稳定;以一己私利枉顾国际制度规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实施单边行动，导致国际机制失灵、全球治理失效，甚至引发全球性灾难。践行正确义利观，就要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不顾国际道义，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和干涉行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立场，不屈从于任何强权势力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绝不以邻为壑、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承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开放姿态共享发展机遇，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挑战，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三、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贡献
正确义利观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直面人类发展挑战，坚守国际道义高地，展现中国外交气派，体现了我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运用，为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发展、中国外交软实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
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外交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始终展现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开创者，把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旗帜，积极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投身于支持和推动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正义事业，成为新中国打破国际包围，开展自主外交，维护国际公正的指导思想。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处理义利关系，既强调讲道德、讲理想、讲信念的精神文明，也充分肯定物质利益的重要作用，在深刻把握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不断壮大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力量。正确义利观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历史时期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提出的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和促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的中国原则和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体现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中华文化基因和中国外交传统，超越了民族利己主义和意识形态纷争，展现出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博大胸襟，是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创新发展。
（二）提升了中国外交话语权和软实力
中国持续发展引发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既抱有期待又心存疑虑。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既有对再现“修昔底德陷阱”和重启冷战的担心，也有对既有国际规则被打破的忧虑，还有对中国“搭便车”的指责，甚至一些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能否继续奉行和平共处原则存有疑虑。正确义利观有力回应了这些担心和指责，表明了中国维护国际公正、承担大国责任、推动共同发展的立场与决心。首先，正确义利观驳斥了“中国威胁论”的诘难。践行正确义利观必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中国的发展是合作共赢的发展，是打破零和博弈、倡导道义优先的和平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其次，正确义利观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它清晰地表明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以兼济天下的情怀为人类进步事业发挥更大作用。最后，正确义利观回击了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它将道义摆在前头，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坚持互利共赢，在具体项目上照顾对方利益，开展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展现中国对促进全球协调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正確义利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特色，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和“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证明自身、回击西方抹黑的有力武器，有力提升了中国外交的话语权和软实力。
（三）有助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无政府状态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系特征，国际社会普遍流行以权力界定利益，把拓展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活动的最高目标，导致各国在利益争夺中相互冲突甚至爆发战争。这种事实导致当今国际关系充斥着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对绝对收益的追求导致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亟待进行公正合理变革。正确义利观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维护国际公正、弘扬国际道义的主张和决心，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树立了价值导向。倡导以义为先，秉持“天下一家”理念，贯彻和平共处原则，强调各国彼此尊重各自的主权、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促进了国家间的相互尊重;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国家间平等互利，重视国际责任和义务，特别关照发展中国家，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主张“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汇合点，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有助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四）有利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主权国家仍然居于当今世界事务中心，大国协调仍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主体多元、平等协商、开放包容、全球公益等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频仍、生态破坏严重、全球灾难频发，全球治理价值体系不完善、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式霸权治理負面影响等弊端凸显，使得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义利失衡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引发国际政治诸多乱象。对此，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正确义利观倡导把人类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追求全球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公利，促使世界各国放下无休止的利益争夺，共同关心事关全球和人类未来的全球公共事务;倡导维护国际公正和履行国际义务，引导各国自觉承担国际责任，积极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国家间合作共赢和全球有效治理;强调义利统一，倡导国家利益与人类公益的有效融合，把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统筹起来，支持各国根据自己实际能力共同但有区别地承担国际责任、参与全球治理，从而实现义利平衡和义利兼顾。正确义利观为构建协商共治的新型全球治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合理变革奠定了价值基础。
（五）助力共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和愈发频繁的风险挑战，各个民族和国家只有以义相交、互利共赢，以世界和平发展大义为重，共同守护人类共有家园，才能共同开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正确义利观超越了资本主义逻辑下利己主义狭隘的利益争夺，在倡导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强调义利辨证统一，反映了中国追求自我发展，更希望世界公平发展和全球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突破了以往西方对国家间关系二元对立式的理解，有利于营造“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全球伦理氛围，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体来讲，正确义利观对国际道义和国际公正的强调，可以促进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有利于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倡导，特别是对加快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强调，有利于加强南南合作，缩小南北差距，弥合国际社会裂痕，促进全球全面协调发展和人类整体进步;对“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理念的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协调自我发展与履行国际责任的关系，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世界多样发展和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对“和合共生”理念的强调，关注人类文明未来，主张“计天下利”，实现“世界大同”，有利于推动各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正确义利观通过引导各国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关系中的义利关系，倡导国家间合作共赢，共同开创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完稿日期：2021-5-10】
【责任编辑：李 静】
〔关 键 词〕正确义利观、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李佳轩，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3期0023-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准确把握世界局势新发展和中国外交新任务，深刻思考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发展方向，总结升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与中国外交实践的行为准则，创造性提出了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这一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取向，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南。
一、正确义利观的思想渊源
正确义利观传承和创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义理念，吸收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义利思想，继承和转化了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借鉴和扬弃了当代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既有对优秀思想理论的创造性升华，也有对中国外交实践和全球治理变革的深刻思考，是扎根中国又面向世界、立足当下又放眼未来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对义利关系的深刻探讨，古代先贤围绕义利之辩形成了诸多不同观点，如墨家的“仁爱义利”、法家的“贵利轻义”、道家的“义利两忘”等，在后世发展中儒家义利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从孔子“君子喻于义”到孟子“舍生而取义”，再到荀子“先义而后利者荣”，以义为上、先义后利、义利相兼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成为深深烙进中国人民血脉的精神品格，为正确义利观注入了文化灵魂。
1.“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
《中庸》将“义”解释为“义者宜也”，即行为公平合理正当，遵循“人道”，顺应“天道”。在实践中，要求人们自觉理性地克制弱肉强食、唯利是图的本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义”具有优先的价值地位，是一切行为的依据和准则，是人伦之本，也是利的前提和基础，以义为先是修身治国的终极伦理原则。《论语》提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主张“见利思义”，认为不义之利是“浮云”，甚至可能招致怨恨，因而利“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孟子主张“舍生取义”，认为利益相争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所以务以义为先，将道义作为根本出发点才能义利相济，进而义利兼得。荀子继承这种思想，认为“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君子应当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秦儒家在对义利关系的论证中明确道义的终极价值，认为义是利的根本，决定了利的性质，是利的指南和目的。
面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强调义字当头，主张“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始终坚守“以义为先”的古训，从不吝于力所能及的帮助，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甚至主动让利，不搞斤斤計较。
2.“义利相兼”的辩证思想
“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利是指基于物质收益的利益，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儒家看来，利有公私之分，不能一概而论。以公谋私、损人利己是为“私利”，必须遏制;强国富民、改善民生则是“公利”，应当支持。尽管在儒家思想中义有着根本性的地位，但儒家先贤并不否定利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义利相兼的辩证思想。儒家思想将利作为实现义的物质条件和重要手段，主张用利来引导“教之”行义，以使“小人利而后可义”。孔子认为义利对于国家均不可偏废，否则都是国之耻辱。孟子还在对公利的肯定中发展出“民本”思想，指出“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是“王道之始”，认为安国富民，改善民生的公利是国家大义的重要内容。荀子“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的思想也肯定了利作为义的实现路径和物质基础的重要价值。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既推崇道义的绝对优先，也肯定利益的现实作用，主张义利相兼辩证统一。
中国的和平发展旨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做贡献。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乐见他国的发展壮大，世界“大同”始终是我们的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放弃自身正当权益，更不会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这既是对实现中国人民全面小康的公义追求，也是对传统文化义利统一思想的时代传承。
3.“协和万邦”的国际道义观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义”对天下秩序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中国古代先贤推崇“王道”“仁政”，认为国家之间要讲道义修仁德，以“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方能“天下大同”。人人求利而不言义则势必导致利益相争，对于国家也是如此，国家施“仁政”、行“德治”、守“道义”是实现“天下和合”的前提。“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世界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内涵着中华民族“以仁义治天下”与“和合共生”的道义理念。中华传统文化的道义思想还包含有明确的责任意识，展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展现了强烈的自律内敛和守义尽责的文明特色。 正确义利观与“协和万邦”的道义理念一脉相承，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建立和谐繁荣的“大同”世界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既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
马克思主义是启迪中国共产党发展新思想、开创新理论的重要来源，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义利观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使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和利益的辨证思想，奠定了正确义利观的哲学基础。
1.集体主义的义利观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人们的伦理观念是从其所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的，道德由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所决定，它反映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利益关系。因此，道德和利益息息相关，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这种利益就是人类整体利益，对于个人就是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可见，马克思主义倡导集体主义义利观，体现了道义追求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无产阶级思想。尽管这种价值取向使其明确反对将个别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但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并非仅是与人无关的宏大叙事，而是有着真实内涵的道德追求。马克思主义反对抛弃个人利益而对整体利益进行抽象理解，而是主张引导个人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相统一，倡导“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伦理秩序。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义利观既强调人类整体利益作为道德的真实内容具有优先性，倡导自觉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同时也认同个人利益是构成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主张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义利观，倡导全球公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际交往中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义利辩证统一思想，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谋求本国发展，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全球善治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2.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
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属性，是评判世界革命运动中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指导着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国际交往与外交实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具有超越国家界限、倡导跨国合作的世界主义特征，其精神内核随着时代变化和国际环境变迁而与时俱进发展。在战争与革命年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指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旨在用“世界革命”缔造一个新的世界。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别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国际主义思想淡化了意识形态纷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抗，主张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新时代的国际主义包含了构建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和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的道义精神，倡導把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作为使命，主张在国际社会反对霸权主义和狭隘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国际主义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中国始终秉持公道、坚持正义，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援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国际道义，甚至付出了许多牺牲，生动诠释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这是新时代中国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生动表达。
（三）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
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特色。70多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践行道义优先的外交理念，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形成了中国风格的国际道义主张，彰显了正确义利观的鲜明实践特色。
1.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也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既维护国家主权又秉持国际道义的和平发展道路。由中国率先提出并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当今世界国际交往的准则。在7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始终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支持和维护联合国的合法权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努力推动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世界的和谐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合理化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和引领者，对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促进世界公平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发展形势，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体现了中国的道义担当与外交风骨。
2.履行大国责任开展对外援助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积极参与国际援助，把道义传统贯彻于对外交往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中国自身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但仍然坚持向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其反抗压迫、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民族大义，维护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整体利益，慷慨无私地提供人力、资源、技术等支援。1964年，周恩来在访非期间提出以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为核心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尊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扩大援助规模和援助效益，形成了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等一系列多样的对外援助形式。1983年，指导对外援助的新“四项原则”进一步强调“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准则。中国高举国际主义旗帜，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国际道义，有力促进了世界的和谐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2.以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为手段
只有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才能确保国际公正，实现全球全面协调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所追求的公利，是全人类共同繁荣和集体幸福，既符合功利主义谋求最大利益的现实追求，又契合国际道义关注人类公益的内在要求，是谋利益与树道义的有机结合，是实现义利融合统一的途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所有国家共同发展繁荣才是好发展，所有国家共同快乐幸福才是人类真幸福。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必须以互利共赢为前提，只有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相互成就，才能突破零和博弈和对抗思维，实现全球共同繁荣。“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各国人民。”中国将始终坚持公道正义、互利共赢理念，积极推动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创新高效、开放包容、普惠共享、公正合理的全球共同发展，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和义利关系的辩证统一。
3.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破坏国际公平正义，损害国际规则秩序，而且引发地区冲突、制造国际动荡，是国际道义的践踏者与和平赤字的制造者，严重危害世界和平稳定与全球均衡发展。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两种表现形式，霸权国家以一己之好，插手别国事务，破坏他国政治结构和社会稳定;以一己私利枉顾国际制度规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实施单边行动，导致国际机制失灵、全球治理失效，甚至引发全球性灾难。践行正确义利观，就要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不顾国际道义，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和干涉行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立场，不屈从于任何强权势力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绝不以邻为壑、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承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开放姿态共享发展机遇，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挑战，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三、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贡献
正确义利观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直面人类发展挑战，坚守国际道义高地，展现中国外交气派，体现了我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运用，为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发展、中国外交软实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
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外交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始终展现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开创者，把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旗帜，积极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投身于支持和推动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正义事业，成为新中国打破国际包围，开展自主外交，维护国际公正的指导思想。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处理义利关系，既强调讲道德、讲理想、讲信念的精神文明，也充分肯定物质利益的重要作用，在深刻把握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不断壮大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力量。正确义利观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历史时期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提出的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和促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的中国原则和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体现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中华文化基因和中国外交传统，超越了民族利己主义和意识形态纷争，展现出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博大胸襟，是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创新发展。
（二）提升了中国外交话语权和软实力
中国持续发展引发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既抱有期待又心存疑虑。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既有对再现“修昔底德陷阱”和重启冷战的担心，也有对既有国际规则被打破的忧虑，还有对中国“搭便车”的指责，甚至一些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能否继续奉行和平共处原则存有疑虑。正确义利观有力回应了这些担心和指责，表明了中国维护国际公正、承担大国责任、推动共同发展的立场与决心。首先，正确义利观驳斥了“中国威胁论”的诘难。践行正确义利观必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中国的发展是合作共赢的发展，是打破零和博弈、倡导道义优先的和平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其次，正确义利观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它清晰地表明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以兼济天下的情怀为人类进步事业发挥更大作用。最后，正确义利观回击了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它将道义摆在前头，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坚持互利共赢，在具体项目上照顾对方利益，开展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展现中国对促进全球协调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正確义利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特色，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和“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证明自身、回击西方抹黑的有力武器，有力提升了中国外交的话语权和软实力。
（三）有助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无政府状态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系特征，国际社会普遍流行以权力界定利益，把拓展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活动的最高目标，导致各国在利益争夺中相互冲突甚至爆发战争。这种事实导致当今国际关系充斥着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对绝对收益的追求导致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亟待进行公正合理变革。正确义利观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维护国际公正、弘扬国际道义的主张和决心，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树立了价值导向。倡导以义为先，秉持“天下一家”理念，贯彻和平共处原则，强调各国彼此尊重各自的主权、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促进了国家间的相互尊重;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国家间平等互利，重视国际责任和义务，特别关照发展中国家，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主张“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汇合点，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有助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四）有利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主权国家仍然居于当今世界事务中心，大国协调仍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主体多元、平等协商、开放包容、全球公益等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频仍、生态破坏严重、全球灾难频发，全球治理价值体系不完善、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式霸权治理負面影响等弊端凸显，使得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义利失衡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引发国际政治诸多乱象。对此，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正确义利观倡导把人类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追求全球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公利，促使世界各国放下无休止的利益争夺，共同关心事关全球和人类未来的全球公共事务;倡导维护国际公正和履行国际义务，引导各国自觉承担国际责任，积极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国家间合作共赢和全球有效治理;强调义利统一，倡导国家利益与人类公益的有效融合，把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统筹起来，支持各国根据自己实际能力共同但有区别地承担国际责任、参与全球治理，从而实现义利平衡和义利兼顾。正确义利观为构建协商共治的新型全球治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合理变革奠定了价值基础。
（五）助力共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和愈发频繁的风险挑战，各个民族和国家只有以义相交、互利共赢，以世界和平发展大义为重，共同守护人类共有家园，才能共同开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正确义利观超越了资本主义逻辑下利己主义狭隘的利益争夺，在倡导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强调义利辨证统一，反映了中国追求自我发展，更希望世界公平发展和全球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突破了以往西方对国家间关系二元对立式的理解，有利于营造“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全球伦理氛围，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体来讲，正确义利观对国际道义和国际公正的强调，可以促进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有利于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倡导，特别是对加快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强调，有利于加强南南合作，缩小南北差距，弥合国际社会裂痕，促进全球全面协调发展和人类整体进步;对“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理念的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协调自我发展与履行国际责任的关系，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世界多样发展和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对“和合共生”理念的强调，关注人类文明未来，主张“计天下利”，实现“世界大同”，有利于推动各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正确义利观通过引导各国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关系中的义利关系，倡导国家间合作共赢，共同开创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完稿日期：2021-5-10】
【责任编辑：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