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成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当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转移到扩大内需消费上来的时候,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成为改革的焦点。
　　
　　“贫富”两重天
　　
　　目前,贫富差距过大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以2008年统计公报为例,城乡之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31……
　　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国内基尼系数已升至0.48,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
　　北京一家民营企业的小白领马旭阳告诉记者,他的月薪是5000元左右。在北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每月5000元的收入除去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已相形见绌。他经常为自己的窘境心生惭愧。而他家乡的一个同学,毕业后进入了当地的电力系统,马旭阳当时还嘲笑他胸无大志,不肯与他来北京闯荡。几年前的一次聚会却让他无地自容。同学告诉他,自己的工资虽然不是很高,但各种福利收入加在一起,每年收入超过15万元,比他的收入2倍还多。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大家都在同一水平线上,有一天,差距可以变得那么大。”马旭阳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对这种差距的无力。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而实际上,中国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如果将灰色收入统计在内,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企业和政府挤占劳动者收入
　　
　　“不想再给老板打工了,我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再看看老板挣多少钱?”在北京东单附近做服装导购的于芳决定春节后不再回京。
　　于芳在这家中式服装连锁店工作三年多,每月基本工资1500元,加上提成,最好的时候月收入4000元左右,平均每月不到3000元。“我干了几年,工资也没涨过,你看我们老板,一年几百万元。”于芳心里很不平衡。
　　据了解,此前一些城市出现“民工荒”,并不是真的缺少民工,而是因为民工收入年年不见涨,而企业盈余所得越来越高。
　　同时,近10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却一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国家财政收入占的比例过高。
　　目前的现状是,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劳动收入增长赶不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政府和企业大大挤占了劳动者收入增长的空间。
　　
　　税务负担全球第二
　　
　　据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收入分配改革应在二次分配领域减少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这种结构恰恰导致工薪阶层负担更重。而前不久财政部出台了一个规定,将职工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管理,这让本来就税赋过重的工薪阶层雪上加霜。
　　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张晖告诉记者,他现在的月工资是4500元,外加1000元的交通通讯补贴。此前,他的个人所得税是按4500元交纳,现在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后,他要按5500元交税,而自己的实际所得变少了。“对于富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本来钱就不够用的,以后更不敢消费了。”张晖很郁闷。
　　税制改革显然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昌盛认为,这项改革必须加快,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抵扣,这是个税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缺位的公共服务
　　
　　“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还要为自己攒些钱以防不时之需,能不花的钱就不花了。”这是中低收入群体“有钱不敢花”的普遍心态。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居民不得不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这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
　　公共服务能为最广大的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作用。但我国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多的是“经济建设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相对滞后。政府资源向国有企业、向投资倾斜,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且十分不均衡。
　　
　　改革已箭在弦上
　　
　　根据相关方面透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调是:“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间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现在的收入结构中,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合计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收入,他们的消费潜力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许多既得利益者,如何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在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建立适度的平衡,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难题。
　　摘自《小康》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