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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使用过的办公桌
在湖南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中，收藏有一张2０世纪6０年代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福禄居使用过的木质棕黄色办公桌。这张办公桌左边部分有四个抽屉，中间部分有一个抽屉，右边部分上面为抽屉，下面为小柜。该办公桌保存完好，但色彩陈旧，桌面漆皮上有几处杯底烫痕，桌面上还有一处烟头烫痕。2００6年11月，经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该办公桌为国家一级文物。
讲起这张办公桌的来历，还真是巧合呢。那是1987年11月，纪念馆工作人员易凤葵、易锦君去北京征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文物，找到中央警卫局。警卫局的同志也不知道哪些是刘少奇曾经用过的，就带他们到一间存放闲置办公用品的房子里，让他们自己去搬部分同一时期的办公桌椅作代用品。该办公桌与其他同样的办公桌放在一起，他们当时就选搬了这一张，连同其他办公用品一起运回纪念馆，陈列在复制的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2００6年6月3０日，纪念馆请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贾兰勋等5人来馆鉴定刘少奇文物，当我们问到这张办公桌是不是原物时，贾兰勋肯定地说，这是刘少奇当年用过的桌子，是原物。他继续讲，由于刘少奇爱抽烟，有一次没注意，放在烟灰缸上的烟掉到了桌面上，致使桌面被烟头烫了一个印痕。贾兰勋用手指着说，就是这个印痕。谁也没有料到，陈列了近2０年的办公桌竟是刘少奇在中南海福禄居办公时使用过的原物。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们真是喜出望外。
从春夏到秋冬，除了外出调查和开会，刘少奇总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和批阅各种文件和报告。据刘少奇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回忆：少奇同志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特别是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国务活动更加繁重。遇上开会或其他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还要连轴转。他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个规律，大致是：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当天的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当天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室（1954年以前，刘少奇每天工作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才休息，这是他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少奇同志每天要批阅的文件很多，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秘书进去也不知道。办公桌上文件堆得满满的，但哪些是毛主席批来的，哪些是政治局要讨论的，哪些是要传阅的，哪些已批阅，哪些需急办，哪些可缓办，哪些要暂存在他那儿，他心中都有数，放得各有位置，清清楚楚。秘书熟悉了这些，听到刘少奇按铃，进到办公室，连问都不用问，就能把名目繁多、批处不同的文件取走，照他的批示交付有关部门处理。他每天的电话也很多，有外事活动的，有求见的，有通知开会的，有催促批文的等等，要及时进行排队分类，按照不同内容，确定哪些上午办，哪些下午办，哪些晚上办，分出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处理，既不乱，又不耽误时间。少奇同志总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用在了操劳国家大事上。有时不看文件，不谈话，但脑子并不闲。那是他沉浸在聚精会神的思考之中了。
在刘少奇办公室内几样简单的办公设备中，可以说这张办公桌也算是和刘少奇最亲近和密不可分的了。刘少奇使用它办公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自由时为止。后来这张桌子就由中央警卫局收存了。
如今，每当人们来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参观，听讲解员讲解这张陪伴着刘少奇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办公桌时，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刘少奇日夜伏案工作、为国操劳的身影。
刘少奇所作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1987年3月，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中，有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它是1956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对党的理论工作的重大贡献，反映了刘少奇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经鉴定属国家三级文物。
为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报告。
为了准备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先后召集中央各部门汇报工作，以便切实摸清党和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情况，从中发现问题，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少奇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就提出过：要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重视发挥沿海工业的活力，重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重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学习苏联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等观点。这些观点对后来毛泽东概括十大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据《刘少奇工作日志》记载，从1955年12月7日起，刘少奇先后约请了37个部门的相关人员座谈。这场以刘少奇为主轴的“车轮大战”，进行了3个多月。中南海的西楼，人进人出，有单人独行的，有成群结队的。每批人马最少半天。会议室里灯火明亮，常常通宵达旦。
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边听边记录，3个月下来，记满了十几个笔记本。
1956年6月底，中共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刘少奇作为具体主持人，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内容到文字，对报告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在起草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期间，是刘少奇思想最集中、责任最大、担子最重、事务最繁忙的时候。据刘少奇秘书刘振德回忆：“他在着手起草报告期间，那本来就没有规律的生活就更被打乱了。他博览了各种有关的资料，找了许多有关人士谈话，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据我们的工作日记记载，他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话先后达几十人次。动笔后，他的身心简直就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连轴转。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吃好、睡好，但是在他开动了脑筋，把自己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的时候，即使是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已摆好，甚至热了又热；即使明明知道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合一下眼皮，该休息片刻了，但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情感已全部凝聚于笔端，全部倾注于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中。我们谁还敢而且谁还忍心去打断他那黄河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思绪！每当这时，我们只能把对他身体的担心变成一种祈祷，由衷地祝愿他身心永远那样健康，精力永远那样充沛。”
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明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
报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确定“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报告强调了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问题。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6０年刘少奇出访苏联的相册
在刘少奇遗物中，有一本珍贵的相册。此相册内为196０年11月至12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期间的照片。相册为蓝色精装封面，内为灰色相卡纸。封面中间有黑色印堂，金色花纹框边，中部还有一椭圆形金色花纹圈，圈内有彩色房屋油画，封面和封底之间有金色皇冠形搭扣。该相册在“文革”中被中央专案组封存，198０年刘少奇平反后退还给王光美。1987年11月，王光美将其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这些刘少奇在196０年访苏期间活动的照片，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经鉴定，此相册属国家二级文物。
196０年春夏，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本已十分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196０年11月，刘少奇率领有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人参加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赴莫斯科。这是他第六次踏上这片国土，也是他担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出访。刘少奇此次访苏，一方面要在重大问题上继续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又要顾全大局，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还要努力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然，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从11月5日抵达莫斯科，到12月9日回国，刘少奇在苏联度过了34天。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为争取中苏关系的改善作了不懈的努力。
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4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刘少奇登上莫斯科红场的检阅台，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在这前后，刘少奇同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先后拜会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拜谒了列宁和斯大林陵墓。
11月10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开幕。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加之会前苏共中央又向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散发了一份长达6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因此会议气氛从一开始就很不正常。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一方面坚持原则，在大会上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争取各代表团的理解与合作。由于刘少奇进行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才使紧张的气氛得到缓解。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刘少奇代表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这两份文件上签了字。
12月1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说：“虽然这次会议的过程是有曲折的，有一段时间的气氛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不少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提出了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批评和指责”，但是，由于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终于克服了困难，使这次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说：“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以后，各兄弟党将更加亲密地并肩前进，在自己的队伍中消除分歧、停止攻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发展我们的共同事业。”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不顾连日开会的疲劳，率代表团到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城市进行了友好访问。12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大集会上，刘少奇发表了著名的讲演。已是满头白发的刘少奇，深情地回忆起他第一次到苏联的情形。他说：“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他们（苏联人民）却有着极高的工作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着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发生各种困难的原因。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这样，到莫斯科以后不久，在1921年冬，我就加入了共产党。从那时候起，我就为拥护苏联，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刘少奇诚挚的讲演，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场面极其热烈、感人。
12月9日，代表团回国，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亲临机场迎接。
翻阅着这本相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刘少奇当年访苏的一幕幕情景，看到了刘少奇为缓和中苏关系而忙碌的身影。
刘少奇乘坐过的飞机
2001年初，有新闻媒体报道：一架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乘坐过的飞机停放在四川彭州的一家公园内已冷落多年。此消息一刊出，即引起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关注。经过两年多的寻访、求证、征集、购买等，2003年11月，这架飞机终于回到了刘少奇的故乡，停放在纪念馆“花明德育园”内。
这架飞机为什么会隐匿在彭州小城呢？负责看守飞机的周尚良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当年飞机退役后，停放在陕西汉中某军用机场，1994年四川省地方铁路建设总公司获悉是“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过的专机”，就花费200多万元向有关方面购买了这架飞机，并在汉中机场对机体进行分拆，运至四川彭州组装。1996年1月28日，在彭州公园以“奇美寓教娱乐中心”的名义对游人开放。开放之初，曾火爆一时，但后来游人越来越少，经营很不景气。专机自停放到彭州以来，因无钱进行养护和维修，导致专机多处油漆脱落，仪器仪表破败不堪。
刘少奇乘坐过的飞机为苏制伊尔－18型飞机，编号为240。我国于1959年购买了5架伊尔－18型飞机（240为仅存的一架），作为中国民航主力机型，同时也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专机使用。
240号飞机作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等领导人都曾乘坐过。它曾伴随刘少奇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外事活动，既是刘少奇革命生涯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新中国外交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见证。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为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促成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时，就是乘坐该专机出访的。这次，是刘少奇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访东南亚，对于新中国冲破国际封锁，打开外交新局面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刘少奇出访的第一站是印尼。出访前，为了保证绝对安全，中国外交部和印尼政府交涉，最好不要空中护航。但是，当刘少奇乘坐的专机飞至离雅加达马腰兰机场还有几百公里时，4架印尼的喷气式战斗机却已前来接应护航了。他们的这一友好礼节，给机组平添了几许紧张和担忧。因为4架印尼战斗机为专机护航，实际上等于5架飞机飞编队，而当时中国专机飞行员从来没有与战斗机进行过编队飞行训练。那时，中国的专机在国内执行任务时，其他飞机都要避让。毛泽东专机出动时，全国禁空；周恩来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时，沿线机场的所有飞机都要停飞。所以中国专机飞行员并没有编队飞行的经验。听说印尼那4架飞机将会围在四周，专机飞行员和机组工作人员都非常担心。因为紧张，飞行员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当专机机组接到地面指挥员的通知，说印尼护航飞机已经与专机编好队形时，大家都伸长脖子往外观望，可前后左右都没有发现印尼战斗机的踪影。正准备向地面汇报没有看见护航飞机时，印尼飞机却像变魔术一般从专机机翼底下呼啦啦飞了出来，距离近得连对方飞行员的鼻子、眼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尽管机组人员紧张得浑身冒汗，尽管明知用不着这样“贴”着护航，但又不能要求印尼战斗机与专机拉开一定距离。面对着友好而调皮的印尼飞行员，专机驾驶员只好硬着头皮竭尽全力保持好飞行状态。所幸沿途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专机最后平稳降落在雅加达马腰兰机场。
出访的第二天，刘少奇夫妇、陈毅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及机组人员，应邀参加在马腰兰机场举行的印尼航空节庆祝活动，观看飞行表演。没想到表演发生了意外。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一架飞机坠毁在主席台前的空地上，燃起了熊熊大火。爆炸刚刚停止，刘少奇就真诚地宽慰苏加诺总统说：“这样的事在哪个国家都难免发生，谨请总统阁下代表我和中国人民向死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慰问。”刘少奇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风度，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采，令在场的华人华侨感到莫大的荣耀和振奋，更令印尼主人深为折服。
之后，专机又载着刘少奇一行相继访问了缅甸、柬埔寨和越南。
中苏论战前夕，为征求意见，中国曾邀请朝鲜、越南等国领导人来华商议。1963年5月28日，刘少奇曾专程陪同金日成乘坐该飞机从北京去武汉会见毛泽东。
该飞机外观构件保存较完整，机舱除驾驶舱外，还被隔离成头等舱、普通舱、休息舱、货品储藏舱、洗手间等。客舱内座椅和休息舱内军用床，包括床单都是飞机上原有物品。它在巩固中外友好关系，促进新中国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2006年11月，经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该飞机为国家一级文物。
患难见真情的《宋庆龄选集》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本宋庆龄赠送给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宋庆龄选集》。这本选集是19６6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精装本，护封为红色，书面为白色绢绸，上面烫着金线。该书是1985年11月由王光美赠送的，已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说起该书的来历，还有一则感人至深的小故事。
19６6年底，刘少奇受到错误批判，身处逆境，被诬陷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对于刘少奇的遭遇，宋庆龄得讯后曾当场表示：像他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她极不理解：“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大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在当时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很难得、很可贵的。宋庆龄仍视刘少奇为值得尊敬的老革命家，派秘书给刘少奇和王光美送来了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并亲笔在扉页上题写“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同时，她还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寄来了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等。仿佛一切都与过去没什么不同。这是对刘少奇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无声抗议，是对受害者最珍贵的同情和支持。这是一种何等珍贵的革命友谊！显示出了怎样的胆量和品格啊！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刘少奇、宋庆龄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就互相了解了。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他们更是开始了直接交往。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在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数十载期间，在间接合作与直接共事的过程中，交往密切，友谊深厚，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1949年9月，刘少奇和宋庆龄都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时，刘少奇当选为会长，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副会长。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当选为副委员长。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当选为副主席。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和宋庆龄再次分别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在近18年的合作共事中，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都十分融洽。
1951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休养时，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宋庆龄邀请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到她在上海的家里作客。谈话中，他们自然地谈起了孙中山先生。刘少奇感慨地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
1957年4月，刘少奇因公到上海，像往常一样，他和王光美去探望宋庆龄。他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促膝谈心。他们谈起孙中山先生的献身精神，谈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党的正确领导，由此谈到了正在开展的党的整风，尤其是欢迎各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等。
谈话中，宋庆龄恳切地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
刘少奇很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刘少奇告诉宋庆龄：“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当时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新中国成立后，她一切按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办，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保持着高度一致。刘少奇曾对王光美说：“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宋庆龄理解党的用意，服从党的决定，也完全懂得自己的党外身份对国家对党更有利。以后的许多年里，党一直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同志。党内文件按时送给她看，一切大事都征求她的意见，和她商量。1957年11月，还请她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
1960年，因宋庆龄在北京的住宅交通不太方便，也不太安静，组织上给她调换了一处住所。可由于房子刚粉刷过，有些潮湿，引起她关节不适。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已有决定，无论哪一级都不许盖住房，但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情况，决定按她的需要另建一处新居，并派人带了设计方案专程去上海征求她的意见。刘少奇叫王光美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请她向有关同志尽量谈出她的需求。宋庆龄很快回信谢绝：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感谢党中央的关照。
1963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宋庆龄非常关心，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为刘少奇想到了，并亲自拟了一张单子，写满了许多注意事项，派秘书向王光美详细解释。
刘少奇知道宋庆龄最爱孩子，就教育自己的孩子爱宋庆龄，给宋庆龄写信，送自己制作的贺年卡、手工和图画等。20世纪50年代初期，刘少奇就曾对王光美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
宋庆龄不但对刘少奇本人非常尊敬，与他有着很深的同志感情，而且与王光美也是很好的朋友，与他们的子女们也都有着十分密切、友好的关系。孩子们都亲热地叫她“宋妈妈”。宋庆龄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这本《宋庆龄选集》静静地陈列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室里，一本普通的书，向我们展示了两位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之间深厚的友谊，给我们以深深的鼓舞、震撼与启迪。
西哈努克赠送的海绵床垫和枕头
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四国时，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给刘少奇一套海绵床垫和枕头。此后，刘少奇长期使用，直到1969年10月被押送到河南开封“监护”时为止。1985年，王光美将它们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珍藏。经鉴定，这两样物品均属国家二级文物。
西哈努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柬友好事业，并多次访问中国，受到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就是在这套珍贵的海绵床垫和枕头背后，蕴藏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应邀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东南亚四国。中国政府公布这一消息后，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注意。刘少奇出访柬埔寨的日程定为5月1日至7日。据中方情报部门侦悉，国民党特务为了阻止刘少奇出访柬埔寨，制订了一套空中、地面的周密破坏计划。企图破坏中国专机的阴谋失败以后，潜入柬埔寨的国民党特务又准备在金边暗杀刘少奇。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中柬双方开始了紧张的侦破工作，访问是否仍按原定计划进行，成为问题的焦点。4月26日，一封关键的密码信破译成功，国民党特务在刘少奇必经的机场至柬埔寨王宫的公路旁边租用了一间民房，从民房挖了一条直抵公路下方的地道，企图在公路底下埋藏破坏力巨大的炸药、手榴弹和雷管，等访问车队经过时引爆。中方迅速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柬埔寨王国政府。4月28日，柬埔寨安全部门宣布金边市实行戒严，同时对潜伏特务团伙实施抓捕。当夜逮捕了46名特务分子，起获了一批用于暗杀的农药、ＴＮＴ烈性炸药、手榴弹、定时炸弹和一大堆作案工具。至此，谋杀刘少奇的阴谋被粉碎。这时距刘少奇访柬只有48小时。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破坏活动，中柬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把握。刘少奇得知这一情况后说：“敌人不让我去，我偏要去。”5月1日凌晨1时，当西哈努克亲王听到刘少奇仍按原定日期访柬的报告后，眼圈湿润了，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5月1日上午10时45分，刘少奇乘坐的飞机抵达金边，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和20多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5月2日，西哈努克亲王陪同刘少奇游览暹粒市容，参观吴哥古迹。前往参观吴哥古迹时，西哈努克亲自驾驶敞篷车和刘少奇并排而坐，莫尼克公主和王光美坐在后排，像家人兜风一样亲密无间，沿途群众挥舞着中柬两国国旗向他们欢呼。5月5日，在金边双方共同签署了中柬联合声明。金边举行了有2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刘少奇和中国代表团。大会结束刘少奇回到王宫后，西哈努克亲王向他赠送了礼物，其中就包括这套珍贵的海绵床垫和枕头。
5月6日，刘少奇在圆满结束对柬埔寨的友好访问后，安全返回昆明。这次访问，在中柬友好交往史上写下了一段佳话。
1998年，西哈努克接受大型纪录片《刘少奇》摄制组的采访时，回忆了刘少奇1963年访问柬埔寨时的情景。他认为刘少奇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英雄，是他和王后两人的伟大的朋友，也是他本人以及柬埔寨人民非常钦佩的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海绵由橡胶加工而成，当时很少见，不像现在到处都有，不稀奇。这套海绵床垫和枕头，充分体现了中柬两国领导人之间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使用过的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刘少奇在抗议造反派的无理批斗和迫害、据理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时使用过的。19８8年11月，王光美将它捐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属国家一级文物。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少奇对社会上发生的种种怪现象感到纳闷：造反派为什么可以打着“破四旧”的名义，随意到任何一个中国公民家里抄家、没收私人财产？学校里的红卫兵为什么可以不经任何机关批准，冲到教师家去宣布某某人为反动权威，轻则批判，重则打骂？社会上的一些人为什么可以捏造事实贴所谓的大字报诽谤别人而不负任何的法律责任？这些都是违背宪法原则的呀！
当时，刘少奇虽然已经“靠边站”，但他还努力去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希望能跟上形势，不过对上述这些严重违背宪法的做法他深恶痛绝。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多次手捧神圣的宪法，教育子女，鞭策自己，尽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勇气和力量维护宪法的尊严，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19６6年8月，红卫兵“破四旧”的浪潮席卷全国，也波及到刘少奇的家里。正在中学读书的刘平平和刘源也响应红卫兵的行动，参加了“破四旧”和抄家活动。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刘平平和刘源又议论着晚上要跟同学们去抄家的事。刘少奇听到他们的谈话，心情十分沉重，便严肃而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饭后，刘少奇从书柜里取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双儿女：“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之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阻拦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父亲的话，震撼了两个孩子的心灵，他们懂得了宪法的神圣，明白抄家是一种违背宪法的活动，于是他们不再和别人一起去抄家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年近七旬的刘少奇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这位由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不仅行动失去了自由，职务和工作权利也被非法剥夺。宪法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1967年8月5日，江青、康生一伙在中南海再次策划了一场针对刘少奇的批斗会。残暴的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虽然疲惫不堪，但这种公然粗暴践踏宪法的行为激怒了他。他叫来机要秘书，双手颤抖着捧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这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语言，表明了刘少奇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作最后的斗争。
留下无尽情思的尼龙袜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藏品中，有这样一双深蓝色的尼龙短袜，袜底和跟部都磨破以后，又加上了多层补丁。据王光美介绍，这双尼龙袜是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朋友赠给刘少奇的。当时，这种袜子在国内还比较稀罕，显得非常珍贵。刘少奇穿得上了补丁后，王光美又穿了12年。它是1985年11月由王光美捐赠的，经鉴定属国家二级文物。
据当年到王光美家征集刘少奇文物的何光国说：王光美对这双袜子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文物交到最后，王光美手中还拿着一双尼龙袜，她依恋地拿着袜子看了又看，脸色也显得深沉起来：“这双袜子不给你们了，我自己想把它留着。”因为这双袜子太珍贵了，何光国反复请求王光美把它贡献出来。王光美沉思良久，最后还是依依不舍地把这双尼龙袜交给了何光国，献给了正在修建中的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讲起这双尼龙袜，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1967年7月18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同时分别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也就是从这天起，刘少奇和王光美开始被分开关押。刘少奇被关在福禄居前院的办公室里隔离看管，并加派了岗哨监视。王光美被关在福禄居的后院。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少奇得知王光美就关在离自己近在咫尺的地方。从此以后，刘少奇天天站在他的北窗前望着后院，深情地注视着那边的动静。尽管其间还有房子隔着，根本看不到后院的一切，可他有时一站就是半天，把埋在心里的对亲人的思念用自己的目光送到后院，以此得到安慰。这件事后来被监视人员发现了，于是就在前后院中间砌上了一堵高高的墙。刘少奇连这一点点安慰也失去了。
1967年8月5日，中南海里也举行了“批斗刘、邓、陶大会”，会场分别设在各家院内。福禄居院里涌进来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曹轶欧以中央文革小组特派员的身份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这次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火药味”比上次更浓，“触及皮肉”更凶。经过这次批斗会，刘少奇和王光美在精神上、健康上都受到极大的打击。从这天起，刘少奇和王光美再也没见过面。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两人被分开后虽互相惦念却难通信息。1967年9月，北京的天气已比较凉了，而王光美还光着脚。一天，她向女看守提出要从家里拿双袜子来穿，看守通知了刘少奇原来的卫士贾兰勋。贾兰勋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几年中与刘少奇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虽然不敢公开去关心自己一直热爱的首长，但一有机会就做他力所能及的事。这次女看守来要袜子，他想：这下机会来了，要拿件有意义的东西给她作纪念。随即他拿了一双刘少奇穿过的尼龙袜给看守，并一同送至后院。王光美接到袜子说：“这双袜子不是我的。”贾兰勋站在一旁，故意提高嗓子严肃地说：“怎么不是你的？这是出国的时候给你买的，你忘了？”
当贾兰勋他们走后，王光美细看袜子时，她惊喜地发现，这是刘少奇穿过的袜子。顿时，一股暖流迅速地流遍全身，她觉得自己马上精神起来了。袜子给她带来了温暖，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带来了生活、斗争的勇气，带来了战友、亲人的情和爱。她穿在脚上，暖在心中。从此，这双袜子便伴随着王光美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2个年头。袜底上用各色小布缝上的补丁也便一层摞一层了。在那漫长的12年中，这双袜子是王光美和刘少奇之间维系情感的唯一的一件物品。
如今，这双留下无尽情思的尼龙袜成了那段特殊历史的见证，也充分体现了刘少奇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凝聚兄弟之情的挽词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幅刘少奇于1949年亲笔写给胞兄刘云庭的挽词。此挽词为行书条幅，上书：“云庭六哥千古，你是我幼年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胞兄刘少奇敬挽”。它属刘少奇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手迹，因而弥足珍贵。2006年11月，经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该物品为国家一级文物。
刘云庭（1887～1949），谱名绍远，是刘少奇的二哥，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六，故刘少奇称他六哥。刘云庭13岁外出闯荡谋生，18岁参加湖南新军，担任过班长、排长、连副等职。1911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早年，刘云庭很关心刘少奇的学习，鼓励刘少奇多看书，并告诉他现在潮流在变，不能光读经书，还要多读新的进步书籍。
1912年，刘云庭回家探亲时，曾向刘少奇介绍时局，并带回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记》给刘少奇阅读，使幼年时代的刘少奇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1913年，刘云庭支持刘少奇考入宁乡县城的新式学堂玉潭学校学习。后来，刘少奇到长沙求学，与刘云庭的联系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刘少奇也有机会到哥哥所在的部队去见识军营生活。刘云庭常常鼓励刘少奇努力学习，但也不反对他参军。1917年3月，刘少奇在刘云庭的全力协助下，进入湖南长沙陆军讲武堂。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少奇在学校和社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消息传到家中，引起家中的恐慌，家里连忙发来“母亲病危”的电报，催促刘少奇回家。刘少奇匆匆赶回家，发现母亲身体很好，就又要离开。正巧刘云庭从部队回家探亲，得知情况后刘云庭理解刘少奇的理想，并对刘少奇说：“家里这样做不好！母亲由我去解释。你到外面去闯，有什么困难，可来信告诉我，我会尽量帮助你的。”刘云庭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钱给刘少奇。从此，刘少奇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年，刘云庭又积极资助刘少奇赴苏俄留学。1924年12月，刘少奇和夫人何宝珍即将调离安源时，刘云庭帮忙将刘少奇与何宝珍生的儿子刘允斌接回老家抚养，解决了弟弟的后顾之忧。1925年12月，刘少奇在长沙被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刘云庭积极参与了营救活动。1927年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奉组织之命离开武汉去庐山养病，刘云庭派自己的勤务兵将刘少奇护送到了庐山。1938年，刘云庭又亲自将年满15岁的刘允斌送往延安，使他们父子得以团聚。
由于刘云庭对刘少奇早年求学、参加革命活动给予了较大帮助，因而深受刘少奇的敬重。
1949年8月，时年62岁的刘云庭在老家去世。此时刘少奇正出访苏联。回国后，刘少奇得知此噩耗非常悲痛，怀着沉痛的心情挥笔写下了这幅挽词，并托人捎回老家，曾挂于刘云庭家里。1959年，刘少奇故居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对外开放，此挽词陈列于故居。1961年，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回到阔别近40年的故乡作农村调查时，将此挽词带回北京。“文革”中，该挽词被专案组人员抄走，1979年退还给王光美。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王光美将此挽词捐赠给刘少奇故居收藏。
此挽词言简意赅，寥寥数字表明了刘云庭对刘少奇幼年的影响及友好关系，凝聚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它既是一件反映刘少奇亲友关系的珍贵文物，也是研究刘少奇早期生平思想的重要实物资料。
在湖南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中，收藏有一张2０世纪6０年代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福禄居使用过的木质棕黄色办公桌。这张办公桌左边部分有四个抽屉，中间部分有一个抽屉，右边部分上面为抽屉，下面为小柜。该办公桌保存完好，但色彩陈旧，桌面漆皮上有几处杯底烫痕，桌面上还有一处烟头烫痕。2００6年11月，经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该办公桌为国家一级文物。
讲起这张办公桌的来历，还真是巧合呢。那是1987年11月，纪念馆工作人员易凤葵、易锦君去北京征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文物，找到中央警卫局。警卫局的同志也不知道哪些是刘少奇曾经用过的，就带他们到一间存放闲置办公用品的房子里，让他们自己去搬部分同一时期的办公桌椅作代用品。该办公桌与其他同样的办公桌放在一起，他们当时就选搬了这一张，连同其他办公用品一起运回纪念馆，陈列在复制的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2００6年6月3０日，纪念馆请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贾兰勋等5人来馆鉴定刘少奇文物，当我们问到这张办公桌是不是原物时，贾兰勋肯定地说，这是刘少奇当年用过的桌子，是原物。他继续讲，由于刘少奇爱抽烟，有一次没注意，放在烟灰缸上的烟掉到了桌面上，致使桌面被烟头烫了一个印痕。贾兰勋用手指着说，就是这个印痕。谁也没有料到，陈列了近2０年的办公桌竟是刘少奇在中南海福禄居办公时使用过的原物。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们真是喜出望外。
从春夏到秋冬，除了外出调查和开会，刘少奇总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和批阅各种文件和报告。据刘少奇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回忆：少奇同志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特别是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国务活动更加繁重。遇上开会或其他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还要连轴转。他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个规律，大致是：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当天的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当天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室（1954年以前，刘少奇每天工作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才休息，这是他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少奇同志每天要批阅的文件很多，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秘书进去也不知道。办公桌上文件堆得满满的，但哪些是毛主席批来的，哪些是政治局要讨论的，哪些是要传阅的，哪些已批阅，哪些需急办，哪些可缓办，哪些要暂存在他那儿，他心中都有数，放得各有位置，清清楚楚。秘书熟悉了这些，听到刘少奇按铃，进到办公室，连问都不用问，就能把名目繁多、批处不同的文件取走，照他的批示交付有关部门处理。他每天的电话也很多，有外事活动的，有求见的，有通知开会的，有催促批文的等等，要及时进行排队分类，按照不同内容，确定哪些上午办，哪些下午办，哪些晚上办，分出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处理，既不乱，又不耽误时间。少奇同志总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用在了操劳国家大事上。有时不看文件，不谈话，但脑子并不闲。那是他沉浸在聚精会神的思考之中了。
在刘少奇办公室内几样简单的办公设备中，可以说这张办公桌也算是和刘少奇最亲近和密不可分的了。刘少奇使用它办公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自由时为止。后来这张桌子就由中央警卫局收存了。
如今，每当人们来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参观，听讲解员讲解这张陪伴着刘少奇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办公桌时，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刘少奇日夜伏案工作、为国操劳的身影。
刘少奇所作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1987年3月，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中，有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它是1956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对党的理论工作的重大贡献，反映了刘少奇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经鉴定属国家三级文物。
为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报告。
为了准备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先后召集中央各部门汇报工作，以便切实摸清党和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情况，从中发现问题，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少奇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就提出过：要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重视发挥沿海工业的活力，重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重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学习苏联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等观点。这些观点对后来毛泽东概括十大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据《刘少奇工作日志》记载，从1955年12月7日起，刘少奇先后约请了37个部门的相关人员座谈。这场以刘少奇为主轴的“车轮大战”，进行了3个多月。中南海的西楼，人进人出，有单人独行的，有成群结队的。每批人马最少半天。会议室里灯火明亮，常常通宵达旦。
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边听边记录，3个月下来，记满了十几个笔记本。
1956年6月底，中共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刘少奇作为具体主持人，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内容到文字，对报告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在起草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期间，是刘少奇思想最集中、责任最大、担子最重、事务最繁忙的时候。据刘少奇秘书刘振德回忆：“他在着手起草报告期间，那本来就没有规律的生活就更被打乱了。他博览了各种有关的资料，找了许多有关人士谈话，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据我们的工作日记记载，他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话先后达几十人次。动笔后，他的身心简直就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连轴转。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吃好、睡好，但是在他开动了脑筋，把自己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的时候，即使是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已摆好，甚至热了又热；即使明明知道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合一下眼皮，该休息片刻了，但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情感已全部凝聚于笔端，全部倾注于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中。我们谁还敢而且谁还忍心去打断他那黄河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思绪！每当这时，我们只能把对他身体的担心变成一种祈祷，由衷地祝愿他身心永远那样健康，精力永远那样充沛。”
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明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
报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确定“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报告强调了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问题。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6０年刘少奇出访苏联的相册
在刘少奇遗物中，有一本珍贵的相册。此相册内为196０年11月至12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期间的照片。相册为蓝色精装封面，内为灰色相卡纸。封面中间有黑色印堂，金色花纹框边，中部还有一椭圆形金色花纹圈，圈内有彩色房屋油画，封面和封底之间有金色皇冠形搭扣。该相册在“文革”中被中央专案组封存，198０年刘少奇平反后退还给王光美。1987年11月，王光美将其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这些刘少奇在196０年访苏期间活动的照片，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经鉴定，此相册属国家二级文物。
196０年春夏，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本已十分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196０年11月，刘少奇率领有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人参加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赴莫斯科。这是他第六次踏上这片国土，也是他担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出访。刘少奇此次访苏，一方面要在重大问题上继续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又要顾全大局，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还要努力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然，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从11月5日抵达莫斯科，到12月9日回国，刘少奇在苏联度过了34天。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为争取中苏关系的改善作了不懈的努力。
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4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刘少奇登上莫斯科红场的检阅台，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在这前后，刘少奇同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先后拜会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拜谒了列宁和斯大林陵墓。
11月10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开幕。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加之会前苏共中央又向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散发了一份长达6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因此会议气氛从一开始就很不正常。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一方面坚持原则，在大会上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争取各代表团的理解与合作。由于刘少奇进行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才使紧张的气氛得到缓解。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刘少奇代表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这两份文件上签了字。
12月1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说：“虽然这次会议的过程是有曲折的，有一段时间的气氛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不少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提出了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批评和指责”，但是，由于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终于克服了困难，使这次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说：“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以后，各兄弟党将更加亲密地并肩前进，在自己的队伍中消除分歧、停止攻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发展我们的共同事业。”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不顾连日开会的疲劳，率代表团到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城市进行了友好访问。12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大集会上，刘少奇发表了著名的讲演。已是满头白发的刘少奇，深情地回忆起他第一次到苏联的情形。他说：“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他们（苏联人民）却有着极高的工作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着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发生各种困难的原因。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这样，到莫斯科以后不久，在1921年冬，我就加入了共产党。从那时候起，我就为拥护苏联，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刘少奇诚挚的讲演，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场面极其热烈、感人。
12月9日，代表团回国，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亲临机场迎接。
翻阅着这本相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刘少奇当年访苏的一幕幕情景，看到了刘少奇为缓和中苏关系而忙碌的身影。
刘少奇乘坐过的飞机
2001年初，有新闻媒体报道：一架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乘坐过的飞机停放在四川彭州的一家公园内已冷落多年。此消息一刊出，即引起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关注。经过两年多的寻访、求证、征集、购买等，2003年11月，这架飞机终于回到了刘少奇的故乡，停放在纪念馆“花明德育园”内。
这架飞机为什么会隐匿在彭州小城呢？负责看守飞机的周尚良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当年飞机退役后，停放在陕西汉中某军用机场，1994年四川省地方铁路建设总公司获悉是“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过的专机”，就花费200多万元向有关方面购买了这架飞机，并在汉中机场对机体进行分拆，运至四川彭州组装。1996年1月28日，在彭州公园以“奇美寓教娱乐中心”的名义对游人开放。开放之初，曾火爆一时，但后来游人越来越少，经营很不景气。专机自停放到彭州以来，因无钱进行养护和维修，导致专机多处油漆脱落，仪器仪表破败不堪。
刘少奇乘坐过的飞机为苏制伊尔－18型飞机，编号为240。我国于1959年购买了5架伊尔－18型飞机（240为仅存的一架），作为中国民航主力机型，同时也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专机使用。
240号飞机作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等领导人都曾乘坐过。它曾伴随刘少奇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外事活动，既是刘少奇革命生涯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新中国外交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见证。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为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促成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时，就是乘坐该专机出访的。这次，是刘少奇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访东南亚，对于新中国冲破国际封锁，打开外交新局面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刘少奇出访的第一站是印尼。出访前，为了保证绝对安全，中国外交部和印尼政府交涉，最好不要空中护航。但是，当刘少奇乘坐的专机飞至离雅加达马腰兰机场还有几百公里时，4架印尼的喷气式战斗机却已前来接应护航了。他们的这一友好礼节，给机组平添了几许紧张和担忧。因为4架印尼战斗机为专机护航，实际上等于5架飞机飞编队，而当时中国专机飞行员从来没有与战斗机进行过编队飞行训练。那时，中国的专机在国内执行任务时，其他飞机都要避让。毛泽东专机出动时，全国禁空；周恩来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时，沿线机场的所有飞机都要停飞。所以中国专机飞行员并没有编队飞行的经验。听说印尼那4架飞机将会围在四周，专机飞行员和机组工作人员都非常担心。因为紧张，飞行员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当专机机组接到地面指挥员的通知，说印尼护航飞机已经与专机编好队形时，大家都伸长脖子往外观望，可前后左右都没有发现印尼战斗机的踪影。正准备向地面汇报没有看见护航飞机时，印尼飞机却像变魔术一般从专机机翼底下呼啦啦飞了出来，距离近得连对方飞行员的鼻子、眼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尽管机组人员紧张得浑身冒汗，尽管明知用不着这样“贴”着护航，但又不能要求印尼战斗机与专机拉开一定距离。面对着友好而调皮的印尼飞行员，专机驾驶员只好硬着头皮竭尽全力保持好飞行状态。所幸沿途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专机最后平稳降落在雅加达马腰兰机场。
出访的第二天，刘少奇夫妇、陈毅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及机组人员，应邀参加在马腰兰机场举行的印尼航空节庆祝活动，观看飞行表演。没想到表演发生了意外。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一架飞机坠毁在主席台前的空地上，燃起了熊熊大火。爆炸刚刚停止，刘少奇就真诚地宽慰苏加诺总统说：“这样的事在哪个国家都难免发生，谨请总统阁下代表我和中国人民向死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慰问。”刘少奇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风度，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采，令在场的华人华侨感到莫大的荣耀和振奋，更令印尼主人深为折服。
之后，专机又载着刘少奇一行相继访问了缅甸、柬埔寨和越南。
中苏论战前夕，为征求意见，中国曾邀请朝鲜、越南等国领导人来华商议。1963年5月28日，刘少奇曾专程陪同金日成乘坐该飞机从北京去武汉会见毛泽东。
该飞机外观构件保存较完整，机舱除驾驶舱外，还被隔离成头等舱、普通舱、休息舱、货品储藏舱、洗手间等。客舱内座椅和休息舱内军用床，包括床单都是飞机上原有物品。它在巩固中外友好关系，促进新中国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2006年11月，经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该飞机为国家一级文物。
患难见真情的《宋庆龄选集》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本宋庆龄赠送给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宋庆龄选集》。这本选集是19６6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精装本，护封为红色，书面为白色绢绸，上面烫着金线。该书是1985年11月由王光美赠送的，已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说起该书的来历，还有一则感人至深的小故事。
19６6年底，刘少奇受到错误批判，身处逆境，被诬陷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对于刘少奇的遭遇，宋庆龄得讯后曾当场表示：像他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她极不理解：“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大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在当时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很难得、很可贵的。宋庆龄仍视刘少奇为值得尊敬的老革命家，派秘书给刘少奇和王光美送来了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并亲笔在扉页上题写“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同时，她还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寄来了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等。仿佛一切都与过去没什么不同。这是对刘少奇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无声抗议，是对受害者最珍贵的同情和支持。这是一种何等珍贵的革命友谊！显示出了怎样的胆量和品格啊！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刘少奇、宋庆龄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就互相了解了。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他们更是开始了直接交往。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在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数十载期间，在间接合作与直接共事的过程中，交往密切，友谊深厚，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1949年9月，刘少奇和宋庆龄都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时，刘少奇当选为会长，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副会长。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当选为副委员长。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当选为副主席。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和宋庆龄再次分别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在近18年的合作共事中，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都十分融洽。
1951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休养时，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宋庆龄邀请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到她在上海的家里作客。谈话中，他们自然地谈起了孙中山先生。刘少奇感慨地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
1957年4月，刘少奇因公到上海，像往常一样，他和王光美去探望宋庆龄。他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促膝谈心。他们谈起孙中山先生的献身精神，谈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党的正确领导，由此谈到了正在开展的党的整风，尤其是欢迎各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等。
谈话中，宋庆龄恳切地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
刘少奇很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刘少奇告诉宋庆龄：“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当时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新中国成立后，她一切按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办，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保持着高度一致。刘少奇曾对王光美说：“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宋庆龄理解党的用意，服从党的决定，也完全懂得自己的党外身份对国家对党更有利。以后的许多年里，党一直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同志。党内文件按时送给她看，一切大事都征求她的意见，和她商量。1957年11月，还请她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
1960年，因宋庆龄在北京的住宅交通不太方便，也不太安静，组织上给她调换了一处住所。可由于房子刚粉刷过，有些潮湿，引起她关节不适。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已有决定，无论哪一级都不许盖住房，但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情况，决定按她的需要另建一处新居，并派人带了设计方案专程去上海征求她的意见。刘少奇叫王光美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请她向有关同志尽量谈出她的需求。宋庆龄很快回信谢绝：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感谢党中央的关照。
1963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宋庆龄非常关心，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为刘少奇想到了，并亲自拟了一张单子，写满了许多注意事项，派秘书向王光美详细解释。
刘少奇知道宋庆龄最爱孩子，就教育自己的孩子爱宋庆龄，给宋庆龄写信，送自己制作的贺年卡、手工和图画等。20世纪50年代初期，刘少奇就曾对王光美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
宋庆龄不但对刘少奇本人非常尊敬，与他有着很深的同志感情，而且与王光美也是很好的朋友，与他们的子女们也都有着十分密切、友好的关系。孩子们都亲热地叫她“宋妈妈”。宋庆龄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这本《宋庆龄选集》静静地陈列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室里，一本普通的书，向我们展示了两位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之间深厚的友谊，给我们以深深的鼓舞、震撼与启迪。
西哈努克赠送的海绵床垫和枕头
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四国时，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给刘少奇一套海绵床垫和枕头。此后，刘少奇长期使用，直到1969年10月被押送到河南开封“监护”时为止。1985年，王光美将它们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珍藏。经鉴定，这两样物品均属国家二级文物。
西哈努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柬友好事业，并多次访问中国，受到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就是在这套珍贵的海绵床垫和枕头背后，蕴藏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应邀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东南亚四国。中国政府公布这一消息后，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注意。刘少奇出访柬埔寨的日程定为5月1日至7日。据中方情报部门侦悉，国民党特务为了阻止刘少奇出访柬埔寨，制订了一套空中、地面的周密破坏计划。企图破坏中国专机的阴谋失败以后，潜入柬埔寨的国民党特务又准备在金边暗杀刘少奇。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中柬双方开始了紧张的侦破工作，访问是否仍按原定计划进行，成为问题的焦点。4月26日，一封关键的密码信破译成功，国民党特务在刘少奇必经的机场至柬埔寨王宫的公路旁边租用了一间民房，从民房挖了一条直抵公路下方的地道，企图在公路底下埋藏破坏力巨大的炸药、手榴弹和雷管，等访问车队经过时引爆。中方迅速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柬埔寨王国政府。4月28日，柬埔寨安全部门宣布金边市实行戒严，同时对潜伏特务团伙实施抓捕。当夜逮捕了46名特务分子，起获了一批用于暗杀的农药、ＴＮＴ烈性炸药、手榴弹、定时炸弹和一大堆作案工具。至此，谋杀刘少奇的阴谋被粉碎。这时距刘少奇访柬只有48小时。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破坏活动，中柬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把握。刘少奇得知这一情况后说：“敌人不让我去，我偏要去。”5月1日凌晨1时，当西哈努克亲王听到刘少奇仍按原定日期访柬的报告后，眼圈湿润了，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5月1日上午10时45分，刘少奇乘坐的飞机抵达金边，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和20多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5月2日，西哈努克亲王陪同刘少奇游览暹粒市容，参观吴哥古迹。前往参观吴哥古迹时，西哈努克亲自驾驶敞篷车和刘少奇并排而坐，莫尼克公主和王光美坐在后排，像家人兜风一样亲密无间，沿途群众挥舞着中柬两国国旗向他们欢呼。5月5日，在金边双方共同签署了中柬联合声明。金边举行了有2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刘少奇和中国代表团。大会结束刘少奇回到王宫后，西哈努克亲王向他赠送了礼物，其中就包括这套珍贵的海绵床垫和枕头。
5月6日，刘少奇在圆满结束对柬埔寨的友好访问后，安全返回昆明。这次访问，在中柬友好交往史上写下了一段佳话。
1998年，西哈努克接受大型纪录片《刘少奇》摄制组的采访时，回忆了刘少奇1963年访问柬埔寨时的情景。他认为刘少奇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英雄，是他和王后两人的伟大的朋友，也是他本人以及柬埔寨人民非常钦佩的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海绵由橡胶加工而成，当时很少见，不像现在到处都有，不稀奇。这套海绵床垫和枕头，充分体现了中柬两国领导人之间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使用过的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刘少奇在抗议造反派的无理批斗和迫害、据理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时使用过的。19８8年11月，王光美将它捐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属国家一级文物。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少奇对社会上发生的种种怪现象感到纳闷：造反派为什么可以打着“破四旧”的名义，随意到任何一个中国公民家里抄家、没收私人财产？学校里的红卫兵为什么可以不经任何机关批准，冲到教师家去宣布某某人为反动权威，轻则批判，重则打骂？社会上的一些人为什么可以捏造事实贴所谓的大字报诽谤别人而不负任何的法律责任？这些都是违背宪法原则的呀！
当时，刘少奇虽然已经“靠边站”，但他还努力去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希望能跟上形势，不过对上述这些严重违背宪法的做法他深恶痛绝。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多次手捧神圣的宪法，教育子女，鞭策自己，尽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勇气和力量维护宪法的尊严，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19６6年8月，红卫兵“破四旧”的浪潮席卷全国，也波及到刘少奇的家里。正在中学读书的刘平平和刘源也响应红卫兵的行动，参加了“破四旧”和抄家活动。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刘平平和刘源又议论着晚上要跟同学们去抄家的事。刘少奇听到他们的谈话，心情十分沉重，便严肃而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饭后，刘少奇从书柜里取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双儿女：“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之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阻拦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父亲的话，震撼了两个孩子的心灵，他们懂得了宪法的神圣，明白抄家是一种违背宪法的活动，于是他们不再和别人一起去抄家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年近七旬的刘少奇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这位由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不仅行动失去了自由，职务和工作权利也被非法剥夺。宪法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1967年8月5日，江青、康生一伙在中南海再次策划了一场针对刘少奇的批斗会。残暴的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虽然疲惫不堪，但这种公然粗暴践踏宪法的行为激怒了他。他叫来机要秘书，双手颤抖着捧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这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语言，表明了刘少奇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作最后的斗争。
留下无尽情思的尼龙袜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藏品中，有这样一双深蓝色的尼龙短袜，袜底和跟部都磨破以后，又加上了多层补丁。据王光美介绍，这双尼龙袜是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朋友赠给刘少奇的。当时，这种袜子在国内还比较稀罕，显得非常珍贵。刘少奇穿得上了补丁后，王光美又穿了12年。它是1985年11月由王光美捐赠的，经鉴定属国家二级文物。
据当年到王光美家征集刘少奇文物的何光国说：王光美对这双袜子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文物交到最后，王光美手中还拿着一双尼龙袜，她依恋地拿着袜子看了又看，脸色也显得深沉起来：“这双袜子不给你们了，我自己想把它留着。”因为这双袜子太珍贵了，何光国反复请求王光美把它贡献出来。王光美沉思良久，最后还是依依不舍地把这双尼龙袜交给了何光国，献给了正在修建中的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讲起这双尼龙袜，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1967年7月18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同时分别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也就是从这天起，刘少奇和王光美开始被分开关押。刘少奇被关在福禄居前院的办公室里隔离看管，并加派了岗哨监视。王光美被关在福禄居的后院。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少奇得知王光美就关在离自己近在咫尺的地方。从此以后，刘少奇天天站在他的北窗前望着后院，深情地注视着那边的动静。尽管其间还有房子隔着，根本看不到后院的一切，可他有时一站就是半天，把埋在心里的对亲人的思念用自己的目光送到后院，以此得到安慰。这件事后来被监视人员发现了，于是就在前后院中间砌上了一堵高高的墙。刘少奇连这一点点安慰也失去了。
1967年8月5日，中南海里也举行了“批斗刘、邓、陶大会”，会场分别设在各家院内。福禄居院里涌进来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曹轶欧以中央文革小组特派员的身份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这次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火药味”比上次更浓，“触及皮肉”更凶。经过这次批斗会，刘少奇和王光美在精神上、健康上都受到极大的打击。从这天起，刘少奇和王光美再也没见过面。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两人被分开后虽互相惦念却难通信息。1967年9月，北京的天气已比较凉了，而王光美还光着脚。一天，她向女看守提出要从家里拿双袜子来穿，看守通知了刘少奇原来的卫士贾兰勋。贾兰勋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几年中与刘少奇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虽然不敢公开去关心自己一直热爱的首长，但一有机会就做他力所能及的事。这次女看守来要袜子，他想：这下机会来了，要拿件有意义的东西给她作纪念。随即他拿了一双刘少奇穿过的尼龙袜给看守，并一同送至后院。王光美接到袜子说：“这双袜子不是我的。”贾兰勋站在一旁，故意提高嗓子严肃地说：“怎么不是你的？这是出国的时候给你买的，你忘了？”
当贾兰勋他们走后，王光美细看袜子时，她惊喜地发现，这是刘少奇穿过的袜子。顿时，一股暖流迅速地流遍全身，她觉得自己马上精神起来了。袜子给她带来了温暖，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带来了生活、斗争的勇气，带来了战友、亲人的情和爱。她穿在脚上，暖在心中。从此，这双袜子便伴随着王光美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2个年头。袜底上用各色小布缝上的补丁也便一层摞一层了。在那漫长的12年中，这双袜子是王光美和刘少奇之间维系情感的唯一的一件物品。
如今，这双留下无尽情思的尼龙袜成了那段特殊历史的见证，也充分体现了刘少奇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凝聚兄弟之情的挽词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幅刘少奇于1949年亲笔写给胞兄刘云庭的挽词。此挽词为行书条幅，上书：“云庭六哥千古，你是我幼年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胞兄刘少奇敬挽”。它属刘少奇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手迹，因而弥足珍贵。2006年11月，经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该物品为国家一级文物。
刘云庭（1887～1949），谱名绍远，是刘少奇的二哥，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六，故刘少奇称他六哥。刘云庭13岁外出闯荡谋生，18岁参加湖南新军，担任过班长、排长、连副等职。1911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早年，刘云庭很关心刘少奇的学习，鼓励刘少奇多看书，并告诉他现在潮流在变，不能光读经书，还要多读新的进步书籍。
1912年，刘云庭回家探亲时，曾向刘少奇介绍时局，并带回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记》给刘少奇阅读，使幼年时代的刘少奇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1913年，刘云庭支持刘少奇考入宁乡县城的新式学堂玉潭学校学习。后来，刘少奇到长沙求学，与刘云庭的联系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刘少奇也有机会到哥哥所在的部队去见识军营生活。刘云庭常常鼓励刘少奇努力学习，但也不反对他参军。1917年3月，刘少奇在刘云庭的全力协助下，进入湖南长沙陆军讲武堂。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少奇在学校和社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消息传到家中，引起家中的恐慌，家里连忙发来“母亲病危”的电报，催促刘少奇回家。刘少奇匆匆赶回家，发现母亲身体很好，就又要离开。正巧刘云庭从部队回家探亲，得知情况后刘云庭理解刘少奇的理想，并对刘少奇说：“家里这样做不好！母亲由我去解释。你到外面去闯，有什么困难，可来信告诉我，我会尽量帮助你的。”刘云庭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钱给刘少奇。从此，刘少奇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年，刘云庭又积极资助刘少奇赴苏俄留学。1924年12月，刘少奇和夫人何宝珍即将调离安源时，刘云庭帮忙将刘少奇与何宝珍生的儿子刘允斌接回老家抚养，解决了弟弟的后顾之忧。1925年12月，刘少奇在长沙被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刘云庭积极参与了营救活动。1927年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奉组织之命离开武汉去庐山养病，刘云庭派自己的勤务兵将刘少奇护送到了庐山。1938年，刘云庭又亲自将年满15岁的刘允斌送往延安，使他们父子得以团聚。
由于刘云庭对刘少奇早年求学、参加革命活动给予了较大帮助，因而深受刘少奇的敬重。
1949年8月，时年62岁的刘云庭在老家去世。此时刘少奇正出访苏联。回国后，刘少奇得知此噩耗非常悲痛，怀着沉痛的心情挥笔写下了这幅挽词，并托人捎回老家，曾挂于刘云庭家里。1959年，刘少奇故居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对外开放，此挽词陈列于故居。1961年，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回到阔别近40年的故乡作农村调查时，将此挽词带回北京。“文革”中，该挽词被专案组人员抄走，1979年退还给王光美。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王光美将此挽词捐赠给刘少奇故居收藏。
此挽词言简意赅，寥寥数字表明了刘云庭对刘少奇幼年的影响及友好关系，凝聚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它既是一件反映刘少奇亲友关系的珍贵文物，也是研究刘少奇早期生平思想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