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我出生在青南牧区一个地地道道的牧民家庭，自6岁开始我就能帮妈妈照看弟弟妹妹们，揽牛粪等一般小家务活都不在话下。在儿时记忆中大人们总忙个不停，我爸爸有时在外面赶马车拉运东西，很多天回不了家，回家就又要去放生产队的马群漫山遍野地跑呀跑的。妈妈也每天都起早贪黑地挤牛奶、打酥油、磨炒面、参加会议等，每天的日子好像在同一个轨道里不变地重复着，几乎没有闲暇搭理自己的孩子们，所以家里的重任自然就落到我这老大身上了。
　　1977年春天，在奶奶的极力支持和自己的强烈要求下，爸爸不得不把我送到智后茂乡小学读书，我上学的事似乎破坏了村里潜在的某些封建规矩，大人们都对我议论纷纷，过来劝说我父母不让我上学，有的摇着头说：“大姑娘走了，你们失去了一个帮手，太可惜！”有的说：“女子有才有啥用？还是别让她上学为好。”村里人噩梦般的言语和妈妈难舍的泪水无论多么刺痛我幼小的心灵，始终没能磨灭我上学的决心。
　　读县民族中学那年秋天，十世班禅大师到我们家乡视察工作，轰动了整个河曲草原。慈祥的大师在县民族中学师生大会上，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将来要报效祖国，他的期望和谆谆教诲至今仍回荡在我的耳旁。
　　1986年，我再一次违背妈妈的意愿，参加全国普通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那时草场早已承包到户，家里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转，牧区上学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忽然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睡的青南大地，一切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学里，有幸接触到了藏族传统文学理论和国内外经典之作，且閱读了诸多世界名著。1987年我的处女作发表在《西藏文艺》上，至今还记得看到样刊和稿费的我热泪盈眶的模样。回到家乡工作后，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从事什么工作，无论来自社会、家庭、事业的困难和压力有多大，都始终没能让我放弃对文学的执着追求。我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茁壮成长的，在文学的世界中找到自我，我的成长历程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愿我们的文艺事业从“高原”奔向“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