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溥是我进上海市委宣传部后的第一位上司，当时是我们研究室的主任。最初只听说老吴是市委机关的大笔杆子。时间久了才知道他就是沪上鼎鼎有名的杂文家“楚云飞”。他的杂文，诙谐风趣，言之有物，引用古今中外的典故顺手拈来，刻画市井小民的心态活灵活现。
　　老吴出生在人文荟萃的安徽歙县，十几岁到上海一家药房当学徒。在抗战烽火中萌发爱国进步思想，1945年3月被中共地下组织吸收入党，随即去皖南解放区，进入抗大十分校学习，之后就一直在部队担任文化宣传工作。1949年3 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老吴在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担任军代表，随大军进城，接管国民党报纸。此后，吴云溥长期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华东局宣传部主管新闻工作。 1963 年调到上海市委办公厅担任政治秘书室主任，直到“文革”爆发。
　　“文革”前，老吴在人才济济的上海市委机关，学历不高、年纪不大、但水平不低，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柯庆施、陈丕显、石西民等市委领导都喜欢让他起草讲话稿。各部门的笔杆子写报告也总会悄悄地请他去指点润饰。经他大笔一挥后的报告，十有八九可以顺利过关。因为老吴才思敏捷，既吃透上面的政策，又熟悉下面的民情。他的文字，既引经据典，又有群众语言，学者读来不觉浅，百姓读来不嫌深，可这样一位才子却常因文字惹祸，经历了曲折的人生。
　　“文革”初，吴云溥就被作为市委的“黑秀才”抄家批斗，受尽辱骂毒打，脖子上挂着十几斤重的大牌子游街，性格豪放的老吴一度萌生自杀念头。文革后期，按照毛泽东的“给出路”政策，吴云溥被“解放”出来。当时的市革委会写作组让他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四人帮”被粉碎后，有人抓住书稿中的错误观点，指他为“四人帮”的“黑秀才”。好在时间不长，老吴就被认为“是在错误路线之下写过错误文章”，解脱了。就在吴云溥负责重建市委宣传部之时，昔日的老领导老领导要把他带到湖北省去出任要职。老吴反复考虑：“他是‘全国粮票’’’’，不知哪天就到中央去了。我是’’’’地方粮票’’’’，他到中央，我到不了中央。老婆孩子在上海，我又回不来，怎么办？”他就向老领导表示不愿随他而去。老领导认为老吴不愿为他所用，一怒之下，和上海市委领导打招呼：“吴云溥在“文革”中有问题。”有了这句话，他再也不得重用了，只能一直待在研究室主任这个职位上。
　　老吴爱才，说我的性格像他年轻时一样，所以对我特别关照。我们渐渐从上下级关系变成了莫逆之交。那时候，我常被市委领导叫去起草文件报告。老吴私底下向我传授了不少“秘书经”。例如，他说给领导起草重要报告，没有可能一次过关，领导不可能认为你水平那么高，总要改个七八稿，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枝节问题。不必太伤神，只要第一稿认真写，接下来的日子敷衍下，最后一稿一定通过。因为明后天就要开会作报告了，不可能因讲话稿不通过而改会期。老吴还说，有些日子，像鲁迅诞辰，八一建军节，领导一定要去讲话。你把今年的稿子留到明年，只要加上些新形势新名词就照样用，不必从头写过。老吴传授的这些诀窍，使我在机关那几年过得很轻松。既有笔头快的好名声，又有时间继续做自己的学问。
　　1986年，吴云溥离开了长期工作的市委宣传都，被调去筹建市地方志办公室。市里只敢给他一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名头，但老吴却无怨无悔地接下了这副摊子，做得有声有色。他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公开发行的史志刊物《上海滩》 ，并任主编达10年。才子终究是才子，老吴出手不凡，把《上海滩》办得生龙活虎，一纸风行。后来因为刊登了一篇徐景贤的文章而惹祸，他被迫辞去主编职务。革命一辈子的老吴最后连一手创办的《上海滩》也保不住，不得不回家赋闲。1999年他在太湖疗养院突发心脏病驾鹤西去。那时，我正在北京出差。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告诉我这个噩耗，我连夜赶去上海，躲在人群的尾巴里送别了我的老上司。