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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格尔在《美学》中详细论述了“冲突”三类型以及其结构在“艺术美”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心灵差異而产生的冲突是黑格尔最为看重的，曹禺的《原野》在无形中符合了其“冲突论”以及悲剧理念的“感性显现”。
关键词：冲突 悲剧 原野
西方对于悲剧的定义，源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著名界定：“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的“模仿”本质论雄踞于西方文艺理论领域千年，直到黑格尔为“美”的本质及演化做了总结性论断以后，悲剧便跳脱出“模仿”的单一特性，将“冲突”母题纳入自己的审美独特性之中。
曹禺的戏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批判现实问题的剧作中尤为引人注目，这一点离不开西方戏剧尤其是古希腊悲剧对曹禺创作的影响，譬如复仇主题与三一律等。因此，曹禺作品当中的主题艺术辨析，离不开黑格尔式的预设阐释。《原野》里的情节主线即仇虎的复仇，矛盾冲突明朗集中是本剧一大特色，下面主要撷取剧中的四对主要冲突，结合黑格尔关于“冲突论”的解说，对《原野》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深度阐释。
一、出身不等：仇虎与焦阎王
仇虎复仇的缘由是自前代仇荣与焦阎王结下的，仇荣与焦阎王当时并未处在两个十分对立的阶级出身。仇荣身为田间农户却拥有大片良田，这一财产优势让他远离“贫农”称号，并因此与焦阎王结拜。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结拜即亲缘，焦仇二人门第合二为一，仇荣可称为地主。但自焦阎王抢夺仇荣家田产并将其杀害，陷害仇虎入狱之后，这一结拜的“亲缘”便自行破裂。仇虎八年后出狱，他重新捡拾起之前的“农民”身份，所面对的是焦母和焦大星一家依旧的地主身份和其背后复杂的权力网络，现有阶级差异已成无法跨越的鸿沟。因此，出身不等带来的各种险阻始终牵绊在仇虎的复仇之路上，这是复仇剧作当中常见的矛盾桥段，也是黑格尔为冲突三类之二划出界定的现实举隅。
在《原野》中，正如黑格尔欣赏的那样，仇虎充满了主体的反抗意识，拼死也要捍卫人性情理中的永恒正义——替父报仇。因此，当戴着镣铐寻至焦家的仇虎践行“复仇”一举这全部过程，“农民反抗地主迫害”已远不够涵括《原野》的意义了。出身不等为仇虎的复仇带来先天的阶级局限，作者却赋予仇虎一身神秘恐怖的邪恶能量和人类纯正的原始欲望，这些破坏性能量和野性欲望让身体有缺陷的仇虎周身布满精神自由的光芒，他的复仇理念被作者提纯为善良与丑恶的对抗、正义对不公的讨伐：
仇虎：（忽然回转头，愤怒地）可他——他怎么会死？……害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房子，你诬告我们是土匪，你送了我进衙门，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你藏在这个地方，成年地想法害我们，等到我来了，你伸伸脖子死了，你会死了！
当得知焦阎王在自己来复仇之前便已离世后，仇虎满怀正义落空的愤慨，便将复仇的矛头指向焦母和向来仁义本分、不忘结拜之情的焦大星。这复仇之举的转向也正是引起他心灵冲突的最初源头。
二、越轨情欲：仇虎与焦花氏
在第二种冲突中，黑格尔列出详细解说，认为由人性驱使而造成的主体隋欲，如妒忌、爱情，它们违背了社会道德法则而致使主人公陷入更深的冲突。典型的体现就是仇虎与焦花氏（花金子）的相爱。
花金子被卖进焦家当了焦大星的媳妇，从未爱过丈夫，大星却对这个美貌媳妇言听计从，颇为喜爱。焦母和花金子亦是明暗皆合不来的死对头。这种预先存在的不幸是花金子扑进仇虎怀中的现实导火索。而使他们最终决定生死相随的根本因素是二人心灵上的本质相似：
女人眉头藏着泼野，耳上的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脸生得丰满，黑里透出健康的褐红……她的声音很低，甚至于有些哑，然而十分入耳，诱惑。
这同仇虎出场的外貌描写有着同样的原始野性味道：
头发像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打成瘸肢，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筋肉暴突，腿像是两根铁柱……
仇虎在焦家潜藏短短几天，和花金子厮磨了几--日，二人便决定亡命天涯，除却野性欲望、自由的向往，留下的心灵本真之善是他们和邪恶的焦阎王焦母本质之不同：
焦花氏：天，黄金子铺的地方这么难到么？
焦花氏：为什么我们得杀了人，犯了罪，才到得了呢？
仇虎：金子！你——你已经怕了么？
焦花氏：怕什么？……虎子，我的命已经交给你了！
仇虎：金子，你——我觉得我的爸爸就在我身边，我的死了的妹妹也在这儿，她——他们会保佑你。
二人不轨的恋情冲破了社会道德原则，但这部悲剧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不轨之爱最终未得逞”的道德训诫，正如黑格尔表明的那样——真正的艺术主题在于心灵性分裂，是善与恶的终极人性考验让二人心中善良的苗火不敌人间丑恶而让我们痛呼惋惜。
三、心灵分裂：仇虎内心挣扎
仇虎的内心挣扎是《原野》全剧的核心冲突，他在复仇过程中全部的心理活动无不体现了善恶交织的复杂人性，这也同时映射出古希腊命运悲剧的肌理在《原野》剧作中的潜在流布。
（一）焦大星之死
焦大星是一个善良的人，当仇荣陷害仇虎入狱之际，善良朴实的焦大星仍前往监狱关照仇虎。恶毒的亲父坐实了豺狼虎豹的骂名，焦大星依旧以自己的纯善试图挽回“兄弟”仇虎的真心。
仇虎前往焦家复仇时，对焦大星迟迟下不去手。敢爱敢恨的花金子即使多么痛恨焦母和厌恶大星，依旧不舍让仇虎复仇的血刃伸向善良无辜的焦大星。复仇的任务实则在仇虎面对焦大星而生犹豫之际便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火苗。当仇虎终于做了曲线复仇的决定——告知自己与花金子的偷情，激起焦大星的愤怒，在大星的刀刃伸向自己的同时进行反击一悲剧的帷幕便在此时落下，接下来的小黑子之死给其内心带来致命一击，仇虎的复仇大计随着痛苦悔意的燃起终于失败。
（二）小黑子之死 仇虎将熟睡的小黑子放到自己休息的床鋪，料知焦母必定会为保全自己的儿子大星而先将自己打死。事实果如所料，悲痛欲绝的焦母堕入无限的哀痛，仇虎也让小黑子的无端惨死唤醒了心底最深的良知。警察旋即而至，他和花金子逃人深林，悔意和良知如涛浪卷入内心，仇虎无法忘却自己间接害死了两个最清白无辜的人，如同无辜的父亲和妹妹再次被奸人所害一样，自己终于变成了和焦阎王一样最冷血的刽子手。他完全没有复仇成功的喜悦，而是满怀倦怠和悲哀。终于在助花金子逃走之后，亲手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仇虎的痛苦在于，作者将良知、善心这一超越民族与阶级的通用价值安置在了他复仇的全过程。无辜人健在，恶人却已死，仇虎复仇的目标落空，当他重回焦家履行复仇的职责时，必然要面对血刃无辜的残暴境遇。讽刺的意味在于，焦阎王害死了仇荣一家，待到清白的仇虎欲复仇时，只留下和自己同样无辜和手无寸铁的焦家隔代人，仇虎再次扮演了当年焦阎王的角色。这便是将仇虎重新陷入了不义之地，复仇的目的无法落实，手刃无辜只能将自己陷入新的仇恨之中，良知的叩问在他心里持久萦绕，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宿命论意味在此凸显。
真正的冲突，起源于心灵性差异而产生的分裂。黑格尔为真正的冲突附加了“永恒理念”这一形而上前提，它为保全自身，必然让掌握片面真理的对立方就此消除而达到“永恒理念”的完整。当黑格尔将这一预设的形而上逻辑放置在戏剧当中欲校准冲突逻辑的合理性时，无法忽视已然存在的“命运悲剧”冲突逻辑同自己哲学理论的相似性。只是差异面众多的“命运”之命定性无法用严密的哲学方法论条分缕析，也无法为“命运”的抽象实体冠以恒定的“永恒真理”。这样一来，也许我们将黑格尔式的悲剧理论放置在《原野》当中欲让彼此契合多有不妥，可仍然无法反驳“真、善、美”之“善”的真谛在《原野》当中的确是作者尽力保全的“永恒真理”，它也如同“命运”一般围绕仇虎让其不得完成复仇——正如至死伴随仇虎身边的那副迟迟无法撬开的锁链镣铐，即使“复仇”成功，仇虎依旧得不到自由——他永远无法填平失去双亲的伤痛，也永远无法从手刃“仇敌”的成功中获得快感，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扭转的悲剧，他也因此带着无尽的悔意和伤痛自尽。
可以说，仇虎的死保全了“善”这一“永恒理念”，他唯有让掌握了片面之善的仇虎和焦家人发生冲突而致毁灭方可保全“理念”的完善。也许这样需要主人公用命而生的冲突来完成的“理念”多有无情的冷酷，可作为戏剧理念的阐释和演绎，黑格尔的冲突论和《原野》有着理论结构意义上的完满。
关键词：冲突 悲剧 原野
西方对于悲剧的定义，源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著名界定：“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的“模仿”本质论雄踞于西方文艺理论领域千年，直到黑格尔为“美”的本质及演化做了总结性论断以后，悲剧便跳脱出“模仿”的单一特性，将“冲突”母题纳入自己的审美独特性之中。
曹禺的戏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批判现实问题的剧作中尤为引人注目，这一点离不开西方戏剧尤其是古希腊悲剧对曹禺创作的影响，譬如复仇主题与三一律等。因此，曹禺作品当中的主题艺术辨析，离不开黑格尔式的预设阐释。《原野》里的情节主线即仇虎的复仇，矛盾冲突明朗集中是本剧一大特色，下面主要撷取剧中的四对主要冲突，结合黑格尔关于“冲突论”的解说，对《原野》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深度阐释。
一、出身不等：仇虎与焦阎王
仇虎复仇的缘由是自前代仇荣与焦阎王结下的，仇荣与焦阎王当时并未处在两个十分对立的阶级出身。仇荣身为田间农户却拥有大片良田，这一财产优势让他远离“贫农”称号，并因此与焦阎王结拜。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结拜即亲缘，焦仇二人门第合二为一，仇荣可称为地主。但自焦阎王抢夺仇荣家田产并将其杀害，陷害仇虎入狱之后，这一结拜的“亲缘”便自行破裂。仇虎八年后出狱，他重新捡拾起之前的“农民”身份，所面对的是焦母和焦大星一家依旧的地主身份和其背后复杂的权力网络，现有阶级差异已成无法跨越的鸿沟。因此，出身不等带来的各种险阻始终牵绊在仇虎的复仇之路上，这是复仇剧作当中常见的矛盾桥段，也是黑格尔为冲突三类之二划出界定的现实举隅。
在《原野》中，正如黑格尔欣赏的那样，仇虎充满了主体的反抗意识，拼死也要捍卫人性情理中的永恒正义——替父报仇。因此，当戴着镣铐寻至焦家的仇虎践行“复仇”一举这全部过程，“农民反抗地主迫害”已远不够涵括《原野》的意义了。出身不等为仇虎的复仇带来先天的阶级局限，作者却赋予仇虎一身神秘恐怖的邪恶能量和人类纯正的原始欲望，这些破坏性能量和野性欲望让身体有缺陷的仇虎周身布满精神自由的光芒，他的复仇理念被作者提纯为善良与丑恶的对抗、正义对不公的讨伐：
仇虎：（忽然回转头，愤怒地）可他——他怎么会死？……害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房子，你诬告我们是土匪，你送了我进衙门，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你藏在这个地方，成年地想法害我们，等到我来了，你伸伸脖子死了，你会死了！
当得知焦阎王在自己来复仇之前便已离世后，仇虎满怀正义落空的愤慨，便将复仇的矛头指向焦母和向来仁义本分、不忘结拜之情的焦大星。这复仇之举的转向也正是引起他心灵冲突的最初源头。
二、越轨情欲：仇虎与焦花氏
在第二种冲突中，黑格尔列出详细解说，认为由人性驱使而造成的主体隋欲，如妒忌、爱情，它们违背了社会道德法则而致使主人公陷入更深的冲突。典型的体现就是仇虎与焦花氏（花金子）的相爱。
花金子被卖进焦家当了焦大星的媳妇，从未爱过丈夫，大星却对这个美貌媳妇言听计从，颇为喜爱。焦母和花金子亦是明暗皆合不来的死对头。这种预先存在的不幸是花金子扑进仇虎怀中的现实导火索。而使他们最终决定生死相随的根本因素是二人心灵上的本质相似：
女人眉头藏着泼野，耳上的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脸生得丰满，黑里透出健康的褐红……她的声音很低，甚至于有些哑，然而十分入耳，诱惑。
这同仇虎出场的外貌描写有着同样的原始野性味道：
头发像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打成瘸肢，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筋肉暴突，腿像是两根铁柱……
仇虎在焦家潜藏短短几天，和花金子厮磨了几--日，二人便决定亡命天涯，除却野性欲望、自由的向往，留下的心灵本真之善是他们和邪恶的焦阎王焦母本质之不同：
焦花氏：天，黄金子铺的地方这么难到么？
焦花氏：为什么我们得杀了人，犯了罪，才到得了呢？
仇虎：金子！你——你已经怕了么？
焦花氏：怕什么？……虎子，我的命已经交给你了！
仇虎：金子，你——我觉得我的爸爸就在我身边，我的死了的妹妹也在这儿，她——他们会保佑你。
二人不轨的恋情冲破了社会道德原则，但这部悲剧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不轨之爱最终未得逞”的道德训诫，正如黑格尔表明的那样——真正的艺术主题在于心灵性分裂，是善与恶的终极人性考验让二人心中善良的苗火不敌人间丑恶而让我们痛呼惋惜。
三、心灵分裂：仇虎内心挣扎
仇虎的内心挣扎是《原野》全剧的核心冲突，他在复仇过程中全部的心理活动无不体现了善恶交织的复杂人性，这也同时映射出古希腊命运悲剧的肌理在《原野》剧作中的潜在流布。
（一）焦大星之死
焦大星是一个善良的人，当仇荣陷害仇虎入狱之际，善良朴实的焦大星仍前往监狱关照仇虎。恶毒的亲父坐实了豺狼虎豹的骂名，焦大星依旧以自己的纯善试图挽回“兄弟”仇虎的真心。
仇虎前往焦家复仇时，对焦大星迟迟下不去手。敢爱敢恨的花金子即使多么痛恨焦母和厌恶大星，依旧不舍让仇虎复仇的血刃伸向善良无辜的焦大星。复仇的任务实则在仇虎面对焦大星而生犹豫之际便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火苗。当仇虎终于做了曲线复仇的决定——告知自己与花金子的偷情，激起焦大星的愤怒，在大星的刀刃伸向自己的同时进行反击一悲剧的帷幕便在此时落下，接下来的小黑子之死给其内心带来致命一击，仇虎的复仇大计随着痛苦悔意的燃起终于失败。
（二）小黑子之死 仇虎将熟睡的小黑子放到自己休息的床鋪，料知焦母必定会为保全自己的儿子大星而先将自己打死。事实果如所料，悲痛欲绝的焦母堕入无限的哀痛，仇虎也让小黑子的无端惨死唤醒了心底最深的良知。警察旋即而至，他和花金子逃人深林，悔意和良知如涛浪卷入内心，仇虎无法忘却自己间接害死了两个最清白无辜的人，如同无辜的父亲和妹妹再次被奸人所害一样，自己终于变成了和焦阎王一样最冷血的刽子手。他完全没有复仇成功的喜悦，而是满怀倦怠和悲哀。终于在助花金子逃走之后，亲手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仇虎的痛苦在于，作者将良知、善心这一超越民族与阶级的通用价值安置在了他复仇的全过程。无辜人健在，恶人却已死，仇虎复仇的目标落空，当他重回焦家履行复仇的职责时，必然要面对血刃无辜的残暴境遇。讽刺的意味在于，焦阎王害死了仇荣一家，待到清白的仇虎欲复仇时，只留下和自己同样无辜和手无寸铁的焦家隔代人，仇虎再次扮演了当年焦阎王的角色。这便是将仇虎重新陷入了不义之地，复仇的目的无法落实，手刃无辜只能将自己陷入新的仇恨之中，良知的叩问在他心里持久萦绕，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宿命论意味在此凸显。
真正的冲突，起源于心灵性差异而产生的分裂。黑格尔为真正的冲突附加了“永恒理念”这一形而上前提，它为保全自身，必然让掌握片面真理的对立方就此消除而达到“永恒理念”的完整。当黑格尔将这一预设的形而上逻辑放置在戏剧当中欲校准冲突逻辑的合理性时，无法忽视已然存在的“命运悲剧”冲突逻辑同自己哲学理论的相似性。只是差异面众多的“命运”之命定性无法用严密的哲学方法论条分缕析，也无法为“命运”的抽象实体冠以恒定的“永恒真理”。这样一来，也许我们将黑格尔式的悲剧理论放置在《原野》当中欲让彼此契合多有不妥，可仍然无法反驳“真、善、美”之“善”的真谛在《原野》当中的确是作者尽力保全的“永恒真理”，它也如同“命运”一般围绕仇虎让其不得完成复仇——正如至死伴随仇虎身边的那副迟迟无法撬开的锁链镣铐，即使“复仇”成功，仇虎依旧得不到自由——他永远无法填平失去双亲的伤痛，也永远无法从手刃“仇敌”的成功中获得快感，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扭转的悲剧，他也因此带着无尽的悔意和伤痛自尽。
可以说，仇虎的死保全了“善”这一“永恒理念”，他唯有让掌握了片面之善的仇虎和焦家人发生冲突而致毁灭方可保全“理念”的完善。也许这样需要主人公用命而生的冲突来完成的“理念”多有无情的冷酷，可作为戏剧理念的阐释和演绎，黑格尔的冲突论和《原野》有着理论结构意义上的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