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明朝时,中华武术的一个分支——温州南拳被戚继光运用于战场上,把骄横的倭寇打得落花流水。逃回本土的日本人凭借对温州南拳的零星记忆,创出了空手道。
　　
　　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无恶不作。倭寇最猖狂时,80人在宁波登陆,竟一路杀到南京城外又再杀回去。然而在温州地区,倭寇却一直讨不到便宜,原因就是当地很多人会武术。
　　温州当地武术大多来自南少林。南宋一个名叫吴金明的将军带着南少林的武功秘籍来到温州定居,留给后人一套“大力金刚指”,吴家的后人当众施展这种功夫,竟能以一根手指把一辆11吨重的大车拖动十几米远。
　　此外,温州当地本就民风剽悍,大家闲来聚在一起,常以搏击为戏。在永嘉的殴渠,一共400多家农户,几乎家家都设拳坛,甚至有人说这个地方“连公鸡都会三路棍法”。
　　在这样的地方,倭寇自然难以占得上风。当地百姓推选王沛、王德叔侄二人为首领,组织大家打击倭寇。王沛、王德为了抵制倭寇,还专门筹集资金建造了一座永昌堡。
　　然而,倭寇也非等闲之辈。1558年,800多名倭寇偷袭永嘉场南之梅头,围攻海安所。王氏叔侄立刻率部应战。不料,王沛中了倭寇“诱敌深入”的奸计,被成倍于自己的倭寇包围,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不幸战死。倭寇随即包围温州郡城,王德在率兵出击时中了埋伏,被杀后还惨遭剥皮。
　　 “双王”的失败震动了明朝朝野和正在浙江的戚继光。戚继光此时正在训练对付倭寇的精兵,他召开军事会议,让大家一起讨论对付倭寇的办法。
　　会上,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提出,倭寇的陆战能力很强,但水战能力低劣。明军应该想办法在水上就把倭寇战败。其他人则提出,在船上作战有特殊性:船上地方狭窄,能够施展的地方大小往往还不及一张八仙桌,因此应该借鉴一些讲究爆发力的搏击术。此外,海上风高浪急,倭寇很难站稳,这时,下盘功夫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温州当地的一些武术套路中,像白鹤拳、螳螂拳、猴拳、虎鹤双形、五鸡拳等,都以原地的闪转腾挪为主,往往能在近距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倭寇开始侵扰后,结合上述武术优点的一种武功——温州船拳开始在抗倭队伍中流传开来。这种船拳最初在当地女子中间流行,原因自然是倭寇肆虐后,女人尤其容易受害。这种拳法除了有施展范围小、短距离打击力大等特点外,更有许多攻击男子要害部位的招数。
　　然而,有了船上搏击之术,倭寇另一大优势又令抗倭队伍头疼:倭寇手中的武士刀长约五尺,而倭寇又十分善于跳跃,往往一纵就是一丈。这样,往往看上去倭寇还距抗倭士兵很远,可眨眼间对手就能把刀伸到抗倭士兵的跟前。
　　为此有人提出,可以用温州船老大的撑篙。这种撑篙长约3米,头部如果装上挠钩、尖刀就能形成长距离武器。此外,永嘉当地有一路梅花棍也有了用武之地,这种简单的武器用于实战后效果极佳,许多倭寇甚至夸张地称之为“狼筅”。
　　1561年,戚继光练成精兵。有情报说,倭寇将侵袭沧南的金乡卫,戚继光率4000名精兵连夜赶到,把倭寇堵个正着。
　　戚家军先用红夷大炮、弗朗机轰击,再出动战船,船上士兵拿手中的“狼筅”去钩倭寇的座船、刺倭寇的头领。倭寇被打得异常狼狈,好不容易冲上岸,只见一些农民军头戴斗笠、手持尖刀,12人一组列出一种古怪的阵法——鸳鸯阵。
　　这种以12人为一个作战基本单位的阵法,长短兵器结合,可随地形和战斗需要不断变化。其基本原理据说也是来自于武术的中长短配合原则。倭寇拿这种阵法毫无办法,最后大败而归。
　　此后,戚继光在抗倭战场上几乎次次都能全歼对手。到1565年,倭寇基本被肃清。
　　逃回日本的倭寇,凭着对战场上中国武功的残存记忆,创造出了一套自己的格斗术,最终形成了日本的徒手格斗技艺——唐手。1935年,日本武术家船越义珍认为“唐手”这两个字太中国化,于是召开全日本武术大会,将“唐手”改名为“空手道”。
　　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华武术是“空手道”鼻祖的事实。“空手道”中一个最大的流派——刚柔流就是脱胎于中国南拳中的白鹤门,甚至有日本“空手道”名家承认,他们世世代代是按照一本从中国传过去的武功秘籍——《白鹤拳谱》进行练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