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带给我们两个好处：一方面它让我们见识到了平时很容易被忽视掉的风景、价值和事物；另一个，它帮我们全面地了解自己，避免慢慢被腐蚀掉。当我们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旅行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自己的情绪、心态和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没有旅行，我们几乎不会去触碰这些。
　　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泰国时，平时滴酒不沾、作息规律的我，会在当地泡吧直至凌晨；在西藏时，尽管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我也终日待在寺庙里，倾听诵经。我时常感到，在自己心中有若干像月球表面一样广袤荒芜的空间，而想要探索这些平时绝少履及的心灵区域，我就会前往冰岛，面对那里静谧而诡谲、浩大而空茫的蛮荒景象，只有这样，我才能叩问通常被闲谈和琐事遮蔽的内心角落。
　　我们旅行，既是为了寻找自我，也是为了隐匿自己。当然，这二者其实是一回事，达成其中一件也就完成了另一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可以完美地摆脱社会阶层、职业、职位的束缚；正如英国文豪赫兹利特所说，我们就像“客厅里的绅士”一样闲散自如，别人无法给我们贴上某种标签。摆脱了羁绊，甩落了各种身外名分，我们才有机会不受干扰地碰触到自己内心深处更重要的部分。
　　旅行在外时，我们不再早早入睡。而是跟随自己的内在冲动，就像恋爱了一样敞开心扉。至少有那么一瞬，我们既非生活在过去、也非生活在未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等待被深入地理解。我们甚至会变得有些神秘，对初见的陌生人如此，有时候对自己也是如此。就连克伦威尔这样的伟人也说过：“不知道自己正去往何处的人，往往走得最远。”
　　当然，和任何一种自由一样，旅行也有巨大的风险，但它同时又向我们许下了奇妙的承诺：通过旅行我们能重新出生，回到自己更年轻、更开放的那些时日。旅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时间，使一天相当于一年，或至少45个小时；旅行也很容易地让我们回到童蒙时代，置身于一个尚未理解的世界中，外语的因素也让这种情形更加鲜明：比如，在法国时我们就“移民”到了法语中，用这种不太纯熟的外语交谈，表述变得简单而礼貌，好像唤醒了刚学说话时的婴幼年记忆。在河内旅行时，即便不像当地人一样讲一口洋泾浜英语，我也会主动地简化语言表达，这时重要的不再是自我表现，而仅仅是传递意图。
　　所以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旅行不仅是对未知之物的追求，更是要回到自己无知无识的状态。至少对我而言，旅行是为了寻获一双无邪的眼睛，从而找回一个天真无辜的自我。通常，我在旅途中会比平时更易轻信；在异域我也会更容易兴奋，甚至比平时更亲切温和。旅途中遇到的过客不会为我考核、评级，这样我就得担起责任重塑自我，要么进取向上，要么蜕变堕落。旅行是一座流动的修道院，我们在旅途中通常生活得更简单，不带太多身外之物，而且把自己托付给机缘命运。
　　加缪说：“旅行的价值在于畏惧”，他所说的畏惧，也就是从我们惯以藏身的日常环境和习惯中破茧而出的这种分离感。我们之所以旅行，与其说为了寻找答案，毋宁说是为了寻求更好的问题。与很多人一样，我每到一处必会问东问西，我最留恋的那些地方，也总能向我提出难以回答的质询。比如在布拉格，每两辆汽车就一辆是偷来的，市场上三分之二的商品都是走私货，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作为加利福尼亚人的价值观。在泰国，很多年轻女性则为了保护家庭或出于宗教原因牺牲自己的身体，这也挑战着我习以为常的伦理判断。衣修午德曾说过：“也许最好的旅行书应该有点像一部追寻某种真相的犯罪小说。”我想补充的是，最好的东西也正是那种我们总也找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