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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2008年，结束15年政协委员任期的吴敬琏淡出媒体视野。从此，喧嚣的“两会”上，人们再也听不到他大胆直率的声音。不过，“进亦忧，退亦忧”，沉重的使命感使这位老人不能放松。他密切守望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不时发出警醒世人的声音。
第一次向中央建言
有媒体曾将吴敬琏定位为“贵族”经济学家———因他出身于家道兴旺的民族资本家之家。他的母亲邓季惺既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成功的报人和积极的参政者。
吴敬琏1930年1月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20世纪30年代初，他的父母共同创办了上海《新民报》（现《新民晚报》）。父亲去世后，母亲邓季惺又到北京创办了《新民报》（现《北京日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刚刚接触世事的吴敬琏在思考着热血青年们共同探寻的一个严肃课题———怎样才能拯救中国。
吴敬琏的幼时是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但他却并不像很多关在书斋的学者那样躲避政治。他的好朋友黄范章评论他“懂政治，也懂得斗争”，这个特点在经济研究所时期就有所体现。
大学毕业后，吴敬琏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同时进入这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学术研究部门的一共有8个年轻人，大多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吴敬琏结婚较早，每天回家，大家的私交并不多。在当时，把这些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是科研兴趣和个人自由。
在“文革”中与顾准的巧遇，是吴敬琏学术研究路上更进一步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在顾准的指导下，吴敬琏开始从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反观中国问题。他还在顾准的鼓励下，继续学习英文。他给自己定了计划，每天必须读50页英文原著，自学的第一本英文书是5000多页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俄文，除了1978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过4个月外，他流利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都靠自学。这些都为他后来去耶鲁大学系统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打下了基础。
1980年，中国社科院和福特基金会合作，派遣一批研究人员去美国的名校学习。吴敬琏是第三批公派出国的人选之一。1984年，当他结束在耶鲁的学习后回国，恰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他在耶鲁攻读的比较经济学有了用武之地。
有人评论，吴敬琏的成功得益于时代———身处改革年代，危机赋予了他的学术地位。但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吴敬琏在“文革”岁月中对历史、经济学、英文的自学，使他有足够的能力把握住机会。
1984年7月，刚刚从耶鲁留学归来的吴敬琏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洪找去写一份意见书《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但是，要想为商品经济全面“翻案”又谈何容易。
此時，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原本早已在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下开始起草了。马洪了解到《决定》上还是没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几经周折，马洪把他们的想法转达到国家领导人那里。
终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后，起草小组最终把“商品经济”写入文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邓小平对这次《决定》作了很高的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第一次向中央建言便取得了这么有意义的成果，这使吴敬琏很振奋。
2012年初，吴敬琏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仇富的本质是仇腐。“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他认为推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办法，这让他在民间的雅号从“吴市场”过渡到了“吴法治”。
不仅批评政府权力，他还发表了一系列触及民众利益的言论，比如支持春运票价上浮，城市拆迁不应该按市场价补偿。他认为前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供需原理，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前人为压低票价，扭曲的价格可能造成资源配置低效，造成了三个有害结果：一、许多人连夜排队买不着票，排队成本增高；二、黄牛党横行，票价高涨，更多人难以负担；三、权力凸显，“批条子”的现象严重。而后者则让房主独享了过量的非按劳所得的利益，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这次，他的言论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一些民众的嘲笑和攻击。
获得“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称号
这些责难让人想起2001年他所陷入的一场著名的争论。2000年10月，《财经》杂志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职员赵瑜纲的两份报告为蓝本，发表了《基金黑幕》一文。《基金黑幕》把一些人所共知的黑幕摆到了台前，引起公众极大的关切和愤怒。“在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中，人们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敬琏说。他的发言被媒体总结为3点：中国股市是个大赌场；全民炒股不正常；市盈率过高。
自此论战不断。200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萧灼基会同厉以宁、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4位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言论。作为回应，吴敬琏于2001年3月在《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
这场论辩的结果，吴敬琏获得了学术和个人声誉的双重胜利。2001年被称为是“股市监管年”。2001年1月9日和10日，监管层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1月14- 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证监会官员洪磊的个人沉浮也是这一年证券行业大变动的一个注脚。他原本是嘉实基金管理公司的经理，但因为坚持价值投资理念，拒绝按行情消息行事被董事会解雇。洪磊回忆，2000年7月，在四面楚歌最艰难的时候，他托朋友约见了吴敬琏。“吴敬琏一言不发听了半小时，说‘大家一起想办法，怎么来改变’。”后来洪磊被聘为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和他一起进入国家证券监管队伍的，还有他原来在基金公司的团队成员。
吴敬琏在这场论战中以鲜明的观点、无畏的态度，获得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的称号。有人将中国的经济学家做了分类，他被归类为“善”，于2000、2001年两次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十大人物”。2004年，当时他是炙手可热的国家领导人智囊，他正主持的学术项目都是事关亿万人生存状态的大问题：经济转型用什么方式？转型中怎么避免滑入权贵私有化的深渊……他所做的调查与研究，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日程满当当排到了12月。
对现实问题发言的学者
2008年以前，吴敬琏的言论往往遭到网络的质疑与抨击。数年过去，吴敬琏的每一次公开发言仍然被网络广泛转载，不同的是，他的支持者越来越多。2012年9月，他在《财经》杂志发出“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吁，网络上近万条跟帖中90%都是赞成者。现实的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理性起来，这让吴敬琏感到欣慰。
2013年5月，《吴敬琏文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文集收录了吴敬琏先生从1980至2012年间最具代表性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和论述，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华尔街日报》曾这样评价说，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无疑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已80多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站在改革的最前沿。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细心的人们对比发现，《决定》吸收了吴敬琏的许多改革设想和建议。不过，吴敬琏从无一字谈及个人的建言之功，而是呼吁人们正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会碰到的阻力和困难。
在50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吴敬琏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儿不重要，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
（摘自《财经》2013年第36期，《博客天下》2011年第10期）
2008年，结束15年政协委员任期的吴敬琏淡出媒体视野。从此，喧嚣的“两会”上，人们再也听不到他大胆直率的声音。不过，“进亦忧，退亦忧”，沉重的使命感使这位老人不能放松。他密切守望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不时发出警醒世人的声音。
第一次向中央建言
有媒体曾将吴敬琏定位为“贵族”经济学家———因他出身于家道兴旺的民族资本家之家。他的母亲邓季惺既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成功的报人和积极的参政者。
吴敬琏1930年1月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20世纪30年代初，他的父母共同创办了上海《新民报》（现《新民晚报》）。父亲去世后，母亲邓季惺又到北京创办了《新民报》（现《北京日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刚刚接触世事的吴敬琏在思考着热血青年们共同探寻的一个严肃课题———怎样才能拯救中国。
吴敬琏的幼时是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但他却并不像很多关在书斋的学者那样躲避政治。他的好朋友黄范章评论他“懂政治，也懂得斗争”，这个特点在经济研究所时期就有所体现。
大学毕业后，吴敬琏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同时进入这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学术研究部门的一共有8个年轻人，大多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吴敬琏结婚较早，每天回家，大家的私交并不多。在当时，把这些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是科研兴趣和个人自由。
在“文革”中与顾准的巧遇，是吴敬琏学术研究路上更进一步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在顾准的指导下，吴敬琏开始从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反观中国问题。他还在顾准的鼓励下，继续学习英文。他给自己定了计划，每天必须读50页英文原著，自学的第一本英文书是5000多页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俄文，除了1978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过4个月外，他流利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都靠自学。这些都为他后来去耶鲁大学系统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打下了基础。
1980年，中国社科院和福特基金会合作，派遣一批研究人员去美国的名校学习。吴敬琏是第三批公派出国的人选之一。1984年，当他结束在耶鲁的学习后回国，恰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他在耶鲁攻读的比较经济学有了用武之地。
有人评论，吴敬琏的成功得益于时代———身处改革年代，危机赋予了他的学术地位。但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吴敬琏在“文革”岁月中对历史、经济学、英文的自学，使他有足够的能力把握住机会。
1984年7月，刚刚从耶鲁留学归来的吴敬琏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洪找去写一份意见书《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但是，要想为商品经济全面“翻案”又谈何容易。
此時，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原本早已在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下开始起草了。马洪了解到《决定》上还是没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几经周折，马洪把他们的想法转达到国家领导人那里。
终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后，起草小组最终把“商品经济”写入文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邓小平对这次《决定》作了很高的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第一次向中央建言便取得了这么有意义的成果，这使吴敬琏很振奋。
2012年初，吴敬琏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仇富的本质是仇腐。“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他认为推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办法，这让他在民间的雅号从“吴市场”过渡到了“吴法治”。
不仅批评政府权力，他还发表了一系列触及民众利益的言论，比如支持春运票价上浮，城市拆迁不应该按市场价补偿。他认为前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供需原理，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前人为压低票价，扭曲的价格可能造成资源配置低效，造成了三个有害结果：一、许多人连夜排队买不着票，排队成本增高；二、黄牛党横行，票价高涨，更多人难以负担；三、权力凸显，“批条子”的现象严重。而后者则让房主独享了过量的非按劳所得的利益，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这次，他的言论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一些民众的嘲笑和攻击。
获得“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称号
这些责难让人想起2001年他所陷入的一场著名的争论。2000年10月，《财经》杂志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职员赵瑜纲的两份报告为蓝本，发表了《基金黑幕》一文。《基金黑幕》把一些人所共知的黑幕摆到了台前，引起公众极大的关切和愤怒。“在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中，人们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敬琏说。他的发言被媒体总结为3点：中国股市是个大赌场；全民炒股不正常；市盈率过高。
自此论战不断。200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萧灼基会同厉以宁、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4位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言论。作为回应，吴敬琏于2001年3月在《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
这场论辩的结果，吴敬琏获得了学术和个人声誉的双重胜利。2001年被称为是“股市监管年”。2001年1月9日和10日，监管层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1月14- 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证监会官员洪磊的个人沉浮也是这一年证券行业大变动的一个注脚。他原本是嘉实基金管理公司的经理，但因为坚持价值投资理念，拒绝按行情消息行事被董事会解雇。洪磊回忆，2000年7月，在四面楚歌最艰难的时候，他托朋友约见了吴敬琏。“吴敬琏一言不发听了半小时，说‘大家一起想办法，怎么来改变’。”后来洪磊被聘为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和他一起进入国家证券监管队伍的，还有他原来在基金公司的团队成员。
吴敬琏在这场论战中以鲜明的观点、无畏的态度，获得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的称号。有人将中国的经济学家做了分类，他被归类为“善”，于2000、2001年两次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十大人物”。2004年，当时他是炙手可热的国家领导人智囊，他正主持的学术项目都是事关亿万人生存状态的大问题：经济转型用什么方式？转型中怎么避免滑入权贵私有化的深渊……他所做的调查与研究，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日程满当当排到了12月。
对现实问题发言的学者
2008年以前，吴敬琏的言论往往遭到网络的质疑与抨击。数年过去，吴敬琏的每一次公开发言仍然被网络广泛转载，不同的是，他的支持者越来越多。2012年9月，他在《财经》杂志发出“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吁，网络上近万条跟帖中90%都是赞成者。现实的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理性起来，这让吴敬琏感到欣慰。
2013年5月，《吴敬琏文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文集收录了吴敬琏先生从1980至2012年间最具代表性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和论述，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华尔街日报》曾这样评价说，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无疑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已80多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站在改革的最前沿。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细心的人们对比发现，《决定》吸收了吴敬琏的许多改革设想和建议。不过，吴敬琏从无一字谈及个人的建言之功，而是呼吁人们正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会碰到的阻力和困难。
在50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吴敬琏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儿不重要，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
（摘自《财经》2013年第36期，《博客天下》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