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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观看电视剧《水浒》中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戏剧再现，从哲学视角将封建社会的婚姻观与当今社会出现的婚姻问题加以比较，以及对婚姻观进行了积极的评价与思考，提出一些多元化的婚姻价值取向与文学思想，尤其重点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传递出的旧式婚姻信息，对当今社会婚姻家庭关系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婚姻家庭 价值取向 《水浒》 儒家文化 封建制度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8-0069-02
电视剧《水浒》中西门庆与潘金莲一段感情纠葛的戏令人深思。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受儒家学说及道德观的影响（“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导致社会习俗“重男轻女、包办婚姻、歧视妇女”。例如：旧中国，一般大户人家的宅院都设有讲究的客房，而主人会见贵客高朋时，女眷不得同行入座，只能从偏门走进后厅等候。普通人家请客吃饭时，女人和孩子不允许与客人同桌用餐，这是规矩，也是习俗，否则视为无礼缺少家教。而居住海岸边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说道与信仰，其中，祖祖辈辈都信奉一个不可动摇的习俗，即女人不能上船，或者说，捕鱼船上有女人不吉利。因此，中国每户家庭都努力地遵循这类习俗，一代传一代，被中国老百姓认知和普遍接受。当然，随着社会的变迁，有些习俗逐渐淡化或被人们放弃，很少有人遵守了。所谓习俗，即民俗，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习惯和常规。社会希望人们遵循习俗，但是，并不对此做出硬性规定。
中国儒家文化认为，社会有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西汉时期的哲学家董仲舒从中遴选“三伦”，即三纲，“君为臣、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三纲之外还有五常，都是儒家坚持的观点。“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三纲是社会的伦理，纲常是指道德或一般道德，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成为人们日常行为规范，也是吃人的封建礼教。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这位戏中的人物形象，便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遭遇的真实写照。旧中国，女人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无经济来源以及人身自由，更谈不上民主政治的要求了。例如：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所尊崇“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还有女权运动、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等一系列有关妇女的问题，在旧中国难以推进和得到解决。而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及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实现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妇女战斗在生产、科研、服务第一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付立叶第一次提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一卓越思想对于妇女运动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意识滞后于社会存在，而一种习俗的废弃需要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流行妇女裹“小脚”的习俗，俗称“三寸金莲”直至中国晚清，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慈禧太后于1902年颁布懿旨，正式废除妇女缠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这种不人道的社会习俗才基本消失，变成了记忆中的文物。当代人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了解中国女性“缠足”的历史。在经济开放改革的今天，妇女已成为当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人力资源。
20世纪，倡导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学者胡适曾说：“把女人当牛马”，“这句话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酷和残忍。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她们去做苦工。”那么真正阻止中国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唯一羁绊，便是缺少文化知识。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一般是对文学、艺术、音乐的高级欣赏，而社会学中的文化概念，要囊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经过文化熏陶”的人。对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包括人类社会共享的全部产品，这些产品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文化包括人类创造并赋予意义的全部制品或者说是有形物品，如车轮、衣服、学校、工厂、城市、书籍等。非物质文化则包含更为抽象的创造物，如语言、思想、信仰、规范、习俗、神话、技术、家庭模式、政治制度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一旦离开文化就不可能生存，而文化反过来也创造了人类，人们可以利用学得的知识去改造自然环境。文化的内容是不能通过生殖系统遗传的，文化的点滴都是后天学得的，文化为人类提供了许多崭新的、有目的、高效率的方式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从而把人类彻底解放。而我理解“妇女没有文化”的内涵，是指她们是缺少科学技术或者根本就不懂学问，没读过书，不识字的文盲。由此，在社会上找不到适合本人的职业，断了经济收入，求生存就得嫁人，依附于丈夫的施舍，看男人的脸色行事。由于这种被动的生存状态，使女人在婚姻家庭中只能扮演料理家务、生儿育女、伺候丈夫的家庭主妇角色，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低到与“小人”同等，而“小人”在中国人眼里，是无赖、恶棍、两面派，与“君子”大相径庭，遭受人们“白眼”与“厌恶”。
正如早起马礼逊教育会，1845年举办第七次年会时所挑选的学生佳作中，有一篇题为《知识就是力量》的作文，文中这样写道：“知识是幸福和欢乐的源泉，它是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光亮，它能博及荣誉，它可增进民族的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国家最强有力的国防”。因此，女性在任何背景下都应该拼命念书求学，自强自立，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中国封建社会“女人无才便是德”几乎成了家训，人人知晓，根深蒂固。一个家庭中，在一般的情况下，只供男孩子念书，而女孩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对此，父母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觉得女孩读书无用。尤其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至今仍然如此。从个人角度看，没有文化知识也会阻碍个体家庭致富奔小康。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看，教育上的性别歧视，无疑影响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民族的振兴。国家要富强，必须实施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因此，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仁人志士呐喊“科学教国”的口号，并为之奋斗终身，乃至献出生命。 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婚姻家庭只不过是延续香火的场所，女人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怎么能谈得上女性解放和个人幸福呢？由此，西门庆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之间演绎一出偷情戏，即婚外恋，受到人们的普遍谴责和愤恨，多数人同情弱者站在武大郎一边。而武大郎与潘金莲的夫妻关系，按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婚姻本身是性爱和人生各种实际需要的奇妙结合，婚姻不仅为了满足人类生物学方面的要求，“性”这种生命的本能，也是为了在与异性结合为终身伴侣的过程中，达到自己人格的实现与完美。所以，婚姻的完美幸福关系到人格完美的实现。然而，武潘二人组合的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的细胞，无论从哪个方面或何种视角看都不是很适合的，而维系家庭关系仅剩下一点，那就是单凭武大郎老实厚道和传统观念以及社会习俗。在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及小市民阶层深受苦难的折磨——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尤其是中国妇女还受到四大绳索束缚，这种超经济强制使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更无婚姻自主乃至形成歧视女人的陋习。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武郎之妻潘金莲，能冲破封建制度的枷锁，冒然与西大官人搞婚外恋，追求所谓个人的幸福、快乐，实属一次大胆的人性解放、了不起的行为，最后连命都搭上了。千不该万不该，西门不该害死武大郎，触犯法律，即使黑暗的封建社会杀人也要偿命的。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婚外情给那些有非分之想的人画上了一条道德底线，也给为所欲为的大款、婚变的大腕们一个悲剧性的警示，高尚的、进步的、开明的伦理道德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抨击那些弃道德而不顾的伪君子，拯救那些因心理不健康而导致行为异常的人，指责那些把婚姻当儿戏的所谓公司一族。
在原有意义上的婚姻关系，由于经济因素的导入，感情关系不再那么单一，特别在以家庭为主的经济单位成员中其经济利益开始形成。在一般家庭中伴随着消费活动的开展，经济利益成为一种极敏感的元素。由此，引起家庭群体内部的纠纷和矛盾上升，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出现了松动迹象便成为可能。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有些人或个别心态扭曲的人，不顾伦理道德的自我约束，其越雷池半步的行为必将成为家庭解体和社会问题的动因，是坏死的社会细胞。社会秩序依靠法制来维系的同时，更大的范围内依靠道德，而道德又是普遍存在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道德，人们有责任为维护社会道德秩序而努力。在一定意义上讲，婚姻家庭不仅要尽义务，还要履行一种责任，潘金莲就是家庭矛盾的内因，事物是通过内因发生变化而起作用的。导演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凄婉爱情中，西门庆是矛盾的外因，外因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假设潘金莲誓死不依，拒绝西门庆的调情或诱惑，只能走绝路，因为西门庆属于花花公子那类，会继续骚扰纠缠潘金莲。当封建宗法等级构建该社会的道德特征时，要想保护女人自身的清白、贞洁，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死路一条。顺从者绝没有好下场，同时也违背那个时代封建思想熏陶下的行为规范、观念意识、风俗习惯。这样进行逻辑推理的话，有两条死路供选择。一条是舆论、唾骂淹死，另一条自寻死路或被宗族议事，处罚当事人身绑磨盘沉塘。总而言之，死神向顺从者招手，即使寻了短见，也无人为之建立“贞节牌坊”，白白送命，毫无价值。但是，必亡无疑，没法活下去了，生命成为封建礼教的祭品。我们把时光隧道拉回今天，这种家庭婚姻问题就变得容易解决了，武大郎和潘金莲立即依法离婚，或走阳关道，或走独木桥。然而，西门庆与潘金莲难结连理，因为西门庆有钱有势，不见得就相中潘金莲，娶之为妻，只是玩玩而已，顶多也就赔偿一点点精神损失费罢了，况且这类官司属于民事纠纷，民不举官不究。
当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现代文化，留给寻花问柳者一定的生活空间，而“娱乐、聚会、购物、换一种活法”等失范行为，往往受到社会舆论不同程度的宽容，政治上不追究，老百姓的世俗眼光也改变了许多，暧昧关系无暇过问，挣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正如余秋雨先生大作《上海人》中的上海人云“少管闲事”。读过哲学书的人都知道黑格尔的著名哲学命题，“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在道德转型过渡时代，人们受到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而任何一种标准的背后又都可以找到反向标准，它同样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情景，往往使人们的思维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而社会上出现的“包二奶、包情人”等个案，已越出道德范畴，纯属违法行为。那么婚外恋的“情人”关系，就成为破坏家庭稳定的最大杀手，而“精神恋爱”听起来美丽却是玩火，要想保住婚姻家庭这都不可取。
新婚姻法的出台，既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又抨击了社会丑陋现象。而广大妇女只有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民主，走出家门，才能和男子一样拥有自由，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人生除了事业之外，应该保留一块享受生活快乐的绿洲。
【参考文献】
[1]顾为民.基督教与中国现代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陆学艺，苏国勋.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
[4]李杰荣.论徐渭的妇女观[J].韶关学院学报，2007（10）.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婚姻家庭 价值取向 《水浒》 儒家文化 封建制度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8-0069-02
电视剧《水浒》中西门庆与潘金莲一段感情纠葛的戏令人深思。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受儒家学说及道德观的影响（“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导致社会习俗“重男轻女、包办婚姻、歧视妇女”。例如：旧中国，一般大户人家的宅院都设有讲究的客房，而主人会见贵客高朋时，女眷不得同行入座，只能从偏门走进后厅等候。普通人家请客吃饭时，女人和孩子不允许与客人同桌用餐，这是规矩，也是习俗，否则视为无礼缺少家教。而居住海岸边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说道与信仰，其中，祖祖辈辈都信奉一个不可动摇的习俗，即女人不能上船，或者说，捕鱼船上有女人不吉利。因此，中国每户家庭都努力地遵循这类习俗，一代传一代，被中国老百姓认知和普遍接受。当然，随着社会的变迁，有些习俗逐渐淡化或被人们放弃，很少有人遵守了。所谓习俗，即民俗，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习惯和常规。社会希望人们遵循习俗，但是，并不对此做出硬性规定。
中国儒家文化认为，社会有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西汉时期的哲学家董仲舒从中遴选“三伦”，即三纲，“君为臣、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三纲之外还有五常，都是儒家坚持的观点。“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三纲是社会的伦理，纲常是指道德或一般道德，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成为人们日常行为规范，也是吃人的封建礼教。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这位戏中的人物形象，便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遭遇的真实写照。旧中国，女人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无经济来源以及人身自由，更谈不上民主政治的要求了。例如：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所尊崇“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还有女权运动、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等一系列有关妇女的问题，在旧中国难以推进和得到解决。而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及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实现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妇女战斗在生产、科研、服务第一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付立叶第一次提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一卓越思想对于妇女运动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意识滞后于社会存在，而一种习俗的废弃需要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流行妇女裹“小脚”的习俗，俗称“三寸金莲”直至中国晚清，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慈禧太后于1902年颁布懿旨，正式废除妇女缠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这种不人道的社会习俗才基本消失，变成了记忆中的文物。当代人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了解中国女性“缠足”的历史。在经济开放改革的今天，妇女已成为当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人力资源。
20世纪，倡导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学者胡适曾说：“把女人当牛马”，“这句话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酷和残忍。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她们去做苦工。”那么真正阻止中国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唯一羁绊，便是缺少文化知识。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一般是对文学、艺术、音乐的高级欣赏，而社会学中的文化概念，要囊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经过文化熏陶”的人。对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包括人类社会共享的全部产品，这些产品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文化包括人类创造并赋予意义的全部制品或者说是有形物品，如车轮、衣服、学校、工厂、城市、书籍等。非物质文化则包含更为抽象的创造物，如语言、思想、信仰、规范、习俗、神话、技术、家庭模式、政治制度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一旦离开文化就不可能生存，而文化反过来也创造了人类，人们可以利用学得的知识去改造自然环境。文化的内容是不能通过生殖系统遗传的，文化的点滴都是后天学得的，文化为人类提供了许多崭新的、有目的、高效率的方式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从而把人类彻底解放。而我理解“妇女没有文化”的内涵，是指她们是缺少科学技术或者根本就不懂学问，没读过书，不识字的文盲。由此，在社会上找不到适合本人的职业，断了经济收入，求生存就得嫁人，依附于丈夫的施舍，看男人的脸色行事。由于这种被动的生存状态，使女人在婚姻家庭中只能扮演料理家务、生儿育女、伺候丈夫的家庭主妇角色，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低到与“小人”同等，而“小人”在中国人眼里，是无赖、恶棍、两面派，与“君子”大相径庭，遭受人们“白眼”与“厌恶”。
正如早起马礼逊教育会，1845年举办第七次年会时所挑选的学生佳作中，有一篇题为《知识就是力量》的作文，文中这样写道：“知识是幸福和欢乐的源泉，它是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光亮，它能博及荣誉，它可增进民族的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国家最强有力的国防”。因此，女性在任何背景下都应该拼命念书求学，自强自立，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中国封建社会“女人无才便是德”几乎成了家训，人人知晓，根深蒂固。一个家庭中，在一般的情况下，只供男孩子念书，而女孩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对此，父母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觉得女孩读书无用。尤其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至今仍然如此。从个人角度看，没有文化知识也会阻碍个体家庭致富奔小康。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看，教育上的性别歧视，无疑影响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民族的振兴。国家要富强，必须实施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因此，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仁人志士呐喊“科学教国”的口号，并为之奋斗终身，乃至献出生命。 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婚姻家庭只不过是延续香火的场所，女人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怎么能谈得上女性解放和个人幸福呢？由此，西门庆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之间演绎一出偷情戏，即婚外恋，受到人们的普遍谴责和愤恨，多数人同情弱者站在武大郎一边。而武大郎与潘金莲的夫妻关系，按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婚姻本身是性爱和人生各种实际需要的奇妙结合，婚姻不仅为了满足人类生物学方面的要求，“性”这种生命的本能，也是为了在与异性结合为终身伴侣的过程中，达到自己人格的实现与完美。所以，婚姻的完美幸福关系到人格完美的实现。然而，武潘二人组合的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的细胞，无论从哪个方面或何种视角看都不是很适合的，而维系家庭关系仅剩下一点，那就是单凭武大郎老实厚道和传统观念以及社会习俗。在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及小市民阶层深受苦难的折磨——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尤其是中国妇女还受到四大绳索束缚，这种超经济强制使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更无婚姻自主乃至形成歧视女人的陋习。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武郎之妻潘金莲，能冲破封建制度的枷锁，冒然与西大官人搞婚外恋，追求所谓个人的幸福、快乐，实属一次大胆的人性解放、了不起的行为，最后连命都搭上了。千不该万不该，西门不该害死武大郎，触犯法律，即使黑暗的封建社会杀人也要偿命的。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婚外情给那些有非分之想的人画上了一条道德底线，也给为所欲为的大款、婚变的大腕们一个悲剧性的警示，高尚的、进步的、开明的伦理道德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抨击那些弃道德而不顾的伪君子，拯救那些因心理不健康而导致行为异常的人，指责那些把婚姻当儿戏的所谓公司一族。
在原有意义上的婚姻关系，由于经济因素的导入，感情关系不再那么单一，特别在以家庭为主的经济单位成员中其经济利益开始形成。在一般家庭中伴随着消费活动的开展，经济利益成为一种极敏感的元素。由此，引起家庭群体内部的纠纷和矛盾上升，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出现了松动迹象便成为可能。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有些人或个别心态扭曲的人，不顾伦理道德的自我约束，其越雷池半步的行为必将成为家庭解体和社会问题的动因，是坏死的社会细胞。社会秩序依靠法制来维系的同时，更大的范围内依靠道德，而道德又是普遍存在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道德，人们有责任为维护社会道德秩序而努力。在一定意义上讲，婚姻家庭不仅要尽义务，还要履行一种责任，潘金莲就是家庭矛盾的内因，事物是通过内因发生变化而起作用的。导演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凄婉爱情中，西门庆是矛盾的外因，外因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假设潘金莲誓死不依，拒绝西门庆的调情或诱惑，只能走绝路，因为西门庆属于花花公子那类，会继续骚扰纠缠潘金莲。当封建宗法等级构建该社会的道德特征时，要想保护女人自身的清白、贞洁，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死路一条。顺从者绝没有好下场，同时也违背那个时代封建思想熏陶下的行为规范、观念意识、风俗习惯。这样进行逻辑推理的话，有两条死路供选择。一条是舆论、唾骂淹死，另一条自寻死路或被宗族议事，处罚当事人身绑磨盘沉塘。总而言之，死神向顺从者招手，即使寻了短见，也无人为之建立“贞节牌坊”，白白送命，毫无价值。但是，必亡无疑，没法活下去了，生命成为封建礼教的祭品。我们把时光隧道拉回今天，这种家庭婚姻问题就变得容易解决了，武大郎和潘金莲立即依法离婚，或走阳关道，或走独木桥。然而，西门庆与潘金莲难结连理，因为西门庆有钱有势，不见得就相中潘金莲，娶之为妻，只是玩玩而已，顶多也就赔偿一点点精神损失费罢了，况且这类官司属于民事纠纷，民不举官不究。
当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现代文化，留给寻花问柳者一定的生活空间，而“娱乐、聚会、购物、换一种活法”等失范行为，往往受到社会舆论不同程度的宽容，政治上不追究，老百姓的世俗眼光也改变了许多，暧昧关系无暇过问，挣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正如余秋雨先生大作《上海人》中的上海人云“少管闲事”。读过哲学书的人都知道黑格尔的著名哲学命题，“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在道德转型过渡时代，人们受到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而任何一种标准的背后又都可以找到反向标准，它同样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情景，往往使人们的思维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而社会上出现的“包二奶、包情人”等个案，已越出道德范畴，纯属违法行为。那么婚外恋的“情人”关系，就成为破坏家庭稳定的最大杀手，而“精神恋爱”听起来美丽却是玩火，要想保住婚姻家庭这都不可取。
新婚姻法的出台，既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又抨击了社会丑陋现象。而广大妇女只有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民主，走出家门，才能和男子一样拥有自由，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人生除了事业之外，应该保留一块享受生活快乐的绿洲。
【参考文献】
[1]顾为民.基督教与中国现代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陆学艺，苏国勋.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
[4]李杰荣.论徐渭的妇女观[J].韶关学院学报，2007（10）.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